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澳大利亚的“基准战略”

随着中国的发展,东亚单极格局逐渐转向两极格局,中美关系步入战略竞争阶段。现有研究认为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面临"双重战略困境",将不得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而其以往实施的对冲战略已经失效,近年来澳大利亚的强硬对华政策意味着它已经选择追随美国。本文通过对澳大利亚与中美之间战略依赖关系的辨析发现,"双重战略困境"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实际上澳大利亚并不面临必须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战略困局,而仍然存有维持战略平衡的空间。通过分析东亚国际体系结构变迁以及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战略逻辑,可以发现现阶段澳大利亚最优的战略选择是"基准战略",即以维护本国战略利益作为在特定问题中相对支持中美两国其中一方的基准,从而最大程度换取中美的战略信任和理解,在中美之间保持战略平衡。而对澳大利亚在国内层面、南太平洋和南海问题上战略行为的梳理和比较,有效证实了澳大利亚的"基准战略"模式。这一研究有助于理解现阶段东亚中小国家的战略转变以及未来东亚国际体系结构的变迁。     

战略矿产资源国际体系均衡的政治逻辑

一国战略矿产资源的获得受到两种政治逻辑的影响:即基于地缘政治的权力逻辑和基于全球治理的规则逻辑。在地缘政治逻辑下,国际体系中霸权国的矿产战略布局、出口国的资源民族主义,以及运输通道的地缘风险,是影响一国战略矿产资源获取的重要因素;在全球治理的逻辑下,战略矿产资源开发具有开放性,它根源于生产国-消费国-过境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在战略矿产治理体系的建章立制过程中,主要大国之间合作与竞争并存。本文分析全球治理和地缘政治两种逻辑对中国战略矿产资源的影响,探讨一国在面对国际资源体系时的四种可能的政治选择。本文的主要任务是:对战略矿产资源及其均衡体系进行概念界定,对体系变迁的动力机制和体系变迁的两种逻辑进行理论梳理。     

编者的话

<正>如何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当前国际关系学界和政策界共同关注的重大命题,同时也是具有现实紧迫性的战略问题。周方银在当前国际背景下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进行了内涵解构和战略思考。他认为,这一新概念的实质在于,中美两国如何通过平衡战略竞争、稳定双边和实现必要合作之间的关系,以实现大国无战争背景下的国际体系权势转移。文章同时回答了中美两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理论透视与历史比较

近年来,中美两国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创议成为世界政治的热点话题。文章认为,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应从理论与政策、历史和现实等多层面进行深入思考。要想准确把握当前中美关系的战略实质,一方面需要超越现有国际政治理论中以权力转移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旧有范式,将国内政治模式、对外战略选择和国际战略互动等多重变量纳入研究范畴;另一方面,也需要对包括中美在内的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反复出现的"崛起国一主导国"二元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总之,只有通过理论透视和历史比较,才能把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所具备的学理基础和现有条件,进而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更有意义的判断,并努力"预为之谋"、最大限度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中美金融关系的动态演进

随着中美两国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发展,双边的金融关系日益紧密.导致中美金融关系演进的成因主要在于中美两国在国际分工格局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不同以及两国金融实力的差异.在这样的关系中,中美两国所获得的经济利益是不对称的,即美国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而中国则承担了各种福利损失并面临诸多政策困境.     

中美权力转移与亚洲地区体系

地区体系不仅是支撑全球霸权的组成部分,也是崛起中的大国权力与地位得以巩固和提升的重要根基;地区体系不仅是国家实力、尤其是大国实力分配的场所,而且还是塑造国家之间态度、观念和身份特征的"熔炉"。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区体系是决定权力转移的动力与结果、形态与特征的最为关键的层次。中美权力转移的进程——无论是中国的和平崛起,还是美国的"重返亚洲"——显示出地区体系对于大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身份定位和政策选择的深刻塑造。中美权力转移的和平前景,不仅取决于两个大国的双边关系和外交政策,而且蕴涵于亚洲地区体系的发展进程之中。只有一个保持了"主体性"的亚洲地区,以及在该地区建立更可持续和更具建设性的地区秩序架构和地区制度安排,才能够真正发挥缓解权力转移困境、进而增加全球体系和中美大国关系稳定性的作用。     

