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理论视角下的交通协管员探析

交通协管员作为一种对交通警察管理公共交通事务的辅助力量，在当前国内现实的车路矛盾、人路矛盾、人车矛盾凸显的情况下，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意义。在公共管理理论中的治理理论视野下，尤其是在公共治理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角度探析交通协管员，把国内交通协管员的实践看作是一种公共治理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较为典型的实践形式，提出交通协管员发展的多元化发展，综合化发展，法治化发展和组织化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公共治理背景下的行政执法权配置——以控烟执法为例

在公共治理的背景下,要求整合全社会的力量解决社会问题。近年来在控烟执法领域兴起的多部门执法看似符合公共治理的要求,但实则是一种倒退。从公共治理的本质来看,将同一执法权分散给多个部门的执法权配置模式并不符合公共治理的要求。要实现公共治理,确立"集中执法+部门协同"的执法权配置模式才是正确的选择。     

公域之治的转型——对公共治理与公法互动关系的一种透视

模式选择与公法规则之于公域之治,犹如一块硬币的两面。国家管理失灵直接推动着由开放的公共管理与广泛的公共参与整合而成的公共治理模式的普遍兴起,这代表着通过分散权力来集中民意的公域之治的发展趋势。本文旨在论证公共治理兴起与公法变革之间具有相辅相成、彼此强化的内在关联性: 一方面,公共治理对公法的依赖性,不仅体现为依靠公法确认一种防止治理失灵的“善治”目标,而且体现为通过公法建构一套由治理范围、治理主体、治理行为和治理监督救济机制共同构成的公共治理行动结构;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和顺应公共治理的普遍兴起,我们应当在对公法既有理念、制度与实践加以审视与反思的基础上,确立一种以回应公共治理为导向的公法制度变革模式,通过重塑公法制度基础、调整公法制度结构、修正公法机制来建构一种平衡公法。     

网络传播中的公共治理

互联网与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极大地变革了传播模式,形成了创新性的网络传播。同传统模式的运行要素相比,网络传播吸纳了大量的传播参与者以及信息和资源,整合了更多复杂的传播目标,模糊了传播路径。网络传播引发了对信息权、参与权和发展权的关注,对公共治理提出了更广泛和深入的参与要求。对此,需要赋予网络传播参与者相应的公共治理主体地位,在各主体间构建完善的信息交流平台,加速实现多主体参与公共治理的本土化,强化各主体对公共治理过程的监督。     

对我国合作网络预警系统的思考

合作治理作为治理理论的一种研究途径,强调公共管理的多主体参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风险因素使突发公共事件预警工作有必要引入合作治理理念,构建全新的“合作网络预警”系统。     

整体性治理制度化策略研究

整体性治理理论有望成为继传统官僚制、新公共管理后的第三代公共行政理论典型范式。本文结合我国实际是OECD国家整体性治理的实践,从五个维度对构建整体性制度化实施体系进行了探索,认为内部构建大部制,外部倡导理性的公私合作,纵向构建部省合作新型关系,横向上建设电子化无缝隙政府,动态上从价值与伦理文化角度构建主动性公务员体系是整体性治理制度化的重要途径．     

论公共治理理念及其法律范式的构建

公共治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作为补充政府管理和市场调节不足的一种方式,它逐渐成为公共管理领域重要的概念和价值追求。在公共治理理念的支持下,许多国家进行了政府改革,防止治理失灵。在当代中国,随着政府功能的转变,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意味着中国的公共治理正在迈向善治。中国公共治理法律范式的建构,应围绕公共治理的合法性、公开性、参与性、回应性展开。     

国企为何需要行政化的治理——一种被忽略的效率性解释

在中国,国企的行政化治理是一种必然现实,是国家作为企业股东以及国企作为公共企业的本质使然。行政化治理虽然一直被视为有碍国企商业化,但亦有其"效率性"的一面,它有助于国企得到更多商业资源和商业利益。而且,国企的行政化治理是一种世界现象,差别只在于其目标以及内容、手段和方式的不同。由此,国企面对的关键问题,就不是如何脱离行政化治理的问题,而是如何改进行政化的治理、进行何种行政化治理的问题,即如何跳出原有产权调控模式,从利润导向走向公共导向,提升治理的透明度,让国企为国家发展、为一般社会公众谋取福利。中国一直追求将国企打造成独立的商事主体,追求国企营利目标的实现,这显然背离了作为公共企业的国企本质。应当撩开国企的商事面罩,重新回到公共企业以及公共企业法的改革道路上——以特别企业法而非商事公司法的方式调整国企的设立、运营和监管。     

西方治理理论的公共哲学批判性诠释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公共事务变革出现了两个流行概念:新公共管理与治理。这两种思潮都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国家治理成为热点之时,往往从治理与管理的词义差别上确定其论证逻辑,这是有局限的。引入斯金纳的"历史语境"方法,展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治理发生的时间及其交织形态,从公共哲学的途径显现西方治理理论的意识形态基础,以此折射中西差别。     

技术化行政的演进与大部制改革的整体性逻辑

技术化行政以工具理性为基础,运用概念、推理和量化分析对组织进行有效管理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大部制改革的体制机制是基于因特网平台电子技术的发展,实现组织专业化分工与跨部门协同的整体性治理,体现了技术化行政演进的生成逻辑。中国行政体制的改革业已进入到大部制改革的深化阶段。本文在演进分析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回溯技术化行政范式变迁的轨迹,探究整体性治理有效优化大部制改革的制度化策略,进而实现组织发展与整合,这对于优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中层设计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三维视角解读——指向、均势与秩序

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指向是实现公共利益。在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过程中,要实现公共利益,不能以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吞噬公共利益,不能以意识形态之争掩盖利益之争。因此,只有多中心行为主体均势,才能使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成为可能。而偏离指向与未竟均势使得治理秩序建构意义显著。反过来,秩序的建构关系到公共治理理论适用的未来指向与均势走向,即指向、均势与秩序在逻辑上是相互关联的。对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之指向、均势与秩序的研究,既是出于对公共管理学科政治学基础的强调,也是试图在学术研究上对偏差研究倾向的纠正。     

整体性治理理论与西方治理实践研究

整体性治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末,旨在解决由于部门间制度关系设计不合理,而带来的碎片化问题的理论.该理论一经提出,就在世纪范围内广泛传播.以英国为首,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相继开展了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指导的改革运动.本文通过对整体性治理理论产生的背景、理论内涵和西方国家在整体性治理理论应用方面的实践案例几个方面进行梳理,考察和分析整体性治理理论的生命力和未来展望.     

