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过错

被害人过错的界定,需要把握被害人行为的不正当性、被害人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关联性以及犯罪行为的针对性.据此展开,判断被害人行为是否构成被害人过错,被害人行为违反某种善良的社会规范是规范条件;被害人主体适格性是主体条件;利益关联性是事实条件;时间关联性是紧密性条件;犯罪行为的针对性是对象条件.国外有关被害人过错的立法例对我国有借鉴意义,被害人过错影响量刑有其刑事法学、文化传统以及自然法哲学方面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结合我国刑事司法实践,被害人过错这一酌定量刑情节需要法定化.     

浅析刑法中被害人过错在量刑中的价值

对于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追究，应当纳入犯罪作为一个互动的情境模式下进行考虑。因而被害人过错对于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判定应当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从事实层面、规范层面以及法理上，我们都能够找到被害人过错影响量刑的正当性所在，而考虑到司法实践中，被害人过错作为量刑情节往往被忽略，因此将被害人过错上升为法定的量刑情节是我国刑事司法当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被害人过错行为在量刑中的定量分析

被害人的过错行为作为一种与犯罪有关的事实在刑法上的效果有三：（1）构成要件事实，如交通肇事罪中被告人负次要责任的，为追讨债务而实施的非法拘禁犯罪行为等；（2）排除违法性事实，即正当防卫；（3）量刑事实，在防卫过当中是法定的量刑情节，在其他犯罪中可为酌定的量刑情节。其中，作为量刑事实的被害人过错行为涉及个罪，具有较为广泛的意义。近年来，“被害人过错行为”在死刑裁量的研究中涉及较多，也出现了要求修改刑法将其由酌定量刑情节转化为法定量刑情节的呼声。     

论被害人过错的量刑意义

犯罪是犯罪人与被害人行为互动的结果,被害人在犯罪事件中的过错影响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大小。我国刑法中虽没被害人过错的概念,但其精神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中亦有所体现。被害人过错影响量刑的法理依据可以从自我答责理论和期待可能性理论中寻求,为了完善法律体系,实现公平和正义,我国应当进一步完善被害人过错影响量刑的刑事立法。     

自洗钱犯罪的罪数问题研究

自洗钱行为入罪，不仅在政策层面有着顺应时代背景和接轨国际潮流的社会正当性，而且在理论层面，一行为说、不可罚事后行为说等持论的可商，亦证成了自洗钱入罪的刑事正当性。自洗钱入罪后，对于自洗钱行为和上游犯罪行为的处断应予数罪并罚，其理论考量在于：一是想象竞合、法条竞合、牵连犯、吸收犯等从一罪处断论的理由难言妥当；二是数罪并罚既与罪刑法定原则和全面评价的要求更为相合，又与罪数理论的实用主义和简明发展方向更为相契。     

透析被害人过错及其对反犯罪的作用

通过对犯罪行为中被害人责任程度划分,分析被害人被选择标准、被害原因及犯罪被害人的被害人化,探讨以犯罪人为中心的现行刑法的缺陷及研究被害人过错对准确定罪量刑的意义,提出被害预防和打击犯罪的建议,使之在反犯罪中发挥作用.     

论赔偿损失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正同一行为兼具犯罪行为和民事侵权行为的双重性质,决定了法律责任的双重性,犯罪人不仅要承担刑事责任,也要承担民事责任。这种法律责任的重合在许多国家的法律中都有所体现。在刑事案件中,若刑事加害人对被害人损失的赔偿能够表明刑事加害人真诚悔罪,能够表明刑事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有所降低,赔偿可作为酌定从宽情节减轻其刑事责任。赔偿情节对刑事责任的影响有其正当性根据,对于被害人、刑事加害人以及社会都有积极意义。第一,有利于实现被害     

论被害人过错的法定化——以被害与加害的关系为视角

被害人过错影响犯罪人刑事责任的问题,已在司法实践中受关注,但因其为酌定量刑情节,审判实践中的量刑不均衡难免存在。本文将从被害与加害的关系入手,对被害人过错的内涵、法定化依据及国内外的相关立法进行有益探索并提出完善建议,以期对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发展有所裨益。     

被害人过错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地位与不法分担

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有别于生活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将被害人过错定性为酌定量刑情节不仅忽视了其在犯罪构成中的体系性地位，导致犯罪认定出现偏差，更加剧其在量刑中被有意无意忽略的风险，导致罚过其罪。事实上，犯罪行为人与有过错的被害人共同分担不法与责任，关系到罪质有无、罪量大小的认定。被害人过错本质是“被害人不法”，对其进行评价不会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特殊、急性的被害人过错可以作为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但不能一概将该标准套用于其他被害人过错情形的认定，否则会导致将慢性、长期的被害人过错与轻缓、即时的被害人过错等情形错误地排除出犯罪构成体系，致使不法与责任完全由犯罪行为人一人承担，有损个案公正。     

生活方式与未成年人刑事被害

我国未成年人的刑事被害历来是困扰社会的一大难题,未成年人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往往很容易成为不法分子侵害的对象,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近年来呈上升趋势。未成年人刑事被害原因复杂多样,其独特的生活方式乃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一、未成年人刑事被害的生活方式分析笔者以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被害的生活方式主     

