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指导制度的合理性研究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现代的行政手段 ,其内在本质有着一定的合理性 :这种合理性来自于内在的基本属性 ,它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为内在合理性基础 ,这与现代行政法的精神相一致。行政指导的合理性被它内部机制所固化 ,从而成为一种建构意义上的合理性 ,正是这种结构上具有的合理性 ,为其在功能上的合理性奠定基础 ,同时也为行政指导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开辟了道路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行政手段 ,与现代行政理念相契合 ,它符合比例原则和程序保障原则的内在精神。     

先秦儒家贫富观及其当代启示

先泰儒家论述贫富差距思想较为全面,其中的“富民”、“均富”、“致富”、“处贫之道和处富之道”的思想对处理贫富差距问题有着当代启示意义,阐述先秦儒家独具特色的贫富观,做到古为今用,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论法的形式合理性及其研究意义

法的形式合理性所研究的内容是作为规则体系的法自身的合理性,而作为一种规则体系的最初要求是符合逻辑,内部协调统一。另外,还要求它具有普遍适用性,可操作性和使用语言明确。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阶段,研究法的形式合理性对于法治建设而言,不仅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更具有实践层面上的具体操作的意义。我们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就不能忽略法的形式合理性。     

法律论证相对合理性的原因分析

在司法过程中,法律论证是对法律解释、漏洞补充所确认的作为法律推理大前提的法律的正当性、合理性所作的说明。由 于历史因素、文化因素、个体因素和法律自身的因素等的存在,法律论证只能实现相对的合理性而不能实现绝对的合理性。     

从公权与私权关系的角度解读国家征收征用制度

国家征收征用制度是公权力合法限制私权利的一种形式。国家公权力的正当性在于公民的同意,其价值在于保护私权利和协调私权利之间的冲突。基于此种目的,公权力可以对私权利的内容和行使方式作出限制或排除,但公权力对私权利的限制和排除必须限制在一定限度内,对这种限度需要以法律的形式从目的、形式、程序、功能、手段和权利保障等六个维度进行规制,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征收征用权行使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刑法解释限度的理论构建:从价值优化论回归合法限度论

刑法解释限度,是指刑法文义解释所不能超越的、法律文本(刑法文本)所限定的文义界限和程度,以确保刑法解释对象和解释结论的合法性(限度)。刑法解释限度所欲解决的主要是刑法解释合法性问题,而不解决合理性与合目的性的问题。刑法解释限度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法律规范用语的语用学所可能确定的、符合国民预测可能性的语言意义为标准,可以简称为“语用意义的国民预测可能性说”。刑法解释限度的诠释学功能,是指刑法解释限度在诠释学上所具有的限定刑法解释合法性的功能,其特点是有限性和层级性。     

秘密侦查措施的立法构想

针对刑事犯罪具有的隐蔽性和暴露性特点,各国都采取了秘密侦查和公开调查相结合的双重方式,我国也不例外。文章论述了秘密侦查具有存在的现实基础,秘密侦查手段存在的合理性,以及秘密侦查措施的正当性;考察了外国在秘密侦查措施方面的立法情况,提出了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秘密侦查措施的构想。     

死刑复核程序的正当性及程序完善构想

诉讼程序的正当性,包括诉讼程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死刑复核程序的正当性应是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统一。我国现行的死刑复核程序存在着违反正当性的问题,亟待完善与修正。     

论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过错

被害入过错的界定，需要把握被害入行为的不正当性、被害入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关联性以及犯罪行为的针对性。据此展开，判断被害入行为是否构成被害入过错，被害入行为违反某种善良的社会规范是规范条件；被害入主体适格性是主体条件；利益关联性是事实条件；时间关联性是紧密性条件；犯罪行为的针对性是对象条件。国外有关被害入过错的立法例对我国有借鉴意义，被害入过错影响量刑有其刑事法学、文化传统以及自然法哲学方面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结合我国刑事司法实践，被害入过错这一酌定量刑情节需要法定化。     

试论权利的逻辑构成的合理性

在我国法学界,关于权利的逻辑构成的研究是随着权利研究和权利实践的发展而发生和发展的.首先,概括了自己关于权利的逻辑构成的观点,即权利由主体、利益、行为和正当性四要件构成,继而指出这一观点合理性的基础并进行了论证.     

情节犯之情节的犯罪论体系性定位

在我国刑法定性加定量犯罪定义模式下,如何对刑法分则中的情节和数额要求即所谓定量因素进行教义学解释,明确其在犯罪论中的体系性地位,继而确定其与行为人主观方面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刑法学上难解的"理论之结"。通过剖析构成要件的不法类型本质与诠释学特征以及我国学界关于构成要件质与量关系的见解,可以看到被司法解释补充与修改的我国犯罪构成所具有的特性它不仅是德日刑法理论意义上的为行为不法与结果不法划定预设空间的不法类型,也是一个包含了基本构成要件、加重结果、客观处罚条件以及其他刑事政策因素的"类构成要件复合体"。由基本构成要件的行为不法和结果不法组成的"构成要件基本不法量域",为界定我国刑法中情节和数额要求的犯罪论体系性地位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工具。     