论现代公共管理的宪政基础

作为一种依据宪法来治理国家的政治过程和政治形态,宪政与公共管理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诉求。公共管理的宪政基础是对公共管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种基础性的理性回应,是现实公共管理公共性和服务性的根本准则。一个成熟运转的现代公共管理必然是以高效率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体现公民权力意志在现实领域的落实,以保证公共管理机器不至于偏离社会福祉太远。     

中国犯罪治理的制度逻辑:以总体性治理吸纳现代化治理

中国的犯罪治理实践在社会治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深刻理解中国经验并发展犯罪治理现代化理论提供了重要契机。中国的犯罪治理模式呈现出总体性治理吸纳现代化治理的复合型制度逻辑,具体的经验资源包括:以"平安中国"为主线推进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将总体性的政策治理观融入犯罪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借助枫桥经验联接国家主导与多元参与,实现治理权威与治理角色的重新分配;提升运动式治理的制度化与法治化水平,以最小的治理代价换取最大的治理效果;以"发展式预防""整体性治理"释放大规模社会建设活动的犯罪治理效应,实现源头治理与综合治理;鼓励智慧技术的"赋能导向式"应用,激发技术治理的犯罪控制与犯罪预防潜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犯罪治理应树立整体性、长周期的治理观,为吸纳、升级中国经验奠定基础;倡导精细化治理理念,寻求有效治理与正当治理的平衡;总结、固定典型案例的成功模式,强调中国方案的世界价值。     

通向包容性公共管理:西方合作治理研究述评

从科层制到市场机制,再到网络治理机制,公共行政正变得越来越具有合作性,以更有效地改善政策制定与执行以及公共服务提供。在过去20余年间,合作治理作为一种新治理战略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得到了发展。合作治理已成为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内容,形成了丰富的知识图景,为公共行政学未来理论的推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有助于公共行政获得新的发展方向。合作治理的兴起和发展,反映了公共管理世界中人们不断探索政府治理质量创新机制的努力方向。论文梳理了西方合作治理研究途径、学术论争和发展趋势的研究文献,指出西方合作治理研究对中国公共行政研究的启示以及应关注的主要议题。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共性价值及其实践向度——惠鉴《公共性视野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与现实维度

在我国,对于公共性价值旨趣的追寻,是当前治国理政的灵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想愿景。它体现着国家施政、政党执政以及政府行政的德性。基于公共性价值实践的历史与现实双重维度的考察,在反思西方国家在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落入"形式公共性"窠臼的深层根源基础上,可以逻辑地得出这一结论:将"形式公共性"和"实质公共性"融合一体的公共性价值追寻,必然是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价值与国家治理模式之间的逻辑联系及其实践规律的客观要求。因此,理论上而言,这对于明晰国家治理价值未来演进的社会机理以及推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并进而探寻在"形式公共性"和"实质公共性"整合基础上总结与提升我国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和谐治理视野下政府与民间组织关系探析

民间组织作为连接政府与社会的纽带，对于社会治理的作用越来越显著。21世纪的公共管理问题是政府、民间组织及企业共同发挥作用的过程。本文立足于和谐治理视野下政府与民间组织关系的探求，梳理了民间组织与政府关系的理论模式；回顾了中国政府与民间组织关系的历史；研究了政府与民间组织关系的发展策略，提出建立民间组织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关系是当代中国实现和谐治理的目标之一。     

国家治理中的司法策略:以转型乡村为背景

在转型期的当下中国,司法策略的产生背景源自于乡村传统治理术的衰退与纠纷解决的现实需要。为了适应社会转轨的实际需要,司法机关所采取的司法策略的目标定位是强调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的兼容;选择的方法是"大调解"与"能动司法",而村民应对的策略是司法"体内循环"与"体外循环"并举。这些司法策略整合了纠纷解决的各种智慧,包含了尽可能多的治世方略,形成了"软硬兼施"、"刚柔并济"的处理矛盾的"规制矩阵",是我国司法机关审视自身条件与能力、适应转型环境、满足政治任务的"条件反射"。它反映出当下司法是一种补充社会资源、承担公共责任、加强联动治理、确保社会稳定的"安抚型司法"。     

政府治理体系的构建:特色、过程与角色

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体系,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和目标。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基于中国国情和多年改革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进行了“整体性治理”的党和国家机构的全面深化改革,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政府治理格局。我国政府治理体系的构建,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民政府与法治政府的内涵建设,将人民政府打造成体现多种功能的多维人民政府。     

论公共养老基金的治理结构

一、公共养老基金的代理问题及其对治理结构的影响 各国公共养老基金管理的实践表明，养老基金的治理结构会对基金的投资政策和资产配置策略产生影响，并进而影响公共养老基金的投资绩效。较差的治理结构（亦即不能将基金管理与政治风险相分离）是养老基金绩效较差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因此，科学地设计公共养老基金的治理机构，对于实现公共养老基金的目标，确保公共养老基金利益相关者的福利最大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