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查处商业贿赂案件力度的实践与思考

依法查处商业贿赂案件是治理商业贿赂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惩治商业贿赂违法犯罪行为必不可少的手段。执纪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主管(监管)部门要采取得力措施,有效加大查处案件力度,推动专项治理工作深入进行。一、有效加大查处案件力度,必须充分认识查处案件在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中的重要地位首先,查处案件是专项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商业贿赂不仅仅是思想认识层面的问题,也不是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大量事实说明,商业贿赂犯罪严重破坏了市场秩序,严重违背了国家法律,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面对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要…     

坚持正确取向 防治商业贿赂

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指出“商业贿赂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毒化政风、行风和社会风气,滋生腐败行为和经济犯罪,已成为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大公害,必须采取切实有力措施,坚决加以治理”。根据中央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要求,治理政府采购等领域中存在的商业贿赂行为是反腐倡廉的重点工作之一。笔者认为,防治乃至杜绝商业贿赂,在政府采购工作中要坚持正确的政府采购市场取向。坚持政府采购的市场取向,一定要明确政府采购自身的特殊性。按照西方公共财政的观点,政府与市场应该是互补的,政府不应直接介入市场能够做到的事情,…     

吴仪指出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 开创工商行政管理改革发展新局面

一是要立足本职,进一步提高市场监管执法水平。要着力健全长效机制,大力强化日常规范管理,切实保障食品消费安全;以药品、医疗、保健食品、化妆品、美容服务广告为重点,严厉查处虚假违法广告行为;加大商标行政执法力度,依法保护商标专用权;深入开展治理商业贿赂工作,严肃查办大要案件;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严厉打击和取缔传销活动。二是要服务大局,积     

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在治理商业贿赂中发挥职能作用

商业贿赂已成为一种严重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在治理商业贿赂中,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发挥职能作用,具体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督促“一府两院”纠正违反商业道德和市场规则影响公平竞争的不正当经营行为;另一方面要督促“一府两院”依法查处商业贿赂案件。具体讲,就是要强化三项措施,促进依法治理,维护市场秩序。一是要注意督促有关部门之间的整体联动与协作。在商业贿赂专项治理中,行政执法部门、纪检监察部门、司法部门之间要建立健全沟通协调机制,明确移送责任要求,形成治理商业贿赂行为的整体合力。二是要加大对商业贿赂…     

关于商业贿赂犯罪的几点思考

广义的商业贿赂是指凡是发生在商业领域的行贿、受贿与介绍贿赂现象,都可以称为商业贿赂。商业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包括:商业贿赂中的谋利益问题、商业贿赂的犯罪对象问题、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而要完善商业贿赂犯罪立法,应该设立专门的反贪污贿赂法;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加大商业贿赂犯罪的经济惩处力度;加大对行贿者的惩处力度;减少商业贿赂犯罪死刑的适用;增加财产刑的适用;在商业贿赂犯罪中增设资格刑;加强对商业贿赂关联犯罪的打击力度。     

国外治理商业贿赂的经验及启示

商业贿赂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也是腐败的重要表现形式。它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妨碍国家的正常发展,因而成为世界各国的重点打击对象。我国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已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但还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笔者认为,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治理商业贿赂的有益经验,对于建立健全我国监管体系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治理商业贿赂的国际经验日本治理商业贿赂被称为“老虎苍蝇一起打”,意指严厉打击商业贿赂行为,绝不放过哪怕是微小的商业贿赂事件。日本界定的贿赂范围相当广泛,包含能满足人的需要或者欲望的一切利益,除金钱、物品…     

浅谈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机制建设

治理商业贿赂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反腐败的重点,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必要举措。公安机关必须建立并完善商业贿赂案件的发现机制、侦查机制和打击商业贿赂的协作机制,以有效并长效地惩治商业贿赂犯罪行为。     

治理商业贿赂 推进廉政建设

当前,全省各地各部门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积极组织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那么,商业贿赂有哪些危害性?治理商业贿赂的基本目标和工作要求是什么?主要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措施?有哪些具体的政策规定?这些是各级领导干部需要准确把握的问题。     

