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治理理念 构建和谐社区——试析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问题

社区治理的主体既包括政府部门,也包括社区自治组织和居民个人。在以往的社区治理模式中,都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而忽视了居民个人对社区公共政策的参与,这就造成了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中居民参与水平低下、参与机制缺乏的状况。因此,采取积极稳妥的政策措施,转变政府治理理念,改进治理模式,全面理顺政府与社区关系,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创造有利条件,大力构建和谐有效的社区治理体系乃是当务之急。     

论经济性特区的社区治理:二元社区形态与差异治理模式

近年来,经济性特区的社区呈现出过渡型与新市民型的新二元社区形态.调查显示,过渡型社区是在城中村改造进程中,农村自然村逐步过渡到城市居民小区的社区形态,其人口结构主要以当地农民与外来暂住人口为主；新市民社区主要是由于产业扩张与产业升级而吸纳的拥有资本与技术背景的新市民而形成的社区形态,其人口结构主要是外来人口,一般已购买商品住宅并拥有当地户口.针对过渡型社区秉承管理与服务的双重理念,应采用管理式服务治理模式,实现管理与服务的协调统一；针对新市民社区秉承自治与服务的双重理念,应采用自治式服务治理模式,实现自治与服务的协调统一.当前,在经济发达地区,总结经济性特区的社区治理新模式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     

疫情防控视域下社区媒介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优化:演进韧性与技术嵌入

演进韧性强调系统在危机中变化、适应和转变的能力,为现代风险社会中社区媒介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优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和视角。据此审视疫情防控中邻里互助、技术嵌入下以信任与合作为基础的多元交叉网络、社区中“隐私悖论”负面性的消解及微基建项目的推进发现,疫情防控期间社区的内部边界并未封闭,居民主导的治理模式在强调社区韧性的背景下愈发重要。社区媒介结合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去中心化赋权,为居民自治机制中由“精英模式”向“共建人模式”转型提供了替代方案:通过设计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社区社交媒介,在其与线下公共空间的互动中完成共建人的开发与培养,继而发展多样的内生性社区自组织以建立居民自治主导的社区韧性。     

社区治理中的组织关系

社区是城市社会的细胞。它既是国家治理活动的微观空间,同时也是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基本单位。社区自治发展至今,已经基本完成了组织构建与制度成型这两个任务。迈入第三阶段的社区自治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制度和功能的良好运作,从而使社区自治完成由"被组织"向"自组织"的转变,通过良好的社区自我管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治。本文阐述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基于社区自我管理的现实需要,形成的社区自治的多元参与治理结构与社区组织间平等协商的网络关系,以及居委会应如何在这一结构关系中扮演好"主体"角色。     

AGIL?框架下社区社会组织的功能系统与提升路径

社区社会组织作为一种防止市场与公权力侵蚀的制度性保护机制以及独立于政府、市场之外的治理主体,在社区治理中具有环境适应、目标获取、整合与模式维护这四种功能系统。社区自组织作为社区内生、自治的组织力量是社区社会组织的最主要部分,但其目前的发展状况尚无法使其承载起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上述功能。影响或阻碍社区社会组织功能发挥的主要因素是社区组织发展的行政性资源与社会支持资源不足以及现行社区体制空间约束。为此,需要通过加强政府顶层制度设计、创新基层管理体制与促进社区基金会的发展等三条路径实现对草根社区自组织的赋权增能、嵌入性吸纳与持续性保障,以更好地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系统。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城市新型社区居民参与问题研究

本文依据和谐社会建设对城市新型社区建设的要求，分析了城市新型社区居民参与的形式、参与的途径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和谐社会视角下城市新型社区居民参与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与建议。提出培育和增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意识、培育和发展社区自治组织、扩展居民参与渠道、实现监督方式的多样化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社区自治的有效途径。     

从社区治理到公民治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应然逻辑

本文界定了公民治理的核心概念,以治理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公民自治理论等为基础,用六个分析指标分析了当前中国社区治理的情况,提出了公民治理的分析框架,得出了只要能够克服一些局限性,中国社区治理的发展趋向就是公民治理模式的结论。     

