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是否应该拥有法律解释权

法官的法律解释权是沟通立法与司法的重要桥梁,本文针对我国法官是否应该拥有法律解释权的争论,提出应该正确理解法官的法律解释权,理性地赋予法官一定程度的法律解释权,这将有利于推进我国的司法进程,对实现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     

浅析法院人员分类管理

司法正义是我国法律的价值目标,而法律的正义需要高素质的法官来具体实现,要最大限度的实现司法正义、维护法律权威,则需要对法院人员,尤其是法官的分类管理,以实现法院人员的合理配置,调动各类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实现法院人员管理的现代化.     

对法官解释的一点思考

在大陆法系传统中,法官更多地是被界定为"法律的执行者".立法权和解释权被立法机关完全地垄断,而随着法律制度的发展,现实要求给法官一定的法律解释权限,对法官职能的重新界定,不仅保证了诉讼效率,降低了诉讼成本,也更好地促使了法官社会责任的实现,促进了对成文法的完善.     

法官职业化的标准化——法官行为调控之说

法官行为的初步保障:法官的资格与遴选(一)法官的任职资格什么样的人才具有任职法官的资格呢?著名学者孙晓楼教授对此作了精辟的总结:(1)要有法律学问;(2)要有社会常识;(3)要有法律道德。对法官的素质要求,可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而这些素质实质上也就是法官形象的内在反映。1.专业造诣作为“法律的宣示者”,法官的首要素质是精通法律,不仅应该熟知法律规范,而且应深谙法律的精神与宗旨。在英国法制史上曾有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司法权抗拒王权的故事,该故事引人瞩目之处不仅在于树立了司法权独立的里程碑,还在于柯克大法官用以劝阻国王詹姆斯…     

从法官资格的取得探讨法官职业化的建设

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法官是否达到职业化要求关乎着我国法制建设的成功与否。而我国现行法官资格条件过于宽松,不利于法官职业化的构建。本文拟结合我国法官现状——法官人员不够和法官门槛过低,法律人才培养中法学教育流于形式,法学毕业生泛滥等特点,从当前我国法官来源、法官资格取得以及国外法官资格条件进行分析,对我国法官资格的取得条件进行设定,以法官资格取得的完可善来实现法官职业化的建设。     

论法官良知的培育和维系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司法的根本职责和终极目标,然而,司法权是一种不同于其他公权力的判断权,司法公正的实现并非法律自动推演的结果,而是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结果。诉讼过程的每个环节,无不蕴含着法官个人的主观评价和判断。从一定意义上讲,裁判是否公正不仅有赖于法律规范的实施,而且有赖于法官良知的评断,司法判决是经过法官良心过滤后的法律,法官良知才是确保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法官良知的培育和维系对于维护司法公正来说显得更为重要。     

浅论程序对法官的保障

随着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法律正当程序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一直以来,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都是司法公正所追求的目标。实现程序正义不仅是对实体正义实现的保障,也是各个国家树立司法权威、增强司法公信力的重要路径。而程序不仅给作为中立者的法官提供了依法审判所依赖的路径,也给法官提供了完善的法律保障。其一可以减轻其做判决时的责任负责,有利于责任豁免;其二,有利于保障法官审判时的独立性;其三,法律程序也是一种对法官职业生涯的保障;其四,坚持法律程序办案,有利于实现法官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更有利于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和谐统一的立法执法目的。     

论当前我国法官职业伦理之培塑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官不仅是纠纷的裁决者,在大众的心目中,他们更是法律规则的宣示者。法官的不当行为不但会诋损法官本人的尊严和声誉,而且会引发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质疑。虽然法官职业伦理的缺失只出现在少数法官之中,但波及的是大众对整个司法界的印象,影响的也是大众对公正的追求与对法律的信仰。本文拟从制度、法院、及法官自身三个方面来解析当前我国法官职业伦理的培塑。     

层级与职业化——对传统社会法官的另一种解读

社会的现实需求使传统法官产生了层级的分化,中央法官保持法律的统一性和稳定性,担负统一规则之责,法律专业化程度较高;基层法官在多样性的区域文化需求和法律之间游移.其更注重与地方性公共知识和情感共识保持一致,裁判具有鲜明的地方性.传统社会法官的职业化过程中,基层法官较之中央法官显示出的专业性差异,使他们长期被隔离于法律职业群体之外.中央法官的职业化和基层法官的去职业化倾向构成传统社会法官体系的独有特征.     

