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十八条与我国刑法的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十八条规定的是影响力交易犯罪,它包括“请求他人进行影响力交易罪”与“利用自身影响力交易罪”两个具体犯罪,我国刑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约》第十八条的内容,但与之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有必要完善我国的刑法,使之与《公约》相协调。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观方面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的犯罪,与我国《刑法》规定的受贿罪有本质区别,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影响力交易罪存在处罚范围上的差异。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包括利用影响力、通过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财物和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几个构成要素,除了索取或者收受财物这一要素外,其他的要素自有其特殊性。     

增设影响力交易罪：全面规制间接受贿行为——兼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11条

《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11条新增了贿赂犯罪的内容，这有助于严密抗制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但是，就新增条文贿赂犯罪内容的罪名确认，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充分分析贿赂新增条文罪名确定的争议后，我们认为，宜增设影响力交易罪来全面规制间接受贿行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增设影响力交易罪的具体路径。     

试论内幕交易罪

内幕交易罪是指证券内幕、期货信息的知情人员或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情节严重的行为。美国、新加坡对此罪有专门的法律规定，我国于１９９７年首次在刑法中规定内幕交易罪。内幕交易罪的主体必须是知悉内幕信息的自然人或者单位。内幕交易罪侵犯的客体是证券市场管理秩序和其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内幕交易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认定内幕交易罪应注意其与正当交易行为和一般违法行为的界限，以及应注意对共犯的打击。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研究——兼谈刑事判例制度

对于当前我国的反腐败形势和刑事法制建设而言,《刑法修正案(七)》规定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和重要价值。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具有其特殊性,需要理论和实务界更为准确地认识。现有的规定在犯罪主体、客观方面、犯罪对象等方面存在缺陷,需要通过立法修正、司法解释和刑事判例制度加以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我国惩治贿赂犯罪刑事立法之完善

我国<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基本要求大致协调,但二者在犯罪主体范围、贿赂范围、利益要件设置、死刑配置、资格刑配置以及行贿罪行为方式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差距,并且<公约>中若干罪名在<刑法>中尚付阙如.应增设影响力交易罪等新罪名,扩大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对贿赂犯罪配置资格刑和罚金刑等,以期在<公约>框架下完善我国惩治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     

影响力交易罪立法的模式选择

在把影响力交易罪融入我国的刑法中的探讨中,大部分学者建议对其进行限制后引进.本文以为在新的立法之前应当采用"解释完善模式",但立法时运用"伪劣商品模式".     

贿赂犯罪主体的再探究——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填补了反腐败制度和法律体系存在的空缺,为我国打击腐败犯罪提供了法律支持和保障。笔者尝试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为视角。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与贿赂犯罪主体范围比较及贿赂主体的处罚认定几个方面对贿赂犯罪主体再探究,以资借鉴。     

论盗窃罪与侵占罪的界限

刑法规定的盗窃罪与侵占罪都是侵犯财产的犯罪，两罪在犯罪客体、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都是相同的，其主要区别在于犯罪客观方面表现形式不同和犯罪对象上不同。由于这两罪有上述相同之处，加上刑法在未修改之前，凡是侵占他人财物，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都是以盗窃罪类推处理。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４日颁布的新刑法第２７０条专门规定了侵占罪，所以，凡是侵占他人财物，非法据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就应以侵占罪论处。现在，新刑法实施两年多以来，难免有时混淆这两个罪的界限，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和司法实践，如何在刑法教…     

家庭暴力刑法解读

从刑法角度审视家庭暴力 ,对预防和遏制家庭暴力意义重大。根据刑法规定 ,家庭暴力犯罪主要集中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 ,侵犯的客体是家庭关系和人身权利 ,行为对象是与施暴者有家庭关系的成员 ;犯罪主观方面是故意 ;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处理家庭暴力犯罪应注意区分非犯罪性家庭暴力与犯罪性家庭暴力、故意伤害罪和虐待罪的界限。鉴于夫妻关系的特殊性和刑法规定的抽象性 ,司法实践中处理婚内强奸案应慎重。     