编者的话

正本期有两篇文章重点讨论了中美二元格局下的亚洲地区秩序和构架建设。徐进认为,二元格局下中国的崛起困境难以依靠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来缓解。他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兼容中美大国战略及其对中小国家的政策,兼顾制度约束力和灵活性的东亚地区安全架构?该文构想了一个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东亚安全合作"四轮"架构,对于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研究具有一定启发。马荣久主要从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亚洲"两条线索研究亚洲地区体系,揭示了在中美权力转移进程中,地区体系对于大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身份认同和政策选择的塑造。这一研究有助于思考如何缓解中美权     

现实制度主义与中美自贸区竞争

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权力转移引发了关于国际贸易制度的竞争,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贸易体,中国和美国成为其中的核心角色。由于WTO多哈回合谈判已经陷入了深度困境,中美两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制度竞争主要表现为区域和双边层次的自贸区谈判竞争,两国都致力于通过领导自贸区谈判来获得新一轮国际贸易制度建设的主导权,其核心内容是对贸易伙伴的争夺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作为守成的贸易大国,面对自身在既有国际贸易制度中的优势不断丧失,美国主动发起了新制度攻势,通过"3T"(TPP、TTIP和TiSA)谈判,来缔造对自身有利的新一代的国际贸易制度体系。作为崛起的贸易大国,中国是既有贸易体系的受益者,同时也积极通过搭建自身的自贸区网络,来回应美国施加的巨大制度压力。如果中美自贸区竞争能够保持制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将有利于贸易领域的制度升级,从而带来全球贸易体系的新一轮整合;反之,如果这种制度竞争保持封闭性和排他性,则将导致贸易领域中的制度对抗,从而加剧全球贸易体系的分裂。中美自贸区竞争检验了作为折中主义理论成果的现实制度主义的基本论点,并展现了其逻辑魅力。     

权力转移与战争:国际体系、国家模式与中国崛起

权力转移理论是解释大国冲突和战争的重要理论范式,但它没有说明国家希望从国际体系中获得什么(国家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导致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什么。因此,该理论在逻辑推导和经验事实上存在矛盾。在现代国际体系的作用下,产生了三种不同模式的国家。国家模武的不同决定了国家目标和行为方式之间的差异与冲突,这是导致权力转移与战争存在紧密联系的根本原因。国家模式、国际结构和互动决定了战争爆发与否。文章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其国家模式的变化,且从目前的国际结构和中美互动来看,由中国的权力转移引发中美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中美需要注意国际体系发生病变、国际结构变迁、战略互疑、意识形态和第三方等诸多因素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     

权力转移下崛起国对小国政策探因——以隋唐时期的吐谷浑与高句丽为例

在美中权力转移的时代关口,崛起国的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务意义。文章将权力与文化的解释共同纳入理论框架,用突厥—隋唐时期的不对称关系加以检验,探讨在权力转移背景下崛起国会对不同的小国施行何种政策,以及什么因素决定了其政策。隋唐对吐谷浑、高句丽的政策证实了基于权力的核心逻辑,两大国的权力对比决定了崛起国的攻守倾向,从而产生它对小国的政策基调。吐谷浑与高句丽这组最相似案例否证了文化亲和度的作用。以历史启示审视今日世局,在实力超越美国之前,中国将保持对美国的防御姿态与对小国的和缓政策。     

新时代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随着中美两国都认定自己进入"新时代",两国开始重新审视对方以及双边关系,从而导致中美关系也"进入新时代"。中美关系在新时代既不同于以合作为主旋律的"昨天",更不同于冷战对抗状态的"前天"。新时代中美关系的主旋律是战略竞争,双方互为战略竞争对手。这种战略竞争对手不同于冷战对抗的敌人。中美战略竞争应当是可控的、良性的、建设性的竞争;竞争并不排斥合作。在中美关系的新时代,双方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人文、全球治理这四个领域的竞争将趋于强化,而合作趋于弱化,从而导致中美战略竞争总体上将十分激烈并呈持久战态势。中美战略竞争不会滑向新冷战,其原因除了中国的主观能动作用外,更重要的是世界大势的制约。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全球政治觉醒等世界大势对新时代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塑造作用。     

