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竞争、政治极化与拜登政府“服务中产阶级”政策进展

“服务中产阶级”政策是拜登政府的执政重点,其政策框架包括社会政策议程、国内经济政策议程以及国际经济政策议程。“服务中产阶级”政策的进展,反映了美国未来的政策走向,影响深远。当前,大国竞争与政治极化是美国政治生态的最重要特征,影响并塑造着美国的内外政策。一般而言,一项政策的大国竞争属性越强,面临的政治极化影响就越小,两党在该项政策上就越可能达成共识;一项政策大国竞争属性越弱,面临的政治极化影响就越大,两党在该项政策上就越不可能达成共识。社会政策议程大国竞争属性弱,面临的政治极化影响大,进展寥寥;国内经济政策议程大国竞争属性中等,面临的政治极化影响中等,推进艰难,但有一定进展;国际经济政策议程大国竞争属性强,面临的政治极化影响小,进展顺利。     

拜登经济民族主义：形态、根源及影响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其经贸政策在淡化特朗普民粹主义色彩的同时，继承特朗普经济民族主义内核，通过制度性强化和战略性推进，使贸易保护主义、产业保护主义、技术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四种形态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得到了全面和系统扩张。拜登政府推行经济民族主义的根源是美国社会持续涌动的反全球化思潮、对新自由主义的失望以及对美国制度衰落的担忧，同时美国全力推进大国战略竞争也需要凝聚新共识。拜登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归根结底是为维护美国霸权地位服务的，但由于相关政策的狭隘性，其必将加剧大国竞争对峙，冲击美国与盟伴缔结同盟的利益基础，并最终损害美国霸权地位。     

拜登政府对俄政策演进的特征、动因及限度

拜登执政初期，美国对俄政策出现新变化，呈现明显的双轨特征。一方面，拜登政府以价值观为引领继续对俄保持强硬；另一方面，美国一度寻求构建“稳定且可预期”的双边关系，积极推动美俄战略稳定对话。然而，乌克兰危机迫使拜登政府不得不二次调整对俄政策，联合盟友通过全面制裁和政治孤立实现“弱俄“以“遏俄”的战略目标。传统建制派回归及两党执政理念差异，对俄战略“三观”的延续与调整以及中国、欧洲等第三方因素是拜登政府对俄政策演进的主要动因。乌克兰危机长期延宕导致美国战略界逐步出现对俄政策反思，国内民众也更不愿承受对俄强硬的代价，美国对俄政策存在一定回调空间。但由于美俄面临地缘政治和战略认知冲突、结构性矛盾以及美国国内政治束缚，美国对俄政策演进有其限度，美俄关系难以本质逆转。同时，乌克兰危机引发美俄欧新一轮剧烈互动与博弈，深刻塑造大国关系格局，中国应在变局中抢抓机遇，为自身发展塑造良好的外部战略环境。     

安全化操作与美国全球供应链政策的战略性调适

2021年美国拜登政府施政伊始就推动了一系列关于供应链的新政策,特别是以“国家安全”为叙事手段强化国内产业政策,扶持先进制造业和新兴技术研发,并联合安全盟友构建关键产业国际供应链联盟。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新供应链政策进一步强调了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并重的原则。对于这种政策转变的本质,相关研究出现了战略性转变和功能性转变等两种观点。从理论逻辑看,经济政策的安全化分析路径,可以剖析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效应,明晰经济和安全策略组合的类型,从而进一步揭示美国新供应链政策“混合式安全化操作”的生成机制。从政策实践看,拜登政府针对供应链问题的安全化操作主要呈现两个新的特点,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的兼顾供应链安全与大国战略竞争,二是以国内投资重塑产业链,并配合国际运作以形成关键产业供应链联盟,从而对战略对手实施经济权术。这些新政策面临着战略利益和市场力量之间的张力,存在诸多制约,其带来的政策冲击也为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复苏增加了不确定性。     

