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本监管与公司治理

公司作为独立交易主体的法律安排所产生的矛盾及其在控制条件下引发的公司与社会间的利益冲突 ,决定了公司治理问题的产生及内容。因此 ,在公司法意义上 ,公司治理的范畴不局限于公司机构的调整和改革 ,还应包括公司资本监管体系的改革和完善。这不仅具有理论意义 ,而且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资本监管在公司法框架内 ,为第三人、公司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介入或影响公司治理的法律途径 ,从法律技术上解决了多边治理的制度安排问题     

论公司资本登记制改革的配套措施跟进

资本登记制是公司设立制度的核心,是公司法的基础性制度。《公司法修正案》仅对资本登记制进行改革,会导致认缴登记制与现行公司设立登记操作规则的不相吻合,增加了公司交易相对人的交易风险。所以,实施资本登记制改革,配套措施必须跟进。与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密切相关的跟进措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公司设立制度完善措施的跟进,以保障公司资本登记制改革的有效进行;二是对公司交易相对人的交易风险防控措施的跟进,以保障公司交易相对人的交易风险不因股东投资受惠于资本登记制改革而变得失控,平衡好股东的投资利益与公司交易相对人的交易利益关系。     

论公司分配底线规制的完善

公司分配是公司将资产无对价分配给股东，会降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与偿债能力，极易引发公司内外各方主体利益冲突，故而公司法设立了公司财产流出约束机制。我国公司法虽然奉行资本维持原则，却未能为公司分配行为提供清晰且统一的底线规制，只是分别设立了禁止抽逃出资规则、股份回购规则、减资规则等债权人保护规则，上述规则均是停留在列举公司违法分配的实践样态或程序规制层面，未能从公司分配为的经济实质出发，无法有效指引司法裁判与商事交易。参考域外法之经验，在设立广义公司分配概念基础上，改革资本维持原则所涉具体公司法规则，将资本与资产相匹配，明确公司分配数额不得超过“盈余公积金与未分配利润之和”,并适当融入偿债能力标准，将资产与债务相匹配，在规制不完善的股份回购制度与减资制度上采用资产负债表测试、衡平测试以及资本充足测试，由此为公司分配提供明确的底线规制指引。     

公司资本制度的立法评判

公司资本制度的价值目标主要有两个,即安全和效率。世界各国公司法对它的不同规定,体现了不同的价值目标。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资本制度,注重资本的担保功能,追求交易安全,但从公司资本运行的结果来看,不但没有很好地维护交易安全,反而影响了交易效率。我国公司法应顺应世界各国公司法发展的趋势,拓宽股东出资方式。     

论与公司资本制度有关的犯罪圈的重构——以公司资本制度的重大调整为视角简

我国与公司资本制度有关的犯罪圈建立在公司法对公司资本制度进行规定的基础之上。在公司法对公司资本制度作出重大调整的情况下，我国刑法却并未对与公司资本制度有关的犯罪圈作出相应的调整。这就使得当前我国刑法中与公司资本制度有关的犯罪圈的设定既不符合公司资本制度的发展趋势，也无法实现惩罚破坏公司资本制度犯罪、规范经济秩序、保护交易安全的立法目的。因此，应当改变我国现有的以保护国家对经济秩序的管理制度为先导的立法理念，在以尊重经济自由、公司意思自治和维护商业交易中诚实信用原则为立法理念的指导下重构我国与公司资本制度有关的犯罪圈。     

公司资本信用悖论

公司信用是无法依赖立法者安排与创设的。欲构筑公司信用的参与人 ,有内在动因经由公司法之内或之外的规则安排 ,展示自己的信用。而试图探询交易对方信用的参与人 ,有内在渴求在公司法制度之内或之外 ,达致自己的目标。立法者的使命就是创设一个空间 ,给前者一个自由安排或彰显自己信用的选择权 ,给后者一个多渠道获取信息的管道。     

论中国公司资本制度的有关法律问题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公司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作用越显重要。公司资本制度是公司法的主要部分，在公司设立、资本运作及经营中起着重大作用。要达到市场经济公平安全，自由效率的价值目标，追求利润最大化，必须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公司资本法律规则作保障，才能应对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经济竞争。     