大国经济外交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基于中美经济外交战略及其互动分析

从一定意义上讲,大国经济外交互动是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演进的重要力量。通过经济外交手段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近百年来大国通常的做法。文章通过梳理二战前后美英两国经济外交博弈及其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权力的关系发现,美国经济外交及其政策对于塑造和维护其国际政治经济的主导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是经济外交战略运用的后起之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外交助推中国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融入者转变为建设者、改革者乃至成为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的塑造者。由于特朗普政府实施"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外交路线,中美双方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互动的针对性和竞争性会进一步强化,中国需要与美国在相互调适中争取更大的制度性权力空间。     

朝鲜拥核战术何以奏效?——基于懦夫博弈的分析

朝鲜能够不顾中美等大国的反对先后三次进行核试验,其拥核战术成为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研究问题。为了对之进行较为完整的理解与解释,文章以懦夫博弈为分析工具,对朝鲜拥核战术奏效的条件进行了分析,指出在行为体实力不对称的情况下,弱者无法通过"悬崖战术"来取得胜利。朝鲜拥核的成功,表层原因在于其冒险的政策风格,而深层次根源则在于中、美等博弈方有着朝核问题以外的复杂利益考虑,特别是中美在东北亚的战略博弈,改变了朝核问题博弈的收益矩阵,从而为朝鲜利用"悬崖战术"提供了空间。因此,中、美仍然掌握着朝核问题的主导权,关键是两国必须在朝鲜半岛甚至整体关系领域建立起战略信任框架,解除附加的利益考虑,还朝核问题以本来面目。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国际秩序博弈

随着中美关系由普通大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转变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双边关系中竞争的一面在上升。与之相应,国际秩序已经成了两国博弈的重要领域。国际秩序问题在中美两国的国际战略中都占有重要位置,然而,两国的国际秩序观和变革国际秩序的诉求又存在着很大差异,这就决定两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上虽然有合作,但竞争也非常激烈。中美国际秩序竞争的核心内容是领导权问题,而领导权之争的本质是两国意识形态竞争,这种竞争目前表现为"两个秩序"之争,即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国内秩序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结构性矛盾,对两国战略关系走向发挥着重大影响。破解中美秩序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两国都需要用合作主义来指导双边关系发展,通过合作来管控在国际秩序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确保两国不冲突不对抗。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双重视角下的美国“印太战略”

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美国的"印太战略"是将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亚太"轴辐"安全同盟体系扩大到印度洋区域,实行两洋联结,形成大月牙形同盟与伙伴国网络。此举试图以合作与制约双管齐下,将中印崛起规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框架内。从地缘经济角度而言,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两岸向印太地区转移是促使美国推出"印太战略"的主要原因之一。亚太经济重心从美国向东亚及西太平洋地区和印度洋地区东部转移也促使美国提升这些次区域的战略地位。印太地区战略格局正在从一超多强向多极格局演变,形成多个三角关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不仅取决于两国国内因素,也受到印太地缘政治中其他行为者的影响。印太地区正在成为全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下一个中心地带。美"印太战略"使印太地区战略态势更为复杂,使中国和平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中美在全球卫生安全中的权力变更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的不断蔓延,中国对外多形式、多层次的医疗援助与物资供应维护了众多国家的卫生安全.中美两国在维护全球卫生安全上显现出实力要素构成比例失调下的权力变更.由于中国在中低端医疗产业链上具有相对优势,其在抗疫过程中所展现的政府有效性更进一步放大了中国在维护全球公共安全领域的短期领先地位.在中美结构性冲突的大背景下,权力变更正在改变涉及核心利益"低阶政治"领域的权力可让渡性,并激发守成国(美国)采取一系列旨在维持自身优势的预防性行为,客观形成对崛起国(中国)的遏制.不同于传统的权力转移,政府为主所引导的权力变更能否稳固,依然存在可替代性、短期性、可逆性三种风险,这种权力变更也进一步加剧中美两国在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安全困境.     