美国对华民主输出战略 对中国经济主权安全的影响*

以新自由主义非议中国特色经济民主，是新时期美国对华进行民主输出的战略手段 之一。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或经济发展理念，新自由主义是以个人主义和私有制为基础的，从根 源上来讲，美国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特色经济民主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所有制问题。居于当今国际 经济体系核心地位、拥有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与主导权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其新自由主义 经济发展模式，通过侵犯中国对本国经济制度及经济发展模式的自主选择权，威胁到中国经济主 权安全。面对美国的民主输出，一方面，中国应超越“冷战思维”，避免中美走向对抗；另一方面，中 国要坚持“渐进性”的经济体制改革并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民主之路。     

“新华盛顿共识”与美国经济战略的转型

自由主义一直被认为是美国经济思想的根基和内核。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基于各种内外环境的变化，美国国内对于自由主义的反叛力量一直在孕育，但受制于既有思想的强大惯性，这种反叛力量并没有形成系统的行动指南和最终的政策方案。直到拜登政府上台，美国社会内部累积的巨大变革力量才开始凝聚成强大的执政共识，并转化为现实的操作方案，美国的决策精英将这种共识概括为“新华盛顿共识”。新共识的核心内容是，美国要大力动用国家权力工具，从内政（产业政策）和外交（经济外交）两个方向入手，全面复兴美国的产业生态系统和技术创新能力，以服务大国战略竞争的目的。这是美国经济战略思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大力度的转型，即从信奉市场至上、推动自由经济转向强化政府干预、护卫国家安全。美国重新调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既打破了关于美国自由主义立国的传统神话，也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乃至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演进都带来重大影响。     

拜登政府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框架及其内在缺陷北大核心

拜登总统上台后,美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逐渐成型,特点日益明晰。该战略聚焦于意识形态和网络安全领域的竞争态势,以国际机制和盟友为抓手打造新兴技术与全球规范层面的美式霸权,以国内网络安全和新兴技术政策助推国际政策实践。然而,拜登政府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有其内在缺陷,有违历史潮流。意识形态攻势在数字时代已成冬箑夏裘,美国江河日下的国际规则制定权与其网络霸权之间的落差一时难以弥合,美国国内政治的掣肘与过度安全化和地缘政治化的理念更使得其网络空间政策进退失据,但是拜登政府的网络空间政策对中国技术、经济和政治发展环境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必须审慎应对。     

拜登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及其对中国的生物安全“竞赢”战略

拜登政府上台后发布了《新冠应对和大流行防范的国家战略》《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和《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和实施计划》等聚焦生物安全的系列文件和倡议,标志着生物安全战略已经上升为美国政府的重要政策议程。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生物安全危机,拜登政府通过调整国内生物安全治理机制、加大生物安全领域的投资和开展卫生外交三种路径来推行其生物安全战略。该战略呈现出“全社会”“伪多边主义”和“地缘政治化”等特点,其目标在于：以促进美国生物安全强化美国整体国家安全、以生物安全为议题重塑美国国际领导力、以发展生物产业巩固美国生物技术霸权。在美国已确立对中国实施全面“竞赢”战略的背景下,生物安全治理领域不可避免地成为中美竞争的场域。这种竞争主要体现在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制度和生物技术经济两个方面。拜登政府基于地缘政治考量和以“竞赢”为基调的生物安全战略使得中美生物安全合作前景黯淡。     

拜登政府修复美国国际声誉的外交叙事

外交叙事是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一国国际声誉的塑造、传播和维护。面对特朗普政府遗留下来的美国国际声誉负资产,拜登政府以“美国回来了”的拟人化外交叙事打造美国合群遵约的国际形象,试图通过相对温和、正面的外交叙事积极修复与欧洲盟友的关系,重构美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外交叙事,为修复美国国际声誉进行话语铺垫。拜登政府的外交叙事对于美国国际声誉的修复具有一定的成效,但终究没能走出高开低走的既往套路。但是,由于拜登政府外交叙事自身内在缺陷、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引发的位置焦虑、国内政治的持续极化以及“否决式政治”盛行,其运用外交叙事修复美国国际声誉的前景不可能完全遂愿。     