论刑事诉讼中的数量认定规则

刑事诉讼中的数量，是指与定罪量刑有着密切关系的犯罪数额和作案次数，而刑事诉讼中的数量认定规则，就是指犯罪数额与作案次数的认定规则。系统地研究、制定刑事诉讼中的数量认定规则，是统一司法标准、提高司法水平、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需求。一、犯罪数额认定规则我国刑法中有相当一部分犯罪是以一定的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在这些以犯罪数额作为定罪量刑事实依据的案件中，犯罪数额是衡量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的重要标准。但是，我国至今尚无一套完整的犯罪数额的认定规则，以至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认定犯罪数额混乱的情况，影响…     

行政行为的刑法机能研究——入罪视角下的分析

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了大量的行政行为在定罪、量刑、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等方面的条文，凸显了行政行为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影响。行政确认行为体现了对同一个行为之主观心态认定的行政认定和刑事认定产生的悖论，这要求刑事司法认定不能以行政确认为前提。行政处罚作为犯罪成立之前提更有准严格责任适用之意味，这会导致取消该罪本身成立的既有刑法标准。在量刑上，行政处罚作为刑罚从重处罚的依据是时无关之已受处罚的行政违法行为不当评价的结果。基于常识，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将行政处罚作为刑事司法的证明事实也是没有必要的，作为刑罚替代措施的行政处理是违法司法解释的产物。基于此，对入罪和量刑之行政行为必须建立一般司法审查机制，这是控制大肆扩张之行政行为以及罪刑法定和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     

刑事证据关联性新探

刑事证据既是公安司法人员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手段,又是用以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武器;既是保障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条件,又是对犯罪分子进行定罪量刑和使无罪公民不受刑事追究的根据。过去,我国法学界的学者对刑事证据(以下简称“证据”)的客观性和法律性(合法性)发表过不少文章进行探讨,但是,对于证据的关联性(相关性)却很少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讨和研究证据的关联性,对于促进证据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和指导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社会调查报告对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的借鉴

与以犯罪行为为导向的定罪程序不同,量刑程序是一种以犯罪人为导向的刑事诉讼程序,因此,为实现准确量刑,量刑前对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尤为重要。我国少年司法改革对未成年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启动与实施、内容、调查程序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诸多成熟经验。未来,我国普通刑事诉讼中量刑程序的改革可以从少年司法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以及其衍生制度中汲取经验。     

论刑事审前程序中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有犯罪必有被害，有被害必有救济。”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与进步的标志，关注弱势群体意味着社会的文明与富庶，当我们津津乐道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冲突中终于获得了刑事被告人的权利斗争胜利时，绝对不应当忘记遭受犯罪行为切肤之痛的被害人的呻吟与呐喊，也没有任何借口对这种呼声置若罔闻。刑事审前程序属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部分，此阶段的刑事被害人的地位和权利是错综复杂的，因此审前程序中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在整个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体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论刑罚适度与人身危险性

一、刑罚适度的地位和意义长期以来，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这样两种错误的思想观念和做法：其一，认为我国刑法对犯罪规定的量刑幅度较大，刑事案件只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就行了，量刑轻一点重一点无关紧要。基于这种认识，我国审判机关在在刑事审判活动中，一贯重视对案件的定性，而对量刑工作重要性则认识不足，特别是在处理上诉、申诉案件时，只对那些定性错误或量刑畸轻畸重的案件才予以改判，对于量刑偏轻偏重的案件则大都维持原判。其二，认为量刑的根据应当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刑罚就应当重；行…     

论刑事判例在量刑中的作用

量刑，是法院刑事审判活动的重要内容。由于我国是奉行成文法主义的国家，排斥案例在审判活动中的作用，因而我国刑法条文采用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对每一种犯罪行为规定一定的量刑幅度，由法官在此幅度内选择具体的刑种和刑期。原则上讲，只有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制度下才谈得上量刑。     

论刑事司法行为正当化

在刑事司法行为的正当化改革方面,首要是刑事司法行为正当性的标准,包括司法错误论、司法价值论与司法效果论.刑事司法行为正当性判断的场域,包括司法正当与大局正当,个案正当与整体正当,实质正当与形式正当,程序正当与结果正当.刑事司法行为正当化行动体系的模式,就是刑事司法行为的目标体系、规则体系、主体体系、资源体系、交换体系和责任体系.     

论保辜制度的“被害救助”功能之现代迁移

保辜制度是我国法制史上的一项创举，其要求伤害行为人对被害人进行积极救治，以救治的效果作为量刑标准。通过对保辜制的“被害救助”功能的分析，在现有的附带民事诉讼存在明显滞后以及伤情鉴定遭受应用质疑的情形下探究承接被害功能的实体框架与程序选择，迁移其被害救助的功能以促进我国被害救助制度的完善。     

剥夺政治权利＂溢出性使用＂的限度

剥夺政治权利有其严格的适用对象和情形，但我国一些规范性法律文件大量溢出性使用剥夺政治权利，我国《教师法》对“受到剥夺政治权利的”有特别规定。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教师法》不考虑特定的犯罪主体、特定的罪犯类型、犯罪行为与工作内容的关联性，将具有剥夺过政治权利前科的“行为人”作为调整的对象，全部永久地排斥其成为教师的可能性。这种限制或剥夺不仅不具有合比例性，也不具有现实的正当性。因此，剥夺政治权利溢出性使用必须有限度，其比较合理的路径是：根据前科属性和受教育者自身的特征分类地限制或剥夺受刑人的教师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