社区矫正社会参与不足之深层原因及对策探析——基于市民社会视角

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视角来看,社区矫正内在地蕴含着国家与市民社会在罪犯矫正中的协同配合关系。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目前我国市民社会尚未发育成熟,在社区层面主要表现为社区居民的自治精神和自理能力较弱,对社区公共事务参与有限。这乃是社区矫正社会参与不足的深刻根源。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通过社区建设发育市民社会。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培养社区群众的自治精神和自理能力,提高其对社区矫正的参与意识和参与水平;加强社区文化尤其是现代法文化建设,培养社区包容精神,更新刑罚观念;扶植建立民间罪犯帮教组织,发挥其在罪犯再社会化过程中专业化程度高、资源整合能力强、非标签化等独特优势。     

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建设研究

我国的城市社区自治是在政府职责与城市基层社会有效衔接过程中形成的,其中,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社区组织和居民参与是社区自治的主体,三者共同形成了政社合作的良性互动模式。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社区自治也经历了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并在实践中形成了许多具有鲜明特色的城市社区自治建设模式。     

社区参与不足的困境解决：个人参与到组织参与的转变

社区参与是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但是目前社区参与还存在参与机制不健全、参与渠道不通畅、参与范围窄等现实情况。解决社区参与不足的问题,我们需要从基层管理的根本属性——组织性入手,充分发展基层民主,在社区范围内实现城市基层政府、市场、社区中介组织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合作和共赢的秩序。     

破产企业单位社区再造的治理路径研究——以成都市L社区为例

社会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城市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我国城市单位社区是城市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地制宜探索城市单位社区治理模式有利于完善城市社区建设、健全社会治理体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成都市L社区为破产企业单位社区,其治理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导向,以社区再造为路径,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     

整体治理理论视野下构建农村社区治理机制的思考

整体性治理理论提出的新理念对于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表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即：城乡分治与＂城中村＂并存,乡政村治与新型农村治理并存,公共服务错位与缺位并存,宗族治理与民主治理并存。通过促进城乡社会的有机整合与融合,构建聚合多元力量的内生性的新型农村社区组织管理体制,建立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机制,建设农村社区和谐民主文化四位一体的机制的构建,整体治理农村社区,推进农村社会全面转型是构建新型农村社区的必要选择。     

乡镇治理新转型及其整合困境——基于皖中G乡的经验研究

当前,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政策使广大农民得到实惠的同时,却使乡镇治理陷入了分化与整合的两难境地。皖中G乡的经验研究表明:乡村人口的频繁流动、公共生活的逐渐衰落,以及广大农民对乡村组织信任度的不断降低,使得乡镇治理不是悬浮在乡村社会之上,就是处于个体化的乡村社会与国家一统性政策之间的信任困境之中。因而,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当前农村实行的统合性社会政策不仅增加了乡村社会生活的风险,而且增加了乡村基层组织的整合难度。因此,为了达到乡村社会的善治,乡镇政权必须进行改革、重建取信于民的政治权威。     

内生型治理的本质意涵与路径面向

内生型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必然要求,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诉求下多元规范协同治理的必然路径,体现了"中国之治"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内生型治理具有历史性、发生学、实事求是、人民性等意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伟大创新,是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融合创新.在系统论、协同学及"技术-社会"视角的指引下...     

我国社区治理“碎片化”整合机制探析

在我国社区治理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在参与治理过程中面临着"碎片化"困境,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的"碎片化"和治理过程的"碎片化"。治理主体"碎片化"分化为内部"碎片化"和外部"碎片化",治理过程"碎片化"表现为整体过程"碎片化"和具体过程"碎片化"。导致社区治理"碎片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多元治理主体的错位及协动不足。在未来的社区治理中,可以参考日本的社区协动治理机制,明确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完善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协动治理机制,以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制度化视角下基层社会协商治理实证研究——基于夏履程序的分析

现代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质是立足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由一种传统的非程序化治理方式向现代的制度化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而协商治理则是实现这种制度化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协商治理制度化为研究视角，以夏履程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制度化理念、机制和绩效衡量的分析，探索新型的乡村社会协商治理途径。     

乡镇政府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及其现代取向——基于农民政治参与的视角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参与方式影响着乡镇政府治理模式的形成。当下,浙江台州乡镇治理转型的现代探索——民主协商下善治式乡镇政府的本质特征在于,乡镇政府与农民对农村社会公共生活的共同管理,它既体现了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同时也使国家与农村社会在乡镇治理中达成全面、积极和有效的合作,进而实现了官治与民治的契合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