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强制措施的理论基础与诉讼价值

刑事强制措施和无罪推定原则并行不悖.为了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揭露犯罪、惩罚犯罪,以及完成刑事诉讼的各项任务,刑事强制措施的诉讼地位不可或缺.但是刑事强制措施的作用远非如此,它还通过一系列严格的适用条件、适用程序、适用期限等来保障人权、体现程序正义.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保障之理论基础探析

未成年人作为刑事诉讼的特殊主体,其诉讼权利保障的理论基础,既有历史的渊源,也有现代刑事法理论的影响;既要考虑未成年人自身生理和心理的特殊条件,还要考虑其犯罪形成的社会等因素,另外还要结合刑事诉讼惩罚和保障功能以及联合国少年刑事司法准则等内容。研究的目的是使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中不仅得到与成年人相同的正当程序保障,而且还应享有一些特殊的诉讼权利保障。     

贯彻十六大精神、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从诉讼目的、诉讼价值出发谈构建合理的刑事诉讼结构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的重要目的,为了平衡诉讼法律关系,必须构建合理的诉讼结构.本文针对我国刑事诉讼的实际问题,借鉴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活动的先进理念,提出创建合理的刑事诉讼结构必须确立司法独立、无罪推定原则、控辩平等、直接、言词审理原则等主要原则.     

论检务公开视野下当事人知情权的保障及扩充--以刑事诉讼审查起诉阶段告知程序之规制为中心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规范、完善、细化告知程序，进一步深化检务公开，使一切可向诉讼当事人公开的程序及实体信息得以传递并真切落实，有利于保障诉讼当事人充分行使其权利。目前，刑事诉讼审查起诉阶段对于告知程序的规定相对简单并存在一定缺陷，司法实践中未予告知、难以告知、迟滞告知和敷衍告知等现象较为普遍，影响了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因此，亟需对我国审查起诉阶段告知程序进行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刑事财产保全机制论纲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我国仅仅确立了相对完备的证据保全程序，并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了财产刑执行保全，但是尚未明确刑事诉讼程序中财产保全制度之规定．从而影响财产刑的执行效果。然而，不管是基于民事财产保全的立法规范和实践效果，抑或城外的刑事立法经验，都足以表明建构刑事财产保全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当然，由于民事财产保全和刑事财产保全的特点不同，所以刑事财产保全的适用条件和法律程序具有特殊性。     

规范刑事诉讼中止活动的若干建议

因出现特殊情况而导致刑事诉讼活动的中止,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由于现行刑事诉讼法未对诉讼中止作出规定,相关司法解释虽有规定,也都比较原则。缺乏完善的诉讼中止实施措施,以致诉讼中止后一些刑事案件久拖不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期羁押情况比较突出。     

刑事诉讼参与主体的角色转换

刑事诉讼参与主体的角色转换是刑事诉讼中的正常现象.从其转换的形态看,有基于司法独立的禁止转换、基于诉讼角色竞合的单向转换和基于案件事实变化与司法人员认识分歧的双向转换三种类别.不同的转换情形所应具备的条件和应遵循的规则不同.诉讼参与主体的角色转换,对其转换前后的刑事诉讼程序具有重要影响.诉讼参与主体角色转换理论研究对有效解决司法实践问题具有促进作用,对刑事诉讼相关理论研究具有推动性,对刑事诉讼主体角色转换司法工作开展具有指导作用.     

从刑事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淡《刑事诉讼法》修改

刑事诉讼法是保障司法机关公正处理刑事案件、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程序法,但在实践中却仍发生刑事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再次受侵害的现象.只有在司法机关承办人员、刑事诉讼当事人即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三者之间建立一种权力的平衡,一种权力的相互制约,才能达到司法公正的目的.因此,加强刑事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的立法,对于预防公民合法权益再次受到侵害,同时预防相关司法人员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诉讼地位与权利探讨

刑事被害人的地位在刑事诉讼历史上经历了一个由高到低又逐渐提高的变化过程。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发展,被害人在各国刑事程序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地位,不仅关系到被害人的权利保障,还关系到起诉权的配置、诉讼构造的建构等诸多问题。     

