公安机关初查制度论纲

公安机关初查制度作为刑事立案的前置程序,具有打击犯罪,保障人权,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重要意义。初查制度已成为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权的重要方式,但其制度基础却亟待构建和完善。从法律性质上看,初查为行政执法行为,而非刑事侦查行为。初查制度的构建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初查制度原则的确立;初查制度程序的设计;初查行为证据的效力。应通过监督程序和机动侦查权的设计,对公安机关初查制度进行法律监督。     

试论公安机关侦查权内部监督的完善

侦查权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公权力。侦查权的行使不仅关乎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而且也关乎当事人基本权益的保障。对于侦查权的监督就是在保障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和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的制衡配置。我国虽然已经初步构建了包括人大、政协、信访、检察、媒体等各种社会组织对侦查权的监督网络。但是,侦查环节地位十分显赫,法治理念相对淡薄,违法侦查行为依旧存在,监督体系也存在缺陷,所以有必要通过强化侦查人员的法治观念、完善侦查行为的法律规范、健全公安内部的监督机制、实施讯问的录音录像制度等途径完善公安机关侦查权的内部监督。     

公安行政行为与刑事侦查行为界说

公安机关拥有行政权和刑事侦查权,正确区分公安机关不同的职权行为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评述我国现有公安行政行为与刑事侦查行为区分标准学术观点的基础上,分析了以“刑事侦查的目的”为标准所存在的弊端。认为应该以是否进行了刑事立案、是否是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行为种类等形式标准进行区分。     

论我国刑事悬赏制度的构建

刑事悬赏是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中为了快速侦破案件,向社会不特定人作出的一种以赏金换取侦查线索的法律行为。刑事悬赏的性质:私法上的法律行为;单方法律行为。构建刑事悬赏制度包括悬赏海报的制作、适用范围、赏金来源、标准、发放原则、举报人权益保护。     

公安机关初查制度探析

初查,作为一项刑事诉讼制度,尽管没有纳入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却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诉讼实践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阶段,我国法律关于初查制度的规定仅见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立法层面的缺失使得其在合法性上存在一定问题,这就导致初查制度在理论层面争议较大。同时,由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对初查制度规定得过于简单笼统,使得初查制度无法对公安机关的工作进行有效的指导,这就导致初查制度在实务层面存在较大问题。鉴于此,有必要理顺初查制度的基点,进一步规范初查制度的实施,以便公安机关能够更好地运用初查制度解决问题。     

司法鉴定人资格刍议

公安机关的司法鉴定工作是由公安机关设置的各级刑事科学技术部门承担 ,鉴定工作的主要内容为刑事科学技术鉴定。鉴定人的身份是人民警察 ,他们肩负着为刑事侦查提供方向和线索 ,为审判提供科学证据的职责 ,其工作职能是由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侦查权所决定的 ,其资格认定有条件限制 ,受法律保护。     

关于刑事自诉案件中公安机关侦查权的几点思考

关于刑事自诉案件中公安机关侦查权的相关法律规定存在缺陷,即公安机关的这一侦查行为的法律性质不明,相关规定缺乏可操作性,缺少侦查终结后的法定程序,对侦查后的案件是否仍为自诉性质未作说明。鉴此应从立法上明确此种侦查行为是一项法律救济措施,并强化其可操作性;对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满足特定条件时公安机关也可侦查;经公安机关侦查的自诉案件,仍由法院自诉案件审理程序进行审理。     

论刑事初查的属性及其立法完善

刑事初查作用、证明对象与初查主体、行为及初查证据都显示初查具有侦查属性。借鉴域外各国刑事初查立法实践,结合我国立法、司法经验,通过侦查的三段化改造来完善刑事初查是一种有效途径。明确初查的法律地位,把立案纳入到侦查程序并相对独立化强制侦查阶段,将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目的。     

公安刑事案件初查问题浅析

公安刑事案件初查制度的建立,是由我国刑事立案条件和刑事案件的侦查模式所决定的。公安刑事案件初查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的原因在于法律规范的缺失。顺应刑事犯罪侦查的内在规律,结合我国目前刑事诉讼工作的实际情况,把刑事案件初查纳入刑事诉讼程序中,作为刑事立案前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是我国刑事立法的大势所趋。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规范和完善公安刑事案件初查的主体、管辖权、期间、工作流程,细化初查措施,强化诉讼权利,是公安刑事司法实务部门和理论部门首先应解决的问题。     

