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沁的世界和平观

边沁的最大理想是希望所有国家牺牲自身利益以建立世界和平。他据以实现目标的方式包括:放弃殖民地、裁减军备、设立国际法院、编纂法典、废除秘密外交等。     

边沁的世界和平观

边沁的最大理想是希望所有国家牺牲自身利益以建立世界和平。他据以实现目标的方式包括：放弃殖民地、裁减军备、设立国际法院、编纂法典、废除秘密外交等。     

近代欧洲的法典编纂运动

近代欧洲的法典编纂运动是大陆法系形成的重要标志,大陆法系的一些重要法典和法典体系都是近代法典编纂运动的直接产物。这场运动从法国蔓延至整个欧洲大陆,各国都按照法国或者德国模式编纂了自己的法典,形成了大陆法系独特的“六法”体系。这些国家抛弃封建的法律秩序,采用法典编纂模式来建立新的法律秩序,这场运动也给我们编纂民法典带来不小的启示。     

中国法典编纂的历史发展与进步

法典编纂是一种纯粹技术上的、使法律规范集中化、系统化和条理化的方法;在以成文法作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国家或法系中,法典编纂的发展水准就标示着法律技术安排的发展水准。虽然通说主张中国法典编纂始于战国初,而其实早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就已经有了最初的法典编纂;自那时直到现代,中国法典编纂经历了刑书时代、律统时代和近现代三个发展阶段。而在每一个发展阶段,法典编纂的组织与程序、体例与技术都显示出发展进步的特点。     

中国环境法典的编纂条件及基本定位

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启动环境法典编纂研究列入2021年立法工作计划,对环境法典编纂条件是否成熟以及技术方案的论证提出明确要求.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新目标新任务提出编纂环境法典的迫切需求,环境法治实践中存在的法律适用困境形成编纂环境法典的内生动力,环境法学研究所达成的学术共识奠定编纂环境法典的理论基础.环境法典编纂不仅条件成熟,而且恰逢其时.中国环境法典编纂理论研究,应深刻把握环境法典的逻辑体系与核心价值,厘清民法典与环境法典的关系;准确把握环境法的领域法特征,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法典的核心价值与基础概念;深刻把握环境法的体系开放性特点,采取"适度法典化"模式、"总则—分编"结构,妥善处理环境法典编纂过程中的各种关系.     

本土法与外来法:美国的经验

美国法的历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继受外来法到形成发展美国本土法 的漫长过程。这一过程是有机的、渐进的、不可任意割裂。１７世纪早期殖民地的法 制状况具有多元化与创新性相结合的特点。１８世纪殖民地大规模、全面系统地继受 英国法。独立战争至１９世纪中叶美国本土法形成。在移植外来法、形成本土法的过 程中,美国人重视法律本土资源,坚持可适用性原则。在法律移植过程中,最先被本 土化的是初级规划,次级规划则较晚被本土化。     

论边沁的立法改革思想

边沁是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英国近代著名法律改革家。他深受洛克、休谟和爱尔维修的影响,在继承了前人功利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发挥,创立了完整的功利主义学说,并将这一学说运用到了法学之中。边沁在批判自然法学说的基础上,对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原则进行了全面反思,并提出了以安全为中心的四项立法目标,对英国的法律改革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法典赋名及其恰当性述论

将一部法律正式赋予法典名称,本文称为“法典赋名”。法典是历史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词汇。在我国语境中追溯源流,法典是具有权威属性的中国古词,于19世纪90年代后成为学术界、法律界用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法律体系重建之初,未进行法典赋名。改革开放后,随着自主意识深化和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我国渐入法典赋名时刻。刑法向刑法典名称“跨了半步”,民法“跨了一步”——民法典获颁。法典应为完善统一的形式与层级较高的内容位阶的统一,并非法典编纂工作后的必然名称。“基本法律法典赋名化”应成为民法典之后的法典赋名方式。我国纵向法律体系由此出现新层级、新面貌,并带来千年法典史的新发展,中华法系由此实现古今对话。法典赋名应建立在本国纵向法律体系、法律渊源和法律文化基础上,并基于民族性而成为世界法律文明中的标志性存在,这便是法典赋名的恰当性选择。     