迈向刑事诉讼的宪法化 ——意大利的"奥兰多"改革及其评价

“奥兰多”改革是意大利近二十年来刑事诉讼宪法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改革涵盖了诉讼当事人、审前程序、判决理由、上诉程序以及特别程序等各领域的诸多细则，在很大程度上将意大利宪法法院及最高法院新近以来的判例法典化，旨在进一步强化权利保障和公正程序，并尽可能地提高诉讼效率。“奥兰多”改革基本上反映了近年来欧陆普遍盛行的“自然演进”立法思潮，意大利的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在宪法的统摄下形成最大限度的合意，共同推进意大利刑事诉讼的正当化和精细化。     

简论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律师这一新生群体正以崭新的职业形象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然而,在社会整体法治水平尚不尽如人意的当前,律师执业的实际状况不容乐观,尤其在刑事诉讼中,律师执业更是如履薄冰,举步维艰。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中的依法执业权屡受侵犯,仍然存在着会见难、取保难、阅卷难、调查难及维权难等问题。法律的不完善、司法机关的歧视以及有关部门的偏见是造成律师参与刑事诉讼诸多难题的原因。建议通过尽快赋予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认真落实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规范工作制度,防止司法腐败等措施来对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权利加以保障。     

刑事诉讼律师代理之探讨

刑事诉讼律师代理制度之所以能够存在 ,其理论基础有 :尊重被害人的尊严和主体性地位以及全面充分地保障被害人的权利。前者是首要的 ,因为不确认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 ,就不可能全面充分地对其权利进行保护。刑事诉讼代理律师是否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应当区别界定 ,公诉案件的代理律师有独立诉讼地位 ,自诉案件的代理律师没有独立的诉讼地位 ,但有相对的自主性。刑事诉讼代理律师的诉讼权利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一是律师固有的权利 ;二是来自于委托人的权利 ,即代理权。前一种权利与委托人是否授权无关     

翻译人员参与刑事诉讼制度的构建

司法实践中,翻译人员参与刑事诉讼活动主要存在缺乏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中立性不足、参与刑事诉讼范围有待进一步完善、权利和义务不明确、程序不规范、缺乏必要监督、管理体制尚未建立等问题,要进一步完善翻译人员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应制订刑事诉讼翻译制度规则、明确翻译人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合理界定翻译人员参与刑事诉讼的范围,明确翻译人员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义务,规范翻译人员参与刑事诉讼程序,强化司法机关对翻译活动的监督,以及建立刑事诉讼翻译人员管理体制。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障碍与出路

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对贯彻直接证据原则、排除非法证据、推进庭审模式改革和提高刑事诉讼效率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受司法体制、考核机制、法律认知和诉讼观念等制约,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普遍存在出庭率低、流于形式等问题。因此,要摒弃特权思想,正确理解法律规定,改变公检法关系,以刑事诉讼价值为导向,改革侦查人员考核机制。     

对取保候审功能传统界定的反思

从司法实践中取保候审的适用情况来看,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部门规章中关于取保候审的规定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取保候审适用标准不明确、期限规定不明确、保证金的收取数额弹性过大、缺乏制度性及程序性保障.立法上的缺失以及司法资源的匮乏直接导致我国取保候审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种种弊病.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应当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取保候审的权利化;二是取保候审的程序化.权利属性和程序化的取保候审制度在应然层面上主要具有以下功能:人权保障功能、程序保障功能、诉讼效益功能.     

法学研究方法

陈国庆（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法学方法越来越受到法律界和法学界的重视，实务部门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一直在思考怎么适用才更合理，我们在从事司法解释工作时也涉及到怎么解释才更合理的问题。最近我们在做一个打击生产销售假药的司法解释。这几年药监部门查处的假药案件大概有一百多万件，最后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只有一百多件，     