论与公司资本制度有关的犯罪圈的重构——以公司资本制度的重大调整为视角

我国与公司资本制度有关的犯罪圈建立在公司法对公司资本制度进行规定的基础之上。在公司法对公司资本制度作出重大调整的情况下,我国刑法却并未对与公司资本制度有关的犯罪圈作出相应的调整。这就使得当前我国刑法中与公司资本制度有关的犯罪圈的设定既不符合公司资本制度的发展趋势,也无法实现惩罚破坏公司资本制度犯罪、规范经济秩序、保护交易安全的立法目的。因此,应当改变我国现有的以保护国家对经济秩序的管理制度为先导的立法理念,在以尊重经济自由、公司意思自治和维护商业交易中诚实信用原则为立法理念的指导下重构我国与公司资本制度有关的犯罪圈。     

《公司法》关联交易规制理念纠偏与规则重构

《公司法》以第21条为中心的关联交易规范面临制度困境，实践中无法有效规制因关联交易而引发的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以及公司与管理层之间利益冲突等公司治理问题，亟待公司法修订时对其规制理念与规制工具予以体系性完善。在规制理念上，一方面小股东以及债权人利益保护应纳入我国公司法关联交易规范的直接保护范畴；另一方面引入关联交易“一体化”规制理念，克服现行法“碎片化”规制路径的弊端。在规则重构上，将《公司法》第21条从侵权责任条款改造为直接界定关联方、交易、公允性判断规则及其举证责任规则等构成要件的一般性条款，同时引入关联交易的法定豁免情形，以期实现权益保障与经济效率的平衡。此外，结合我国《公司法》框架下不同类型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关联交易的批准规则和披露规则作为规制工具亦应进行本土化再造。     

论维护公司资本制度的刑法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是我国建国以来的第一部公司法典。公司法典的颁行，对于培育规范的市场主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立足于公司资本制度在公司法中的重要地位，以维护公司资本制度的刑法保障为题，在刑事法律规范领域，具体研究了严重危害公司资本制度之行为的犯罪与刑事责任，对于如何认定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以及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分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     

公司法的自由主义及其法律政策--兼论我国《公司法》的修改

作者认为我国公司法体现了强烈的政府干预色彩,严重地限制了公司自由。文章检讨和分析了我国公司法存在的强制性规范,认为我国公司法实际上是一部行政管制法,难以担负起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重任。因此,公司法修改的首要问题就是要重新确立公司法的自由主义精神,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其制度规则。作者从立法政策上提出了公司人格自由主义、公司设立自由主义、公司资本自由主义和公司治理自由主义以及公司交易自由主义。     

模式、理念与规范——评新《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的规制

对一人公司的立法认可有直接认可和间接认可两种模式,新《公司法》对一人公司采用直接认可的立法模式,符合公司立法的发展趋势。新《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的立法认可,突破了公司人格的传统理念,张扬了公司独立人格的本质内涵,弘扬了公司法促进投资的基本功能。然而,新《公司法》有关一人公司资本制度的严格规范与公司法的新理念不相符;有关股东“连带责任”的规定与《公司法》本身有关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不相吻合。     

论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作者认为 ,特殊的经济及法律环境 ,决定了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特殊性 ,而该制度的主要缺陷在于缺乏严密的防范和处罚措施。对此 ,作者提出应当借鉴国外公司法 ,从以下诸方面完善我国公司资本制度 :进一步完善发起人和股东对公司资本不足额的补缴责任 ;增加对股东与公司之间交易的限制性规定 ;规定公司董事及经理对公司实质性减资的责任 ;明确股东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时对公司债权人的责任 ;从公司登记机关对验资机构制约的角度 ,完善注册资本验证制度。     

论公司资本制度及其改革与完善

按公司法规定，来源于全体股东的公司资本是公司获得独立人格的必备法律要件，它不仅体现了股东对公司的义务，而且是股东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物质前提。目前各国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三种资本制度：法定资本制、授权资本制和折衷资本制。     

