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论“存在与时间”——兼评牟宗三对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误置”的“误置”

牟宗三沿着康德哲学的"超绝的形而上学"来重构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以此来建立他心中的道德的形而上学。基于这个理论动机,他对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作出了五个判定,指出海德格尔的思想存在着不通透和误置形而上学的倾向。本文试图指出,牟宗三的这种解读恰恰是"误置"了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他在吸收康德批判工作的同时又落入到了康德所反对的"非批判的、独断论的陷阱"。     

论康德宗教哲学的历史发展

宗教哲学是康德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形而上学及道德哲学一起构成了批判哲学,宗教哲学的独立性不容否定。然而康德的宗教哲学经历了一个从前批判期到批判期再到建构期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展示了康德不同于法国启蒙思想家简单否定宗教的反宗教立场,在批判与建构中,康德完成了对理性的道德宗教的先验论证。     

何为康德自然形而上学先天综合判断的第三者

康德的形而上学体系实际上包含了道德形而上学和自然形而上学,而自然形而上学的主体是先验哲学和理性物理学。康德较多地涉及到纯粹自然科学和纯粹数学判断的第三者,但很少涉及对超验的自然形而上学判断的第三者,如何做到先天综合判断,就是需要一个将其主项和谓项联结起来的第三者,正确理解先验哲学和理性物理学先天综合判断的第三者,才能弄清自然形而上学的先天综合判断的第三者问题,才有资格去寻找使那些我们所认定的先天综合判断成为可能的第三者。正是沿袭这一分析进路,通过仔细推敲有关康德的研究文献,有充足的证据和理由证明,自然形而上学先天综合判断的第三者就是范畴。尽管我们得到了"第三者是范畴"的结论,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     

经济与道德的二律背反及其解决途径——贺麟的《文化与人生》论证逻辑

贺麟立足于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考察了经济与道德的二律背反,论证了道德与经济的相互独立性。但他没有把康德的形而上学贯彻到底,转而求助于黑格尔哲学与中国哲学,由此导致观点之间的相互冲突。只有回到康德的论证逻辑,才能进一步推进贺麟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     

不能“退却”亦无法“退却”——费希特对康德先验想象力的推进

想象力是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无论是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还是在费希特的知识学中,想象力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康德先验哲学的知识建构中,原本用来联结感性杂多和知性范畴的想象力却在B版的范畴之先验演绎中发生了退却。费希特作为康德哲学的后继者,在他的知识学建构中重新肯定了想象力的地位与作用,即在康德退却的地方开始了他的前进征程。     

道德形而上学:康德哲学体系的核心

至今为止,对康德"三大批判"之间关系的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实际上,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可以作"道德的形而上学"与"道德形而上学"两个不同层次的理解.后者才是康德所真正关心的"未来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纯粹理性批判>等书是为"道德形而上学"作导论,<实践理性批判>等书是康德以"伦理学"的形式提出并论证了"道德形而上学",<实践理性批判>的"至善论"和<判断力批判>是康德所"信仰"和"目的论"的形式大致完成了"道德形而上学".康德的"三大批判"的整个哲学体系的核心是"道德形而上学".     

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与康德的哥白尼革命

对康德哲学的研究和解释是海德格尔前期哲学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海德格尔思想和康德哲学究竟有何渊源关系?查尔斯·薛奥弗认为,海德格尔毕生追求对存在意义的领悟,把本体论作为其哲学思考的中心关切,这与康德在形而上学领域所发动的哥白尼革命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康德通过批判地考察人类认识能力,     

形而上学的终结与哲学的道路

终结形而上学或者说拒斥形而上学是二十世纪哲学的响亮口号。罗蒂的"后哲学文化"、柯拉柯夫斯基的"形而上学的恐怖"、具有社会学家与哲学家双重身份的哈贝马斯提出了"后形而上学思想"等,都以自己的理论路径出发来拒斥形而上学。马克思、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人在终结形而上学的事业上也做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创造。但是,形而上学一次次被宣告终结了,又一次次以顽强的生命力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因此,哲学在不断塑造自己的同时,也在不断塑造着属于自己的时代,它是以理论化和系统化的理论方式所表征的人类性的生活方式与存在方式。     

"伦理的立法"与"法律的立法"的区分——理解康德"权利科学"的理论前提

康德在他的"权利科学"当中,首先对"立法"进行了划分。按照立法所依赖的原则不同,康德把立法区分为"伦理的立法"和"法律的立法"。前者是按照道德法则的义务概念而实施的立法,因而也称"内在立法";后者则是允许在道德义务概念之外具有其他意图,由外在立法机关所实施的立法,因而也称"外在立法"。这一区分是理解康德立法思想的理论前提。     