拒优战略: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

中美两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大国,随着两国间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双方的竞争有所加剧,并且日益具有地缘影响和战略意义,致使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逐渐显现。在此情况下,两国采取何种战略进行和平竞争尤为关键。无论是权力制衡、规范制衡、对冲战略还是共同进化理论,都不足以完整解释当前中美亚太战略的互动。在两国竞争凸显且目前很难取得和解的情况下,文章尝试提出一种拒优战略,以更好地理解两国间的主导权竞争。拒优战略旨在削弱对手竞争优势、滞缓竞争对手获得主导权,主要通过自我权力增强、塑造制度优势、阻遏对手权势转化等手段加以实施,具有强烈的预期主导性、针对性、不合作性和复合性特征。当前中美双方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行为表明,两国都在实施拒优战略,不过其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既有可能导致亚太地区的制度竞争激烈、地区分化加剧,也有可能促使中美逐渐放弃积极对抗,增加消极合作,促进两国在亚太地区和平共处与协商领导,关键取决于中美双方的战略博弈过程和能否达成共享主导权的战略共识。     

从制度之战到经济竞争:国内政治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2009～2018)

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以来都是地缘政治与国内政治两种逻辑共同作用的产物。冷战后,由于国际体系结构与美国国内政治结构分别出现单极化与两极化的发展趋势,地缘政治逻辑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显著下降,国内政治逻辑的影响则迅速上升。与之相应,经济取代安全成为中美关系的首要议题。自奥巴马政府执政起,随着中美两国步入战略竞争时代,地缘政治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再次突显,并成为未来中长期中美战略互动的决定性变量。然而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不同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连同中美战略竞争的主题却是由美国国内政治所界定的: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变化了的国内政治动因促使上述主题经历了从基于自由主义的规则约束与多边制度竞争到基于现实主义的合作型施压与双边经济竞争的演化。因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是观察今后美国对华政策走向的重要窗口。     

“软战”及其根源——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中美关系相处之道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疫情冲击下的中美关系对抗程度更加严重,呈现疫情冲击与舆情冲击叠加压力的局面。中美关系的新现实并非是走向"新冷战",而是呈现为"软战"格局,其基本逻辑是中美围绕谁对谁错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展开角逐,在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各个领域都充斥着激烈竞争。决定中美"软战"的根源主要是国内政治因素,中美国情差异、制度差异和政治差异在疫情冲击下产生了政治化的危险。如何妥善处理中美社会差异和制度差异,在全球治理体系的框架内重建中美关系共同行动框架,成为新时代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课题。     

左右逢源还是进退两难:朴槿惠时期的韩国在中美间的两端外交

随着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战略竞争态势的日益加剧,这一地区的国际行为体以中等国家为代表展开了一系列的两端外交,并将在中美间实现左右逢源作为最优的战略目标。以韩国为例,其在中美间的两端外交就是四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它受到韩国灵活平衡战略文化传统的影响;其次,它是当前国际体系鼓励的战略行为;再次,它是韩国国内基于国家利益的战略共识;最后,它是朴槿惠总统审时度势的战略决策。对于中等国家来说,实现左右逢源的两端外交需要具备五个基本条件:缓和的两极体系结构,自身充分的战略价值,领导人的战略胆识和外交技巧,克服两端外交的负面效应以及管控各端关系中的冲突因素。具体来说,在战略实践和外交操作方面就包括灵活务实、议题主导和大国关系的积极第三方等核心要素。对于中美两国来说,中等国家实施两端外交,有助于避免双方为争取后者而展开恶性竞争。与此同时,这种战略尝试的成功,也将使得中等国家乐于在中美间扮演积极第三方的角色,从而发挥某种外部战略稳定的作用,进而促进中美间宏观战略环境的整体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