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新中国的法制建设

毛泽东同志对新中国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在废除国民党伪法统的基础上，领导中国人民开启了新中国法制建设的新纪元。他领导制定了婚姻法、工会法、土地改革法等一系列法律、法令；他主持起草了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和其他几部宪法性法律，为建立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奠定了法制基础；     

新时期民主法制的宣言——十一届三中全会民主法制构想的历史意义

社会主义新中国开国前后几年,“法治”一词,不仅在一些重要法律文件和政法老人谢觉哉的讲话中出现,而且是从正面加以使用,法制的重要性也为部分法学家所强调。1954年宪法的制定,1956年党的八大对法制的重视,记录了新中国法制建设的短暂辉煌。然而,1957年之后,在不断变幻的政治风云和     

我国法制建设和法治发展六十年的基本进程和经验（下）——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而作

六、新历史时期的法制建设和法治发展 改革开放的30多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法制建设最好的时期，也是由法制迈向法治转折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法制建设和法治发展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举行前的近20年，为这个时期的第一阶段，是新的历史时期法制逐步发展和走向健全的阶段。     

建国后毛泽东的法制建设观论析

新中国建立后,窘迫的国内经济形势使毛泽东的注意力投向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上,因而弱视了新中国法律的生长与培育。虽如此,但他并没有忽略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就在他“下决心”“搞通”经济建设“这门学问”的同时,仍提出了一系列国家法制建设的思想观点。他的国家法制建设观,对新中国建立后的法制建设起到了全局性的导航作用,并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法制的构建与辉煌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理论的主要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有关问题作了一系列的论述,他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理论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出并论证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党的基本方针的思想,从而确立了民主与法制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邓小平一贯倡导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从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国情以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对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给予了高度重视。     

回顾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

今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五十周年。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法制建设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特别是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法制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回顾50多年来法制建设的发展历程,可以加深对法制建设重要意义的认识,更好地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任务。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法制建设的历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法制建设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一)废除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法律,建立人民的法制。新中国一成立,就明确宣布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建立人民的法制。     

董必武"人民司法"思想与依法治国

董必武是新中国法制的创立者之一。在长期的革命和负责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工作中,逐渐形成了“人民司法”的思想。董必武“人民司法”的思想建立在他“政权属于人民”立法指导原则之上,基本精神是群众观点,与群众联系,为人民服务,保障社会秩序,维护人民的正当权益。作为我党第一代领导人智慧的结晶,董必武法制思想对我国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浅论毛泽东的侨务思想——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

今年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过去的半个多世纪,毛泽东和他的战友,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缔造了新中国的侨务工作。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新中国侨务工作的路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侨务思想。为新中国的国内和国外侨务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为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的侨务工作,团结教育侨胞,增进与外籍华人友谊,发展中国与居留国的友好合作与交流,为世界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为此,研究和掌握毛泽东的侨务思想,对于加强和发展新时期我国侨务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建国五十年法制建设的成就与经验

新中国成立 50年来 ,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初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 ,一国多法的复合性的法律框架逐步形成 ,法学教育事业空前发展。法制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要抓好立法、普法、执法、司法、守法的每一个环节 ;法制建设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 ,并注意借鉴发达国家的法制经验 ;法制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论毛泽东建军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最杰出代表是邓小平同志。他的一系列论述,运用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基本观点,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建设的历史经验,科学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创造性地回答了新形势下我军建设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建军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     

简论侦查讯问教学内容的构建

侦查讯问教学应构建以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根本的,以理论知识与实验操作为一体的教学体系,突出技能培养,强化教学训练环节,使培养对象在掌握侦查讯问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能够根据不同的讯问对象,开展针对性侦查讯问工作,顺利地完成讯问任务。     

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论

西部开发作为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建设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基础工程。西部开发也为传统文化的更新、转型提供了机遇。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则是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文化语境。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现状及近年来实施的保护措施 ,印证着这个文化变迁进程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论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的影响

战场环境是警察执法战斗的依托和舞台,也是战术运用的客观依据。在警察执法战斗中,警察战斗力的使用是不能脱离战场环境的,因此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及其使用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是对警察战斗力构成的影响：即对参战人员的影响,对武器装备的影响,对人与武器结合的影响;二是对警察战斗力使用的影响：即对战法选择的影响,对战场情报信息的影响。     

从个体价值定位看集体主义的时代演变

集体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个体价值定位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个体价值定位经历了一个从个体依赖到逐渐获得个体独立的演变过程。集体主义也随着个体价值地位的演变,呈现出新的时代内涵,开始由传统集体主义向新集体主义过渡。     

借奥运东风提高全民文明素质

随着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日益临近,备战奥运的各项准备正在紧张有序的展开。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奥运比赛场馆建设、交通路桥改造、街乡环境整治等均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与此同时,奥运安保、奥运宣传、素质教育等     

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探讨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原则、思路和方法,建议对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依以下标准确定:侵权行为一般,致人严重精神损害,未造成人身伤亡的,赔偿数额在500元至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精神障碍等疾病,影响其正常工作、劳动和生活的,赔偿数额在5万元至1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又长久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丧失大部分(含全部)劳动能力或死亡的,赔偿数额在15万元至30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最高赔偿数额是50万元人民币。然后,以上述酌定赔偿数额乘以当地上一年度精神生活系数,在最高赔偿限额内计算出当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股东大会的地位——以日本法为参考

股东大会地位定位的不同,将导致处于公司治理结构核心地位的公司经营管理机构的构建方式及其指导理念产生巨大的差异.百余年来,日本对此问题进行过激烈争论:股东大会地位强化论:股东大会无用论;投资者保护集会论等几种代表性学说甚至在基本立场方面都极为不同.我国公司法理论建设可从中汲取一定的理论经验,在构建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公司法立法时,应参考投资者保护集会论的理论构成.     

警察临战公关目标公众的选定

警察临战案(事)件具有突发性、对抗性、危难性的特点,其所面临的公众都不是单一的,而是比较复杂的,只有合理地加以分类,准确把握目标公众的性质,了解他们的特点和要求,采取正确的,有针对性的公共关系策略,才能实现警察临战公关的目标。     

对立中求统一：正确处理解放思想中的矛盾与难题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法宝。在解放思想中常常会遇到各种矛盾，主要有：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矛盾，解放思想与统一认识的矛盾，解放思想与弘扬传统的矛盾，解放思想与求真务实的矛盾以及解放思想与循序前进的矛盾。必须学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化解这些矛盾。     

在中国化和当代化的统一中高举旗帜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写在我们党的旗帜上作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对于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将会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努力坚持马列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的统一,是高举旗帜最厚重的理论底蕴,也是使党的旗帜永远保持鲜活色彩的根本保证。 (一)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高举旗帜,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所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1875年3月,恩格斯在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奥·倍倍尔的信中,就德国当时两个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合并阐述了他与马克思的意见。他指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