现行经济犯罪初查制度瓶颈的突破与完善

当前,经济犯罪初查制度面临诸项瓶颈,原因是立案条件过高,初查难以达到证明标准;现有初查手段有限且受限制过多,难以应对经济犯罪初查的复杂形势;初查行为性质法律界定不明,讼争纷纭。故此,应对经济犯罪初查制度进行司法性改良;解构当前的程序顺位,重建经济犯罪初查制度;构建司法审查机制,重构经济犯罪初查的支撑体系。     

刑事侦查鉴定权配置的中国模式及其改革

当前正是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的重要时期,我国刑事侦查中的司法鉴定制度必须进行改革。对两大法系国家侦查中的司法鉴定制度进行比较,对我国侦查程序中司法鉴定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对侦查机关的鉴定权从纵向上加强检察机关的监督,从横向上加强当事人的鉴定权,才能更适合我国的刑事诉讼文化和刑事诉讼环境。     

1997～2007：我国预审制度的变革及反思

1997年"侦审合一"改革,使得在我国具有60余年历史的预审机构及制度的实际消亡是不争的事实。在改革是否有悖立法宗旨等的巨大争议中,侦审合一改革已历时十年。侦审改革使我们对预审学的理论研究及其学术研究跟着行政命令走的学术现象进行反思。"预审"的出现是人类法律制度史上的一个进步,在我国重新修订刑事诉讼法的关键时刻,山东高密"预审法官"试验和学者谏言值得关注。当前,公安学和预审学界应当深入研究我国预审制度的重构这一重大话题。     

悬赏在侦查实践中的运用

侦查中的悬赏是一种以特定信息交易为单方法律行为 ,它基于侦查机关与案件知情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产生。它具有超越执法资源限制、促进侦查公开、预防犯罪等功能 ,也会因公开案情具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因此如何规范悬赏在侦查实践中的适用以及如何保障举报人的合法权益等问题凸显重要。     

海峡两岸侦查制度比较研究

在台湾的刑事诉讼中,检察官是法定的侦查主体,而司法警察官是实践中的侦查行为者。在大陆法学研究者呼吁实行检察引导侦查的同时,台湾的研究者却在冷静地批判检察官作为法定侦查主体的严重弊端。台湾的侦查启动主要基于被害人的告诉、其他人的告发或犯罪嫌疑人的自首,而不履行特定的决定程序,大陆的侦查启动则以立案决定为前提。台湾的侦查终结由检察官决定,大陆的侦查终结则通常由公安机关决定。     

对网上追逃产生的异地羁押的侦查监督

网上追逃作为一种高效的侦查手段,被公安机关广泛应用。但由于缺乏法律依据,网上追逃也存在诸多争议,异地羁押期间应否计入刑事拘留期间便是其中之一。应当将网上追逃这种高效的侦查手段写入刑事诉讼法,而且要细化网上追逃的执法程序,明确立案地、抓获地公安机关的职责,使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力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据、有序地行使,也为检察机关顺利实现法律监督职能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     

从侦审改革困境看侦查监督权力的配置与优化

强化侦查权制约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公安机关的侦审一体化改革削弱了侦查权内部控制的力度,疏离了内外制约力量的配合,使侦查监督制度面临更沉重的压力。而审核式预审机制在实践中的兴起启示我们,预审作为我国侦查权内部制约的重要环节之一,在司法监督制约模式短期内难以实现的前提下,与检察院侦查监督制度进行"内外结合",是完善我国侦查权力控制机制的较好进路之一。     

刑事错案的形成与救济——以侦查工作为视角

面对公众对错案的关注与质疑,公安机关不仅是纠正错案、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更应当反思刑事错案的成因。侦查阶段应强化无罪推定、疑罪从无意识,强化取证、确保队伍执法素质提升,强化走访、确保言词证据真实,完善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细化监督、动态监控确保执法监督最大化,切实通过制度完善、程序遵循等保证执法的公平正义。     

试论侦查监督

侦查监督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实现司法公正、强化程序正义、保障人权的重要途径。相对于整个诉讼过程而言,侦查阶段关系重大。要求也最苛刻。侦查阶段存在的任何问题都会影响诉讼质量。因此,发挥侦查监督的应有作用。需要加强侦查监督的专门立法工作,改革现有司法体制。赋予检察机关更多的监督权,提高检察官的素质,建立与时俱进、科学的侦查监督运行机制。     

刑事拘留引起的国家赔偿与赔偿监督

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公安机关办案程序的原因,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的法律依据缺位,对公安机关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后引起的国家赔偿和检察机关赔偿监督造成很大的困扰,文章提出解决现实困境的设想:公安机关撤销指控或出具《侦查终结告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