中国古代法典传统与当代生态环境法典编纂

“诸法合体”是中国古代法典与当代生态环境法典共同的形式特征,“法律自然化”是中国古代法典与当代生态环境法典相续接的实践理路。中国古代为克服“诸法合体”的弊端,形成了“统分结合,以类相从”与“繁简适中,形式多样”的法典传统。当代生态环境法典应坚持走适度法典化道路,建立特殊于普通法律的法典修改机制,借鉴古代法篇续造的法律传统,采取法典法与单行法并行的立法模式,以保证中国生态环境法典兼具综合性、体系性、稳定性与开放性的特征。中国古代法典秉持“天人合一”理念,在“法律自然化”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命模式”。中国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应向本土“生命模式”回归,克服近现代环境法典过于倚重“技术模式”的弊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为指引,编纂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法典。     

行政法典的法律规范体系定位与立法选择

我国行政法典的法律规范体系可以从四个方面予以定位：其一，“一般行政法律规范”还是“一般行政法律规范加部门行政法律规范”？行政法典宜选择仅对一般行政法律规范进行法典化，编纂行政基本法典。其二，“法治政府的法律规范体系”还是“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体系”？行政基本法典宜选择具备法典体系性的“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体系”定位。其三，“客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主”还是“主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主”？行政基本法典宜选择以确立和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体系为中心内容的“主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主”定位。其四，“传统行政法律规范为主”还是“大数据时代的行政基本法典”？我国行政基本法典宜全面回应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立法需求，定位于编纂数字时代的行政基本法典。     

萨维尼对19世纪英美法学的影响

萨维尼作为19世纪德国最伟大的法学家,他的学说理论通过其著作在英美的翻译和传播,不仅在大陆法系国家,而且对英美法系国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19世纪英国历史法学派的产生,美国南北战争后关于法典编纂的讨论,19世纪英国和美国大学法律教育的改革,以及美国司法实践等方面,萨维尼所产生的影响都为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家所不及。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萨维尼个人声望的原因,法律历史观在19世纪的兴起,但更重要的还是两大法系之间逐渐产生的互相交流的趋势。考察萨维尼对当时英美法学的影响,就是对两大法系之间长期存在的学术交流的一个有力例证。     

领域型法典编纂中法律责任的设定——以生态环境法典为例

领域型法典编纂是当前我国立法领域的新事物,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领域型法典中的法律责任设置与传统的领域单行法中的法律责任设置具有显著差异。领域型法典中的法律责任与领域单行法中的法律责任相比,二者在功能上、形式上均具有较大差异。领域型法典中的法律责任的正当性主要来源于法律科学、宪法法理及部门法调整机制。领域型法典中的法律责任的编纂理念应与领域法的宗旨与原则、调整范围与调整机制等实现连接。领域型法典中的法律责任的编纂既包括对原有领域单行法中的法律责任规范的处理,也包括对实现功能需要的新的法律责任规范的创制。在领域型法典编纂的过程中,应注意其法律责任规范与责任型法典中的法律责任规范的连接,以使领域型法典中的法律责任的功能在法治系统中得到更好实现,促进领域型法典的实施与对相应领域的科学有效调整。     

边沁法律思想之研究

边沁所开创的功利主义法学派,从普通人的角度追问法律的本质,因之成为法学史上的重要流派之一。本文探讨了边沁功利主义哲学在其法学思想上的主导地位,研究了边沁法学上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及其追求,涉及了边沁为推进法律改革所阐述的法律思想,并就边沁法律思想的意义进行了简要的评价。     

《狄奥多西法典》：技术要素与政治意义

《狄奥多西法典》是罗马法史上的第一部官方法典，是西方法律编纂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西方法律史从此进入法典时代。狄奥多西二世皇帝进行法典编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应对当时法律渊源混乱冗杂的情况，为裁判官提供简便的裁判规范索引。该法典并没有实质性地创制法律，仅仅是收集、筛选和整理了君士坦丁皇帝以来的谕令，并以主题与时序叠加的顺序进行排列，同时追求规范、简集、筛选和整理了君士坦丁皇帝以来的谕令，并以主题与时序叠加的顺序进行排列，同时追求规范、简批复等法源形式，且多处禁止法学家对法律进行解释，体现了立法者希望通过法典编纂维护政权统治的意图。该法典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司法混乱的状况，以法典的形式将公法、私法的所有规范以一定的逻辑体系编排在一起，是古罗马后古典时期立法作品的代表之作。     

