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概念辨析及界定: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比较分析

社会治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需要在国家、政府与社会的现实关系中来理解,在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中来解释。学界现有的融合论、包含论、交差论、独立论等观点为更为准确界定社会治理的概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社会治理包含"自治"和"他治"两个维度,社会治理要通过有效的"他治"来培育"自治",核心社会治理是政府对社会的治理。     

提高社会治理满意度的四个层面

社会治理满意度是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综合评价指标,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践行群众路线的具体诠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社会治理的对象是复杂多变的社会系统,尤其是在网络化、信息化时代,社会治理难度加大,面临着诸多挑战。影响社会治理满意度的因素有工作环境、生活条件、安全保障、就业、住房、人居环境、社会文明程度、社区管理等,归纳起来可以从理念制度、行政效率、服务内容、社会保障四个层面进行分析。     

政府治理社会模式的转型与创新探析

政府治理模式的成熟和先进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市场的国际竞争力的强弱,影响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而困扰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最攸关的难题就是政府治理国家的理念、方式与制度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当前,中国治理社会模式仍面临着许多挑战,主要涉及到政府分别与市场、公司、公民、社会组织及中介机构的关系问题。政府治理社会模式的创新,可以让政府更有效地治理社会,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发挥市场、企业、公民和社会组织及中介组织的作用共同治理社会。这种多维度、多中心、高参与度的治理模式能够缓解政府减弱市场控制以后出现的权力空白,而高参与度意味着政府、市场、公民和社会能够通力合作,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运用社会治理理念 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用“国家治理”一词,将“社会治理”与“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并列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围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社会组织的改革发展进行了专章部署;同时,明确提出推广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当前,就推行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来说,如何运用社会治理理念系统推进？笔者从积极构建新型政社关系和社会格局的视角,进行了思考。     

实现社会治理模式转换的现实路径

当前,以政府作为唯一主体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陷入了明显的治理困境,因而迫切需要实现社会治理的模式转换,即从政府行政管控走向多元合作治理,以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然而目前实现这一模式转换尚存在诸多障碍:政府管控思维难以转变,公众诉求表达渠道不畅,社会组织发育不良,公民参与水平较低等。因此,必须尽快转变政府治理思维方式,畅通公众诉求表达渠道,拓宽社会组织自治空间,加快公民社会建设步伐。     

社会治理:社会转型的途径和目标

社会治理作为一种独立于政府、市场的治理方式,通过促进公共服务创新,协调、沟通政府与市场,沟通政府与公众,提供了一种社会转型的途径。同时,社会治理又是社会转型的目标之一。     

风险社会中政府公信与政府治理

风险社会中不断扩散的人为不确定性以及表现在社会结构、制度和关系的复杂、偶然和分裂状态,对政府传统的管理理念与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为此,政府应增强其社会风险管理能力,推进社会治理转型。     

公共管理方式转向的必要性与路径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格局中,社会公共管理方式正在向多元化、协同治理的方向转变。协同治理能够避免单一主体社会管理方式的“失灵”,是我国社会转型、建设和谐社会与法治政府的需要。协同治理过程中,在保障政府主导地位的同时,要积极发展与培育社会组织;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协同治理制度体系与参与机制。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定位与重塑

在特定社会环境条件和国家治理理念影响下,基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和社会现实因素的双重考量,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强政府与弱社会"关系和改革开放后较长时间内的"政府与社会二元分立"关系。在我国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无论是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还是从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来看,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应是一种"强政府与强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政府与社会信任关系的修复与建立,政府职能的切实转变,社会力量的培育,政府与社会职能领域的合理区分等途径持续不断地构建政府与社会合作伙伴关系,是实现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治理的“在场化”: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研究

以科层制为依托的行政一元化治理模式存在组织形态与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性,而其伴生的信息劣势和权能短板也导致了治理空白、反应迟缓和治理偏差,这使其在面对转型社会的治理难题时陷入困境。在"一线"构建政府治理场域为变化社会提供了"在场化"的治理方案:科层内部的干部动员机制和科层动员机制实现了信息资源与权能资源在治理"一线"与决策层之间的有效对接与传输,进而使得一线行政主体和上级行政主体分别实现了实质性与虚体性的"在场";而政府推进的社会动员则实现了社会、市场领域的多元行动者由"自在"向"自为"的角色转化,并获得了"在场"的治理主体地位。由此,在治理"一线"形成的以广义政府为权威核心,多元治理主体有机协同的治理场域格局,不仅在工具理性层面矫治了一元治理和科层治理的弊端,弥补了治理目标与治理手段之间的裂隙,也产生了国家与社会相互支持的嵌入式治理的溢出效应,从而以"增能"与"减阻"两个向度强化了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     