对新《刑诉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的思考

刑事诉讼权力主体是人权保障主要的执行者,为了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主体的权利,应使刑事诉讼权力主体观念朝着法治化方向发展,真正做到“法律至上”和“以人为本”.在职务犯罪领域要依法运用技术侦查权,检察机关应当从理解技术侦查权的背景、意义、合理确定执行机关、细化和补充刑诉法规定、加强人才培养与装备建设等五个方面着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对我国理论和司法试点改革成果的归纳和吸收,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司法保护.新《刑诉法》对其证据能力的保障措施进行了规定,但依然存在不足,亟需相关部门通过立法、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完善,以确保案件事实认定建立在有证据能力的鉴定意见基础之上,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新《刑事诉讼法》将电子数据列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检察机关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工作中,应拓展侦查思路,提高取证能力,全面收集并合理运用电子数据证据.新《刑诉法》确立了具有中国模式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选择了适合当前中国司法环境的道路,但新《刑诉法》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仍然面临实施过程中的可操作性难题.新《刑事诉讼法》第234条对涉案财物的管理规定予以完善,还应在构建涉案财物单据移送、三家共管等方面加强制度建设.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中国的实施

刑事诉讼权力主体是人权保障主要的执行者,为了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主体的权利,应使刑事诉讼权力主体观念朝着法治化方向发展,真正做到“法律至上”和“以人为本”.在职务犯罪领域要依法运用技术侦查权,检察机关应当从理解技术侦查权的背景、意义、合理确定执行机关、细化和补充刑诉法规定、加强人才培养与装备建设等五个方面着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对我国理论和司法试点改革成果的归纳和吸收,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司法保护.新《刑诉法》对其证据能力的保障措施进行了规定,但依然存在不足,亟需相关部门通过立法、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完善,以确保案件事实认定建立在有证据能力的鉴定意见基础之上,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新《刑事诉讼法》将电子数据列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检察机关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工作中,应拓展侦查思路,提高取证能力,全面收集并合理运用电子数据证据.新《刑诉法》确立了具有中国模式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选择了适合当前中国司法环境的道路,但新《刑诉法》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仍然面临实施过程中的可操作性难题.新《刑事诉讼法》第234条对涉案财物的管理规定予以完善,还应在构建涉案财物单据移送、三家共管等方面加强制度建设.     

《刑诉法》修改背景下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的若干思考

刑事诉讼权力主体是人权保障主要的执行者,为了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主体的权利,应使刑事诉讼权力主体观念朝着法治化方向发展,真正做到“法律至上”和“以人为本”.在职务犯罪领域要依法运用技术侦查权,检察机关应当从理解技术侦查权的背景、意义、合理确定执行机关、细化和补充刑诉法规定、加强人才培养与装备建设等五个方面着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对我国理论和司法试点改革成果的归纳和吸收,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司法保护.新《刑诉法》对其证据能力的保障措施进行了规定,但依然存在不足,亟需相关部门通过立法、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完善,以确保案件事实认定建立在有证据能力的鉴定意见基础之上,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新《刑事诉讼法》将电子数据列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检察机关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工作中,应拓展侦查思路,提高取证能力,全面收集并合理运用电子数据证据.新《刑诉法》确立了具有中国模式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选择了适合当前中国司法环境的道路,但新《刑诉法》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仍然面临实施过程中的可操作性难题.新《刑事诉讼法》第234条对涉案财物的管理规定予以完善,还应在构建涉案财物单据移送、三家共管等方面加强制度建设.     

刑事诉讼涉案财物集中管理的实证调研和制度构想

刑事诉讼权力主体是人权保障主要的执行者,为了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主体的权利,应使刑事诉讼权力主体观念朝着法治化方向发展,真正做到“法律至上”和“以人为本”.在职务犯罪领域要依法运用技术侦查权,检察机关应当从理解技术侦查权的背景、意义、合理确定执行机关、细化和补充刑诉法规定、加强人才培养与装备建设等五个方面着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对我国理论和司法试点改革成果的归纳和吸收,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司法保护.新《刑诉法》对其证据能力的保障措施进行了规定,但依然存在不足,亟需相关部门通过立法、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完善,以确保案件事实认定建立在有证据能力的鉴定意见基础之上,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新《刑事诉讼法》将电子数据列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检察机关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工作中,应拓展侦查思路,提高取证能力,全面收集并合理运用电子数据证据.新《刑诉法》确立了具有中国模式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选择了适合当前中国司法环境的道路,但新《刑诉法》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仍然面临实施过程中的可操作性难题.新《刑事诉讼法》第234条对涉案财物的管理规定予以完善,还应在构建涉案财物单据移送、三家共管等方面加强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