伊朗莱希政府的保守性务实主义外交

伊朗莱希政府上台后不断调整外交政策,其取向日益明显,主要表现在深化周边缓和外交、坚定“向东看”、加强与全球反美国家的关系,以及疏远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和拜登政府的打压政策加速了伊朗国内政治的保守化,并与莱希本人的保守政治倾向结合在一起,是伊朗外交政策保守化的直接原因。同时,伊朗伊斯兰政权力图通过经济增长增强政治合法性,但美国制裁和新冠疫情使伊朗在民生方面面临很大困难。伊朗政治、经济发展中的难题是莱希政府推行务实外交的重大压力。莱希政府的外交政策在保守性的大框架中强调务实主义,以求解决紧迫的民生问题。这种保守性务实主义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伊朗的国内稳定,推进了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的和解,并加速了中东地区国际格局的演进。     

奥巴马连任后美国内外政策走向

奥巴马在2012年美国大选中再次胜出，但其第二任期仍将面临争取美国经济脱困、弥合政治分歧和调整对外政策的挑战。预计未来四年奥巴马政府对内将继续强化政府管理经济、协调社会分配的职能；社会议题上则推进自由主义。外交上，奥巴马将继续推进和调整美国对外战略的“再平衡”，重点依靠“巧实力”构建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秩序，其对华政策则将表现出在维护双边关系稳定中对华更加谨慎，在寻求合作与竞争的平衡中适度强调竞争的特点。     

拜登执政以来美国国会的涉共提案及其政治图谋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国会针对中国共产党的立法提案在频度与强度上都有明显提升，推动中美战略竞争法律化与制度化。美国国会着重以新冠疫情和人权等问题为切入点发起对华意识形态攻势，其涉共提案的政治修辞趋向于煽动性、对抗性、反智化与污名化，意在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割裂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之间的联系。这些提案从表面看是国会议员谋求政治私利、共和与民主两党为凝聚共识的政治算计，从深层次看则源自“威胁膨胀”的霸权焦虑、贩卖“共产主义恐惧”的冷战思维和“美国例外论”的战略文化。美国国会涉共提案绝大多数未获通过，但其炒作行径对中国共产党形象和国际社会相关认知具有危害性；同时，其重构的美国反共“政治正确”不仅恶化了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也给中美关系与世界秩序增加了不确定性风险。     

“特朗普经济学”与中美经贸关系

随着特朗普当选并就任美国总统,其经济政策方案渐成体系,形成了一套对内新自由主义,即强调减少国家管制、激发市场活力、削弱福利国家;对外实行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强调美国本土经济利益的“特朗普经济学”.“特朗普经济学”迎合了美国中下阶层民众的心理,充分反映了美国所处的经济和外交困境.“特朗普经济学”的实施将为中美经贸关系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中国需充分研究特朗普采取的政策举措,精心准备相应预案.     

美国“伊拉克新政策”评析

“伊拉克新政策”包括军事、政治和经济三方面的内容。军事上,美国将向伊拉克增派大约2万人的军队;政治上,布什政府将向伊政府施压,为其设立缓解教派冲突及稳定国家局势方面的“指标”;经济上,美国将投入大约10亿美元,加强伊拉克重建。“伊拉克新政策”的出台是美国国内民主和共和两党之间、美国和伊拉克政府之间观点博弈,伊拉克教派结构恶化以及伊朗核危机恶性发展的结果。美国“伊拉克新政策”的基本要旨在于控制伊拉克作为中东的战略轴心。     