刍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制是治理中重要的概念和形式,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的主体、社会领域的问题以及社会治理的价值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我们应以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作为突破口,通过理顺政社关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基层自治和底层参与、创新社会矛盾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等途径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创设“功能性接点”——应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两难困境的中国经验

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关系的良性调处，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维度。针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收—放”互斥两难困境，我国构建了一种新结构性场域。即跳出政府与社会个体单层关系的限囿，立足于政府与社会个体、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双层”关系的划分，创设了第二类中介——协调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关系的功能性接点。驻村干部和社会组织孵化机构等都属于功能性接点。它们的组织形态各异，但在国家治理结构中所处位置和治理属性相同：双向赋能的行动中介、有为政府的策略选择、政社互动的弹性空间。以人民中心理念为政治引领，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行动指引；强有力的国家行动体系，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组织保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制度支持。     

当代服务型政府社会治理模式的实践转向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不适应性凸显,需要构建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针对后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实践,西方国家借鉴企业治理模式并延展出社会网络治理模式,但却因拘囿于旧的思维框架而缺乏实效性。中国基于自身国情考量,提出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改革目标。然而由于缺乏充足的理论支撑,致使目标与实践脱节。因此,完善面向未来社会治理实践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已成为当前理论研究的重大议题。     

社会治理中政府管理流程的优化路径——以《行政许可法》第13条为视角

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治是社会治理的一体两翼,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对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深远意义,社会治理视野中的政府管理及服务流程需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以顺应社会治理的新要求和科学发展的新形势。政府管理流程优化的目标在于提高管理效能、节约管理成本和促进社会善治,优化的主体路径应当遵照现有宪法法律精神,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实际的"公众—市场—社会组织—事后监管—事前干预"的政府管理优化路径。     

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概念、视角与模式

公共管理是由政府、非政府公共组织和民众所组成的管理体系,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它包括以政府为本位的政府管理和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治理(包括政府治理)两个阶段的内容,以及大致由政府管理的集权化、政府管理的民主化、政府管理的社会化和社会治理的自主化、社会治理的多中心等五个不同的模式组成。     

大数据对政府治理的影响及挑战

政府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受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技术变革、文化环境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技术变革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大数据作为一种新技术,推动全球进入一个将数据当作核心资产的新时代,推动社会朝着更加开放、权力更分散和网状大社会方向发展。文章从政府治理理念、政府治理范式、政府社会管理三个方面分析了大数据对政府治理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对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可能面临的数据治理难、数据匮乏、数据驱动力不足、公众参与"悖论"等挑战进行了说明。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治理社会”与“社会治理”——兼论国家治理的最终归宿

社会存在决定治理,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治理。中国社会治理的目的不在于对社会管理技术名词上的革新,即"统治""管理"向"治理"的飞跃,而在于努力实现中国社会稳健发展,维护人民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利益。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和全球化情境下,谋求做到国家、政府"治理社会"向国家、政府和社会共同治理、相互治理转变,将社会治理社会成为国家治理的最终归宿。     

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

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的社会权力结构变迁 ,为治理理念及其实践注入了动力。在这一过程中 ,社会自理能力不断增强 ,社会中介组织应运而生 ,这影响和改变着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二元互动关系 ,并从根本上推动着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变革。     

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模式分化及现代化转型

随着我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政府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方式实现了由管理到治理的飞跃。目前，我国形成了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和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目前，我国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三大模式的实践表现都未能满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因此明确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政府主导下“一核多维”的治理框架、推动多属性治理的法治化，能够推动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明确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加强公私协同关系的制度化建设、实现公私主体在协同关系上的情感嵌入是实现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现代化转型的路径。明确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社会主体的自治能力、促进与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衔接，能够实现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     

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及其对新时代农村社会治理的启示

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是马克思所处时代孕育的伟大思想,是马克思基于无产阶级立场,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劳动关系分析、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主要包括社会治理合力论、社会治理主体论、社会自治重要途径论、社会治理公平正义价值目标、社会治理终极目标等思想认识。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经历了“政权下乡”“政社合一”“乡政村治”“多元共治”四个阶段。新时代我国农村社会治理面临村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不高、村组织自治能力较弱、基层政府职能越位错位、农村政府财力相对不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尚有差距等挑战。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对于新时代加强和创新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效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和方法论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