人身危险性在我国刑法中的功能定位

人身危险性最基本的涵义 ,是指再犯可能性。再犯可能性 ,属于已然的社会危害性范畴 ,而主观恶性则是人身危险性的表征之一。人身危险性在罪责刑结构中 ,并不当然地起决定作用 ,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修正的作用。我们可以以行为人没有人身危险性或者人身危险性较小为由 ,认定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但不能以行为人存在着人身危险性或者人身危险性较大为由 ,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人身危险性不能增加刑罚量 ,只在其较小或没有的时候 ,起减小刑罚量的作用。无论在定罪中还是在量刑中 ,人身危险性只应具有这一单向性的功能     

隐私权的经济分析

隐私本质上是私人信息,隐私权是个人控制其私人信息的权利。无论隐私是否涉及到个人名誉,从对隐私的成本——收益分析来看,在权利的初始配置的意义上,都应当将控制私人信息的权利配置给信息生产者而形成隐私权。隐私权不能仅仅囿于人格权的范畴,而应该向其财产权性质方面着力发挥。将私人信息的权利配置给个人,个人就能够控制其私人信息从而形成对其私人信息的财产权,进而实现对隐私权更为切实的保护之目的。     

人性:西方心理学的误区与中国文化的解读

西方心理学的人性误区源于西方科学对人性的分裂 ,西方科学又是西方文化的产物 ,因此 ,西方心理学自己无力解决其人性论问题。能够与西方文化互补的唯有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所蕴涵的丰富的人性论将有助于纠正西方心理学对人性的误读 ,从而提高现代心理学的科学性和理论性     

论不完全合同视角下的公司融资

以公司融资的不完全合同属性为分析框架,通过对公司融资活动诸要素的考察,以及对融资交易类型与合同条款的梳理,用以厘清融资中所存在的交易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信息不对称、投机主义等因素,以及与融资协议中常见的条件条款、声明与担保条款、互锁等条款之间形成的匹配性关系。同时,以此为分析范式,探求该匹配性关系中蕴含的“无形法律的秩序”,即商业理性,并明确裁判者应尊重市场主体对特定事项的商事安排。尤其在司法处理争议的具体法律适用之前,应强调经济逻辑在融资合同解释中的运用来探求真意。审判实践要从“融资不完全要素—治理对策—具体条款”的分析路径,拼接出商业安排的对策全景,以遵循融资安排之真意。以公司融资协议的性质归属、名股实债两个实务问题为例,重点从商业理性与合同解释衔接的视角进行研判。     

对当前我国贫富差距的理性思考

目前，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已引起社会和理论界的普遍关注。因此，我们要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正确认识当前我国贫富差距的问题。既不能无视贫富差距的存在，也不能夸大当前的贫富差距。本文分析了我国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的本质区别，阐明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两极分化不可能成为现实，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观点。     

矫正贫富分化的社会法理念及其表现

贫富分化问题已成为困扰我国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其根本成因在于西方的个人主义观念及以此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相应的社会法制度的缺失。矫正贫富分化的主要途径在于以整体主义观念为基础构建和完善社会法制度,这不仅符合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和各国社会立法的普遍做法,也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法律观念相契合。但整体主义只是社会法的观念基础,而不是整个法学的观念基础。整体主义也并不意味着对个体主义的否定,二者是互补的,相辅相成的。     

大陆法系民法中的人役权--兼论民法典中的用益物权体系

人役权作为一种古老的役权制度,在现代大陆法系民法典中是一种上位的用益物权,其功能在于克服物权法定原则的局限性。由人役权可以派生出许多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具体的用益物权,但从形式理性的角度考虑,这些具体的用益物权作为一种下位的用益物权在大陆法系发达国家均以民事特别法的形式出现。本文通过对罗马法、法国民法与德国民法中相关内容的考察,试图说明大陆法系民法中"上位概念与下位概念、普通法与特别法"原理的重要性与科学性,并应用这一原理阐述我国民法中用益物权体系的应然模式。     

论鉴赏、借用作品中的保护作品完整权

保护作品完整权作为著作人身权的核心,隐含了一个前提,就是作品的形式与内容是由作者赋予的,因此对作品的理解与利用应符合作者通过作品表达出来的精神与意图,否则就是歪曲、篡改,这是明显的作者中心主义.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代,文学艺术鉴赏中的作者中心主义已然淡化,作者通过作品的精神表达与对作品的意义赋予已经不再重要;在利用作品中,借用作品是创造自由的表现,不能冒然认定为歪曲、篡改.所以行使保护作品完整权时,有必要考虑文学艺术鉴赏与创作理论的内容.     

立法效率研究

立法效率直接表现为立法效益和立法成本的比较,间接反映了立法目的是否实现,且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了社会整体利益以及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影响立法效率的因素包括立法成本、立法效益、立法数量、立法质量和立法需求五个方面。目前我国立法效率较低,存在立法浪费、立法越权、立法谋私、立法寻租和立法低质五大现象。究其原因有四个方面,即立法的资源意识淡薄,立法资源配置不合理,立法成本效益评价机制欠缺,立法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要提高立法效率,应从严控制立法数量,适当上收立法权限;树立成本效益理念,优化配置立法资源;实施成本效益预测,推进立法效率评估;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完善立法监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