1985～1989年:玻利维亚的经济稳定化与结构改革

1985年以后玻利维亚经济政策的右转是其内部经济危机、外部经济和政治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与70年代智利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不同,玻利维亚“正统”的经济稳定计划吸收了“非正统”稳定计划的合理因素,并在结构调整中避免采取极端自由主义的改革政策,从而使稳定化和结构调整取得了一定成效。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

新保守主义的产生是冷战时期针对前苏联的威胁和国内“新左派”对美国自由主义文化造成极大冲击的回击。其政策主要是反对扩大政府的权限、主张“小政府”；强调传统的道德、伦理、宗教信仰、法律和秩序，主张政府干预社会生活；反对“福利国家”，主张削减社会福利支出；重视市场发挥有效的配置资源的作用。与此相适应，其对外政策主张加强军备和实力，而不是求助于国际制度和道义；反对“集权主义”，反对激进革命，坚定不移地反共；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新保守主义主张扩大国际自由贸易。以历史的视角来看，当前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思潮中的得势是美国政治思潮钟摆现象向右的又一次回归     

拜登经济学与中美未来经济竞争

拜登经济学已经具备较为完整的理论支撑、理念构想和行动方式,其影响不仅局限于美国国内,更是塑造了国际经济秩序,并将重塑中美经济竞争关系。拜登经济学的核心构想,即三大支柱—重建美国、重塑盟伴、重构制度均指向中国,着眼于中美未来经济竞争。实力是美国操纵盟伴的基础,盟伴是美国践行制度的支撑,而制度则是美国确立秩序的工具。这三方面预示着中美将在经济实力、经济魅力与经济潜力三个维度展开更为激烈的竞争。     

自由主义与美国对外政策

近年来,在美国对外政策思想研究中,国内外学界的关注目光偏重于新保守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自由主义思想,从而落后于美国政治和对外政策舆论方面的某些变迁趋向。本文回顾了自由主义的历史,认为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杰克逊主义”并列为美国外交思想传统的三大主题,至今在美国仍具有广泛的舆论市场,并在其对外政策中起着重要作用。     

美国政治生态新变化北大核心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出现值得关注的新变化。首先,民主、共和两党之间以及民主党内双重极化同步加剧,不仅导致拜登所代表的政治中间主义路径无法构建推进其国内改革的政治共识,反而使自身陷入执政困境。其次,围绕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的政治斗争白热化,进而形成“中选大选化”的畸形态势并使报复性政治大行其道,进一步恶化了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再次,共和党的“特朗普化”趋势进一步确立,由特朗普背书的共和党内反建制力量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日益上升。这些变化将对2022年中期选举之后甚至更长周期内的美国政治产生深刻影响,即政治精英进行选举动员的方式步入新阶段,两党整合方向呈渐行渐远之势,“文化—认同”因素超越“经济—阶级”因素成为美国政治演化的首要动力。     

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发展轨迹、影响及趋势

文章通过采用文献研究法与案例分析法，对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所采取的东南亚政策的影响和轨迹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美国未来东南亚政策的发展趋势作出合理推测，对中国及东盟国家的应对之策进行分析研究。文章认为，相较特朗普政府对东南亚地区的“冷处理”和“边缘化”，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有了较大调整，其执政显著加强了对东南亚地区的战略投入，提升与东盟国家外交关系，强化在东南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力，重塑地区规则秩序。受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影响，当前东南亚地区多边合作遭受冲击，和平安全隐患显现，现有经贸秩序也受到冲击。同时也应看到，中国—东盟友好合作关系积淀深厚，东盟国家“不选边站”立场韧性较强，拜登政府执政首年对东盟国家的接触拉拢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为此，拜登政府通过《印太战略报告》作出一定政策调整，着重强化长期影响力渗透力。未来拜登政府将在《印太战略报告》方针指导下持续加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话语权，构筑并强化遏华阵线。然而，拜登政府政策执行仍面临国内外多重因素掣肘和挤占资源，同时中国坚定携手东盟国家维护地区开放合作主基调，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导致美国难以达成其战略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