浅论唐律的特点及其影响

唐律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鼎盛阶段的产物，唐代的立法者继承了历代封建社会法典编纂上的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这一传统，以儒家正统法律思想为指导，承袭了自汉代以来礼律融合的特点，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唐律。唐律是我国封建法典的楷模，它集中了中国法律传统的许多精华。唐律的影响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立法者及有关学者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狄奥多西法典》与罗马晚期的法学困境

在《优士丁尼法典》编纂之前的一个世纪，公元438 年罗马就通过了第一部官修法典：《狄 奥多西法典》。它收集了君士坦丁以来皇帝的立法，但这一时期却被称为罗马法的衰退期。退化的原 因在于，随着政治和经济格局的改变，皇帝全面垄断立法权，政策替代普遍适用的法律，行政官员替代 职业法学家，行省习俗替代了古典技术，基督教成为强制的统一信仰，法律的价值基础被削弱，这些要 素导致罗马法丧失了它的科学基础。通过对该法典的研究，可以发现罗马法走向衰落的原因以及缺乏 理论引导对法典编纂带来的危害。     

串起法学研究领土上的断片

在19世纪前后欧洲蓬勃发展的民法典编纂运动中,1804年拿破仑法典和1900年德国民法典是代表不同法律编纂体系思维和不同法律理想的两座高峰。人们对这两部法典的赞誉,一般集中于它们在促进国内法律统一和推动民法思维进步方面所做的巨大贡献。但另一方     

菲尔德及其《纽约民法典草案》——一个半世纪后再论法典编纂之是非

一个半世纪前,在普通法背景下的美国纽约州,菲尔德提出法典编纂计划并于1862年制定了<纽约民法典草案>,该计划遭到了以卡特为代表的学者强烈反对,双方就是否要进行民法典编纂展开大战,并最终于1888年以该草案被纽约州议会否定而终结.该法典草案分为人、财产、债和一般规定四编,是用大陆法系的组织法律材料的方法整合普通法制度的一次尝试,在法典的宏观结构和具体制度上都具有一些特色.虽然它最终在原产地遭到了失败,但对美国其他一些州甚至是国外的法典编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现在,我们能够对该次法典编纂之是非做出我们正确的评价.     

税法典编纂的宪法基础

宪法是未来税法典编纂的最重要基础，宪法理念、宪法依据、宪法功能以及宪法统合都构成税法典最根本的编纂指引。贯彻宪法至上理念、法律至上理念是编纂税法典的形式要求，遵循人民至上理念则是税法典编纂的实质根基。税法典编纂的宪法规范供给，主要分为确认性规范、授权性规范、禁止性规范及义务性规范，形成具体编纂的宪法底线、边界和要求。此外，税法典编纂应立足全局、着眼长远，实现国家能力建构、市场资源配置、公民社会整合，这是时代赋予税法典应承载的宪法功能。未来税法典的创制，还应前瞻性考量税法与民法、经济法、财政法之间关系，体现宪法对税法典所涉法域关系的统合。     

中国行政法的法典化：如何从可能变为现实

行政法的法典化旨在通过立法技术实现“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目标，它是一个涵盖部门法意义，体现多层次、具有不同程度法典化过程的概念。应改变过去那种行政法不能法典化的传统观念认知，对行政法法典化抱持一种“有限的理性化努力”态度与行动，针对环境、教育等部门(或领域)行政法编纂部门(或领域)行政法典，针对一般行政法编纂“行政基本法典”。就“行政基本法典”而言，应将其定位为解决一般行政领域(或所有行政领域)共通性问题的“基本”性法典，融实体与程序为一体，将规范控制行政权与保障公民权益相统一，其文本的结构内容宜按总则编与分则编编排，总则编部分应主要规定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和基本行政制度，在分则编部分应设计“行政主体编”而非“行政组织编”,在“行政活动编”下分设权力性活动、非权力性活动和行政程序(活动)三个次编，在“行政救济(或监督)编”部分以行政救济为主同时兼顾监督。就领域法典而言，应将其定位为某一行政部门(或领域)的法典，其体系化或统一化的范围应限于该领域的全国性法律，介于一般行政法与单行法之间的“中间”层级，对领域法典的编纂应突出其领域的行政特色，教育法典的编纂应以教育行政为主线，环境法典的编纂应以“环境治理”为主线。为尽快实现一般行政法和部门(或领域)行政法的法典化目标，建议采取“适度法典化”与“分别编纂、协同推进”的法典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