从"在的语法学考察"到"现象学直观"——海德格尔回溯希腊生存论的两个环节

海德格尔恢复希腊的生存论是通过"在的语法学考察"和"现象学直观"两个环节实现的。在《形而上学导论》中为恢复希腊的生存论思想,主要采取的方法是"外在之路"——"在"的语法学考察。但它的意义却在于:通过这一考察,初步探询了希腊的生存论态度,并提示出恢复生存论的"内在之路"——现象学直观。通过这两个环节,海德格尔完成了相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生存论转向"。     

现代性“断裂”问题下的“精神”审视

"现代性"虽是一个认识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概念,但也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本文通过对现代性"传统与现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四个方面"断裂问题"的思考,从该"二重性"中归纳出现代性的"同一性"即时代精神、理性精神、主体精神、发展精神,并尝试性地揭示现代性该四个主题精神的最初意涵及其在现代社会下发生的"演变",从而关注现代性的"同一性"与加深对现代性"二重性"的理解和认识,给予现代性本质的一种澄明。     

台湾“宪政”变迁中的“国安会”与“总统”权力

“国安会”(及所属“国安局”)在台湾的政治体系里有着特殊的角色与功能。两蒋时期 ,“国安会”是“动员戡乱体制”的产物 ,而“国安局”的特务情治系统是其专制统治中的重要一环。在台湾政治转型时期 ,李登辉操控“修宪” ,保留并将其纳入“宪政体制”中去 ,首次“政党轮替”后 ,陈水扁有将“国安会”扩张为“政务会议”的意图。而由李登辉至陈水扁 ,都在建构“总统制”的“总统”权力 ,对“国安会”及“国安局”的操作是其中的一方面 ,但是由于“宪政体制”的不明晰和政局今后可能的变化 ,至今这仍不能称为是稳定的     

从“层级构造模型”到“板块构造模型”——基于学生素质教育和培养的高校新课程体系问题研究

从21世纪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的要求看,实施素质教育、改革高校课程体系具有必然性。我国高等教育原有的“层级构造模型”课程体系形成于20世纪中期,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虽然经历了8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素质教育”取向的课程改革,但仍没有突破原有的框架。要使我国高等教育真正从专业教育模式转变到素质教育轨道上来,就必须重新改造高校课程体系,构建全新的“板块构造模型”课程体系。     

论"治未犯"——关于"溯源防范"与"不管而管"制度的建成

我国对预防犯罪的研究应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并重、东方文化的“心性教化”与西方文化的“行为规制”并重。我国预防犯罪应借鉴中医“治未病”的道理而“治未犯”,即未犯先防、刑后防犯,建立“溯源防范”制度,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推广源流监控制度,建立“不管而管”制度,即被害人救助制度。     

实施"人文奥运"应努力实现三个有机融合——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主委田麦久如是说

田麦久1940年出生于山东青岛市.1964年毕业于北京体育学院研究生部,1982年获德国科隆体育学院体育科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的第一位体育博士.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北京市委主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运动训练学会主任委员、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受聘于清华大学等21所大学任客座教授.     

核武器的“善”“恶”之辨

目前,国内外存在一种从道义上否定核武器的观点。不少学者认为核武器违背战争与伦理本质,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是绝对的恶。这种观点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上是有害的。核武器的善恶是人们对研制、使用核武器目的、效果的道德判断,当它被用于善的目的并取得善的效果时,它就是善的。我国研制、发展核武器是善,因为它体现了我国的伦理精神。     

论国学之“源”与“流”

国学,就其"源"而言,我们可以说,先秦诸子之学,是"国学"演变发展的活水源头;与此相对应,先秦以降,儒、道、佛等学派思想的演进,催生出一系列前后相继的学术思潮,如汉初黄老思潮、两汉尊儒思潮、东汉反神学思潮、汉魏道教思潮、魏晋玄学思潮、隋唐佛学思潮、宋明理学思潮,以及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等等。这八大思潮,前后相继,奔腾向前,组合成"国学"发展演变的汹涌潮流,构成了"国学"发展的宏伟画面。     

"多元统一"模式与"和谐共存"研究

以二元论、二元对立思维定式为基础的研究视角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甚至会遮蔽和阻碍理解“和谐共存”等文化事象。有别于“二元对立”的“多元统一”思维结构和观念模式不仅是一些民族解释世界、处理内部关系的核心结构,而且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及“和谐共存”的根源。     

调整“社区人”心理 培育“社区人”意识

随着市场经济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入影响与渗透，社区正日益成为每一位市民生活的重要空间，社区的建设与发展状况，同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发生着越来越密切的关联。在许多居民生活小区，“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这样的标语牌随处可见，反映出人们已开始意识到社区居民同社区之间的双向依存关系。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依然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同程度地游离于社区建设之外，缺乏对社区的亲近感与责任感；一些社区工作人员对本职工作存在某种偏见，激发不起工作热情；而有些确实愿意为社区提供服务的居民，却又不知从何着手。上述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