一人公司对传统公司法的冲击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许多国家顺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先后在公司法中确立了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但是，一人公司的出现与发展，对传统的公司社团性理念以及公司法律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公司制度的本质特征。本文认为，传统的公司理念对公司立法承认一人公司不利，应强调公司的本质特征为“公司是独立于其出资人的法人”，而不在于其社团性。但我们必须正视一人公司的弊端，因为一人股东确实打破了复数股东的相互制衡性。因此，应在公司法确立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同时，强化对一人公司运行机制的平衡控制。如强化公司资本制度，严格资本充实规则；在公司登记中强化公示主义与要式主义的适用；在法定的有限范围内对一人股东适用无限责任；特定场合下适用揭开公司面纱的制度等。     

论我国公司资本制度

我国《公司法》对选择法定资本制是有着我国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面对愈发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的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已经成为限制我国公司发展的阻碍,因此需要对我国公司法定资本制度进行相应的完善。公司法律制度是一国公司法规制的主要内容,而公司资本制度则是公司法律制度中的核心的制度。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积极促进公司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一方面需要完善我国公司法律建设,另一方面要对公司法律制度的建设与国际接轨,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的发展。     

公司自治理念下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公司资本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不仅关涉公司直接参与者(股东、债权人)的利益,而且制约公司设立成本的高低和公司运营的效率。有鉴于此,20世纪中叶以来,各国公司资本制度的立法纷纷表现出鲜明的效率导向,以放松管制和强化自治为理念,公司为资本的效率化形成与运作提供了最大的灵活空间。回顾我国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历程,总体上经历了一个从严格到宽松、从管制到适度自治的发展历程。2014年《公司法》对公司资本制度的革新,标志着我国的公司资本制度从传统的管制理念向现代自治理念迈出了关键步伐。但毋庸讳言的是,新《公司法》所确立的公司资本制度仍有进一步完善之余地,一些针对公司资本制度的管控和限制仍然存在。因此,进一步放松对公司资本制度的不合理管制,重塑公司资本的自治属性,回归公司自治理念,应当成为我国公司资本制度未来完善的基本路径选择。     

论企业合规管理主体规制理路的转向——从合规监管到合规治理

企业合规管理主体是企业合规的先决问题，我国企业合规管理主体存在以公司法抽象推定和以企业类型、业务范畴为标准的具体规定双重模式，呈现出内外双向扩张发展趋势，逐渐增加专业性、独立性。但在国家监管的推动下，企业合规主体的规制理路逐渐远离公司治理底色，成为国家干预、打造公司私人秩序的一种新兴形式，产生与公司治理、公司法的逻辑冲突：合规监管推进模式与公司内部组织进化规律不符；复杂、多样的合规管理主体易引发管理权力三类矛盾；重形式轻效果的规制偏好远离企业合规管理的核心；合规管理职位的专设导向与公司风险管理相剥离，增加运营成本。这证成不论是规制企业合规管理主体还是企业合规整项活动，均需改变当前合规监管模式而转向合规治理模式。具体而言，这就需要：合规管理主体规则的制定应遵从私法进化规律，以公司主体参与为导向；合规管理主体规则的适用应回归软法本质，以遵守或解释模式为技术手段；合规管理主体的权力配置回归公司法，以公司权力分配规则为依据；合规管理主体的规制效果评估回归公司治理，以成本收益的经济计算为标准。     

对公司法定资本制度的重思——以中国和美国公司法定资本制度的构成和改革为视角

本文对中国和美国公司法定资本制度的构成和改革进行了阐述和对比.并以此为出发点,对法定资本制的内涵和理论基础进行反思,从而提出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应当以凸显公司资本的经营功能为目标,实现规范公司资本规则的性质由强制性向任意性的转变.     

公司债权人保护：以不当交易的规制为中心

我国公司法正在修订，其中涉及资本规则及公司债权人保护等重大问题。比较法上，美国已从资本维持转到偿付能力测试，主要依靠《统一可废止交易法》及董事信义规则对债权人进行保护。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坚持传统资本维持原则，并以此保护债权人利益，但又规定了董事防止偿付不能交易义务。我国公司法应当考虑部分引进偿付能力测试，与企业破产法的董事防止偿付不能交易规则相衔接，并呼应民法典以及企业破产法的交易废止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