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反“左”出右、反右出“左”?

我党在七十年的领导工作中,有一个现象很值得全党注意,这就是反对“左”的错误倾向后出现右的错误倾向,反对右的错误倾向后又出现“左”的错误倾向。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反对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后来却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反对了这些“左”倾错误后,抗日战争初期又出现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1957年开始了反右派斗争,后来却出现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经济建设“大跃进”直至“文化大革命”等“左”的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批判了“左”的错误,但在1986年和1989年却出现了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为什么会反“左”出右、反右出“左”呢?     

要有政治勇气——陈毅既聚反右又敢反“左”

在中国共产党内有“左”的影响也有右的影响,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一些人总认为“左”比右好,右是原则问题、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所以凡事总是宁“左”勿右,只敢反右,而不敢反“左”。陈毅的一生既敢反右,又敢反“左,这是他的一大特点。这里就介绍解放初期陈毅在上海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几个片断。     

坚持“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指导方针

一、从党所经历的历次挫折来看,有右的危害,也有“左”的危害,但主要是“左”的危害中国共产党成立70年来,走的是一条不平坦的道路。党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既取得了伟大的、举世公认的成就,也犯过多次“左”右倾错误,其中大的错误和挫折有四次。第一次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受到惨重的损失,31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第二次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其严重结果是第五次反“围剿”     

改革开放3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3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突出地表现为：既坚持“老祖宗”,又发展“老祖宗”,在与时俱进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反对“左”,又反对右,在排除干扰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注重古为今用,又注重洋为中用,在批判借鉴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坚持真理原则,又坚持价值原则,在双重关照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忠于文本,又直面现实,以“问题”为中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强调“立”,又敢于“破”,在破立结合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善于总结历史,又注重前瞻未来,在双重视域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怎样看待“左”倾思潮的性质

“左”倾思潮的性质是什么?人们长期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比右好,宁“左”勿右成了人们政治生活的基本的思维定势。实际上,“左”和右一样都是立场问题,是站在一个事物的两个极端,实质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和背离。“左”尽管比右在认识上显得更复杂更艰巨一些,但它同右一样     

四大错误思维阻碍中国改革进程

一、“非左即右”让改革发生严重偏差。右对市场经济的错误理解。造成了今天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遭到“左”的反弹．而“左”右相争使改革陷入停滞甚至倒退。二、“非公即私”，僵化了经济，割裂了社会。“非左即右”造成的恶果之一就是形成“非公即私”的错误思维。进而导致我们习惯把所有问题都当成经济问题来解决。“非公即私”的思维不仅割裂了“政府与社会”、“经济与社会”的天然联系，也人为地造成了社会的对立。     

邓小平对两条战线斗争理论的贡献及其意义

列宁在建党实践中始终坚持同党内出现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路线作坚决斗争,他在1910年3月发表的《论政论家的短评》中,首次把这种斗争概括为“两条战线的斗争”。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两条战线上开展斗争,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列宁还指出,“左”倾和右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和互相补充,在反“左”时要注意防右,在反右时要注意防“左”,以     

土地问题的政治文化效应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我以为,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点明了这一:“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所谓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     

上海市:在稳中求进中提质增效

<正>当下,上海的发展机遇与困难并存,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结构不合理、城乡发展差距大、民生服务不完善等挑战,怎样才能做到既“稳中求进”又“进中提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这是今年1月15日,在上海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时任上海市市长杨雄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所强调的。     

“摸着石头过河”——陈云正确处理目标与步骤关系的方法

“摸着石头过河”,是陈云做财经工作的一条重要方法。从我所接触到的陈云文稿看,建国之后,陈云讲“摸着石头过河”,至少讲过5次。开国之初的经济恢复中,怎样才能既发挥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又让他们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陈云在提出并采取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具体形式之外,还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1951年7月20     

极端化思想和思想偏差不是“左”就是右吗?

黄楠森同志在《试论极端化思想的思想方法根源》(载《理论月刊》1987年第4期)一文中,分析了极端化思想的思想方法根源,给人不少启发。但是,他把极端化思想都归结为“左”倾和右倾,甚至认为“思想难免有偏差,而偏差不是‘左’就是右”,这就便人难以苟同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是经常会产生思想偏差和片面性的,而极端化则是一种严重的片面性。说“左”和右是一种极端化思想,是正确的。但能否说,所有的极端化思想乃至任何思想偏差不是“左”就是右呢?     

对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思考

回顾中国共产党同“左”的和右的错误斗争的历史,真可谓几度艰难,才使旧中国变为新中国,几度曲折,才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走上改革开放的沧桑正道。往事不忘,今日之师。在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为什么又提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本文认为至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     

“宁‘左’勿右”思维定势成因探析

防“左”反“左”首先要破除“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势,而分析并掌握这种思维定势形成的原因,则是破除“宁‘左’勿右”思维定势的重要前提。本文在三个重要方面对其成因进行探讨:一是在国际共运和我党历史上形成的“‘左’比右好”的观念支配着人们的思维方向;二是认为“左”倾的社会根源是小资产阶级,比右倾更容易博得谅解和同情;三是建国后人们在“左”的氛围中生活了20年,体验深刻。持续不断的“左”倾思潮的猛烈冲击,在人们的头脑中层层打上“左”的烙印,从而形成“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势。     

领导干部要学会讲“五种话”

语言表达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之一。讲话能不能吸引听众,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但反映出领导干部理论水平、工作水平的高低,而且反映出思想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强弱,以及领导干部的作风是否深入扎实。那么,一名领导干部怎样才能使自己说的话受到听众的欢迎呢?笔者认为,领导干部要想自己的讲话不被听众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必须学会说“新话”、“自己话”、“短话”、“真话”、“心里话”。所谓“新话”,就是主题和观点要新,听后能使人耳目一新。有些领导干部讲话,出口不是空话套话,就是你讲我讲他也讲的“大锅话”。这主要是由于…     

统战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统一战线是党的一条重要的政治工作战线,政治性、政策性很强。因此,需要认真研究在具体工作中如何正确掌握和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防止“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问题。回顾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左”右两种倾向曾交替出现,无论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后来又发展成为右倾投降主义),     

土地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错误原因浅析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接连犯了三次“左”倾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探索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预防和克服“左”的错误，有利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土地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错误原因浅析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接连犯了三次“左”倾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探索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预防和克服“左”的错误，有利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做人、做事、做学问（续）

如何既“做人”，又“做事”、“做学问”呢?1956年，我被调到核工业部参加原子能的研究工作。当时，中国的政策是比较“左”的，虽然我参加了地下党，但是像研制原子弹、氢弹这样重要的工作只能由政治上最可靠的工农兵来担任。1959年，核工业部把我送到苏联，     

试论主要是防止“左”

<正> (一)主要防止“左”,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今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考察时,明确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从原则上讲,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所当然的是有右反右,有“左”反“左”。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右与“左”有不同的表现,对反击的重点,应当明确。虽然有的时候,挑战来自两方面,既有右,也有“左”,但更多的时候,挑战主要来自一个方面。邓小平同志“主要是防止‘左’的思想”,大致产生于“文革”后期。在这之后,他一直坚持了这一思想。     

中共中央是怎样改变对六届四中全会评价的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从而开始了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长达四年的统治,造成了严重危害。这是党史界人所共知的。但是,对六届四中全会的这一评价是党中央在延安整风后才作出的。而在此之前的十多年时间里,六届四中全会一直被认为是克服了立三路线错误,使党的工作转为正确路线的重要会议。党中央是怎样改变对六届四中全会评价的?其间又经历了怎样漫长和曲折的过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