试谈司法改革中法官角色定位与司法公正

法官以法律为业,以实现正义为己任。法官是社会冲突的最终裁判者,是社会正义的最终维护者。司法公正是司法审判的灵魂,是法官的神圣职责。只有公正的司法才可以定争止纷,唤起人们对法律的尊重,提升法官作为裁判者的社会权威。     

概念的系统性完善——论犯罪的方面与犯罪构成的要件、要素的关系

犯罪的方面包容相应的犯罪构成要件,犯罪构成要件由犯罪构成要素组成,对三者的定位涉及到坚持用科学系统论分析犯罪构成的问题,应当弥补传统刑法理论在概念上混淆三者的疏漏,科学构建完善作为理论大厦基石的概念,另外,对犯罪各方面下犯罪构成具体相应要件和要素纵向深入的剖析,进一步印证了对三者上述关系的分析。     

着手理论的消解与可罚行为起点的重构

把一个固定的着手“点”预定为可罚行为起点,违反了刑法作为经验科学的规律,这是形而上学的自然科学主义思维,在今天应当被清算;而中国的着手理论更非可罚行为起点;因此,再建可罚行为起点理论是刑法学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可罚行为起点应当从罪过的明确性、主体推动犯罪进行的不停顿性、行为的危险性和形式上的非法性等四个方面进行综合的具体判断。     

论共同犯罪与犯罪构成

犯罪构成作为划分罪与非罪的根本标准,适用于一切犯罪行为。共同犯罪作为犯罪的一种特殊形态,在犯罪构成上具有自己的特性,表现为修正的犯罪构成。共同犯罪理论只有以犯罪构成理论为基础,以共同犯罪的修正的犯罪构成,来认识和理解共同犯罪,才能为共犯的定罪量刑提供科学根据。     

充当学科带头人：意涵与要件

一个学科带头人，意味着他是一个统领、用贤、掌权和服务。衡量一个学科带头人的标准绝不仅仅是学术水平。在充当学科带头人的必要条件中，比个人学术水平更重要的，其实是与学术事宜有关的管理能力与人格品质。学科带头人是一项需要用心去做的工作，需要有一种境界。     

案件事实的形成及其法律判断

作为法律判断根据的案件事实区别于客观事实和规范事实,案件事实是在客观事实基础上依据规范的事实要件构筑的。案件事实及其判断既为法律规范所规定,又为社会生活实际所制约,兼有主客观共居的属性。案件审理中的事实认定与法律判断,不是两个可以简单分开的阶段或过程。案件事实和可得适用的法律的发现及其判断,几乎是同步进行并相互制约的。     

文化模式与犯罪构成模式赵秉志

中国文化模式属于机体宇宙论，与“天人合一”的自本体观和直觉体悟的认识论相关联；西方文化模式属于机械宇宙论，与“征服自然”的他本体观和逻辑分析的认识论相关联。中国的犯罪构成是机体的犯罪构成，体现的诉讼规则是综合规则；西方的犯罪构成是机器的犯罪构成，体现的诉讼规则是可废除规则。在提高司法效率与实现司法公正方面，机体的犯罪构成与机器的犯罪构成均能实现各自均衡。机体的犯罪构成更利于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和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但在控制犯罪和实现刑法的社会秩序维护机能方面相对弱化；机器的犯罪构成更利于控制犯罪和实现刑法的社会秩序维护机能，但在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和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方面相对弱化。     

财产权的三维价值论财产之于人生的幸福

财产之于人生的幸福既是一种朴素的情感，也是财产权理论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从财产给予人类的情感价值来说，它包括拥有之乐、获取之乐和利用之乐三个维度。拥有之乐，表达的是财产权所具有的个人情感，目的在于建立起财产权利的边界；获取之乐，实现的是财产权的人生价值，乐在享受财产权力；利用之乐，建立在财产能力之上，体现了财产权所承载的社会意义。建立此种财产价值观，财产权才能作为一种公共政策的工具，在创造个体幸福的同时，也带来整体的共同福祉。     

浅谈刑法有无明文规定的判断标准--兼论刑法没有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单位危害行为的处理

一个危害行为在刑法中有无明文规定的判断标准是什么,这是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实践中,应以有无完全相符合的犯罪构成,作为某一危害行为在刑法中有无明文规定的判断标准.     

提存论——《合同法》第101-104条的解释论

《合同法》中的提存属清偿提存,以提存代替清偿,达到使合同权利义务终止效果。提存是债务人与提存部门之间缔结的一种向第三人履行的保管合同。提存的原因分为三类,债权人拒绝受领、债权人不能受领以及债权人不确知。《合同法》并非不认有提存人取回提存物的权利,在解释上应当承认提存人有取回权。对提存消灭债务之效力,宜采“停止条件说”。由提存便当然发生债权人的提存物领取请求权和提存人的清偿拒绝权;仅当取回权消灭后,债务始真正(溯及自提存时)归于消灭。     

严格责任的中国命运

严格责任是在某些特殊案件中没有主观过错或起诉定罪不问主观过错的刑事责任制度,但它的内容不断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修正。严格责任与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刑罚目的、刑法谦抑这些制度是能够相容的。在我国刑法中引入严格责任是现代刑法机能的内在要求,是发展罪过理论的需要,是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