聚焦重大责任事故型犯罪之修正

刑法第六修正案对我国刑法分则中的重大责任事故型犯罪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正。较之以前的规定,修正后的该类型犯罪在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法定刑等方面都有所调整。具体而言,刑法第134条的主体被修正为一般主体,主观方面的罪过形式不应当仅限于过失,在罪名上应当分解为重大责任事故罪和强令违章作业事故罪;刑法第135条在客观方面和主体上都有所修正;对于新增设的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事故罪和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应当全面地理解立法意图,以求正确地践行于司法工作;最后,将单位列为重大责任事故型犯罪的主体提出了一定的修改建议。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构成及认定

近年来,我国有关人体器官买卖的危害行为日益猖獗,严重威胁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基于此,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明确规定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刑法》第234条把组织出卖人体器官行为作为刑事犯罪进行打击。文章通过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分析了本罪的构成,即本罪的犯罪客体是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利和国家器官移植医疗管理秩序;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主观方面是故意。因此,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本罪与它罪,一罪与数罪的界限非常必要。     

私分国有资产罪主体探析

私分国有资产罪是现行刑法修改后新增的罪名。刑法将其犯罪主体规定为纯正的单位犯罪值得商榷。私分国有资产罪不符合单位犯罪的特征。其立法理由不充分。私分国有资产罪应修改为自然人犯罪。     

略论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是现行刑法规定的一种犯罪。该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行政执法机关正常的行政执法活动和国家司法机关依法对犯罪进行刑事追诉的正常活动。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徇私舞弊，且情节严重。其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即行政执法人员。对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认定，要注意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徇私枉法罪、包庇罪等的区别。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在立法上仍需完善。     

对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几点思考

刑法增设的“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 ,罪名确定缺乏理论根据 ,应更改为“破坏计划生育罪” ;刑法规定的“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犯罪主体范围过于狭窄 ,亟待从立法上加以完善。较之非法行医罪 ,该罪应增加法定刑 ,并视犯罪情节严重侧重方面定罪量刑。     

商业贿赂犯罪单独立法新论

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市场主体在商业交易过程中侵害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的行贿受贿行为。它与我国刑法第163条、第164条有关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以及刑法第385条至第393条有关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与联系。有鉴于商业贿赂犯罪的独立品格,我国刑法应对其单独立法,内容上包括上述两类贿赂犯罪的主体在商业交易中的贿赂行为,体系上隶属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由此实现了我国贿赂犯罪的体系从以主体为标准的二分法向以客体为标准的三分法的转变。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行为对象的刑法分析

未公开信息是我国证券期货犯罪中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行为对象要素。有必要在刑法理论上充分论证未公开信息的实质内涵与规范边界,推动司法解释、刑法实务对未公开信息的内容和范围进行明确界定。未公开信息是不为公众所知悉的、对相关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以及行业协会按照规定采取规范管理的投资经营、技术分析、监督管理、行业资讯、调控政策等信息。证券期货犯罪司法实务应在未公开信息与内幕信息准确界分的基础上全面把握未公开信息的特征。     

对破坏军婚罪犯罪主体的法理分析

我国法律对军婚实行特别保护,通过打击"破坏军婚罪"予以刑事保护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确定破坏军婚罪的犯罪主体时,不能只将侵害军婚关系的第三人作为犯罪主体,也有必要将军人配偶考虑在内。这符合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符合保护军婚的立法初衷,并且具有实践上的必要性。     

关于《刑法》环境犯罪规定的思考

97年《刑法》在环境犯罪的立法体例、犯罪主体、定罪处罚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刑法》在立法模式结构、犯罪客观要件、处罚和可操作性以及与环境资源法规中的刑法性规定相协调等问题上还存有诸多缺陷。有必要采用特别立法模式，扩大刑罚范围和刑事责任形式，调整个别罪的法定刑，增强条款规定的可操作性，并协调环境资源保护法中的刑法性规范与《刑法》的关系，以完善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     

受贿共犯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比较研究

《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新增一个罪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该罪与受贿罪的共犯有相似之处,容易混淆,本文从主体上、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对两罪进行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