对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思考

商业贿赂作为一种商务潜规则,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目前,我国有关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立法尚存在问题与不足,有关部门要针对从探讨商业贿赂的特征,修改和完善有关法律规定,加大治理商业贿赂的力度。     

治理和预防商业贿赂的难点分析及对策建议

近年来,商业贿赂行为在国际国内经济活动中有日益蔓延之势。世界各国普遍加大了对商业贿赂治理的力度。通过立法、司法和行政手段将预防和打击融为一体,进行整体规制,不少国家和地区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如新加坡、韩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德国及我国的香港地区,建立了有效的行政规制和法律惩罚机制,使商业贿赂行为得到了较为有效的遏制。笔者认为,我国在反商业贿赂方面存在着法律体系方面的欠缺,实践中也存在不少困难,需要花大力气加以完善,才能推进商业贿赂治理工作的深入。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查处商业贿赂中的难点分析自…     

论约定受贿的犯罪形态

约定受贿在我国刑法中并无规定,不是一种单独的受贿类型。理论和实务界对约定受贿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属于受贿罪的哪种犯罪形态,分歧颇多。通过对中外受贿犯罪的立法比较,以符合构成要件的法益的解释论为立场,"约定"应当被认为是"收受"的"着手",约定受贿是受贿罪的未遂形态。从体系解释和量刑纠偏的角度出发,约定受贿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而"达成合意既遂说""代为保管既遂说""将来交付既遂说"等观点并不具备合理性。     

由一则案例论受贿罪中未收受到财物行为的认定

商业贿赂中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的行为常有发生,因社会发展使得受贿行为方式花样繁多,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一定难度。面对相关案例时,需要明确受贿罪保护的法益是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受贿的本质是以职务行为中的权换取行贿人给予的利,只要受贿人有接受贿赂的意向,客观上接受了行贿人提供的利益就可以成立受贿罪。最后的利益是否在受贿人手中并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     

民国时期云南边疆鸦片种植抗铲事件探析

民国时期云南省政府一面采取鸦片禁种、禁运、禁吸的措施,另一方面又允许甚至鼓励地方民众种植大烟,以收烟亩罚金、产烟税与公卖烟等手段,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查铲烟苗的各级官吏收受贿赂、敲诈勒索和聚敛财物。云南边疆土司为了自身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策动地方民众武力抗铲,抗铲事件频发。     

刍议事后受贿

事后受贿是受贿罪的非典型形态，我国司法实践中有事前有约定的事后受贿（分为狭义的事后受贿和职后受贿）、事前无约定的事后受贿（分为事前无约定的在职事后受贿和职后受贿）多种事后受贿行为。以受贿罪的实行行为为标准，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打击贪污腐败的重点应当放在典型的事前受贿和有约定的事后贿赂上；而从理性刑法以及未来的反贪腐工作形势考察，则应将事前无约定的职后受贿与其他类型的事后受贿均以受贿罪论处。     

“黑哨”行为不能以犯罪论处

"黑哨"行为不仅备受足球运动领域有关人士的关注,而且,在法学界亦为百家争鸣.为数不少的学者认为,黑哨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或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对于黑哨行为,本文作者认为不能以犯罪论处.对于前者(受贿罪),作者从黑哨裁判员的独特身份及明确中国足协的性质,黑哨裁判员与中国足协之间的关系以及足球裁判员受足协之托裁决比赛的行为等角度出发,否定了黑哨裁判员的受贿罪的主体资格.而对于后者(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作者则认为足球裁判员是履行其与中国足协所签订的合同关系.因而不符合犯罪构成的主体要件.     

受贿罪认定问题探讨

受贿罪的认定是一个十分复杂和重要的问题。正确认定、准确适用法律,有力打击受贿犯罪,必须正确认定受贿罪主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个人利益、经济往来中的受贿、受贿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诸多问题。     

论性贿赂犯罪的惩治

"性贿赂"使得行贿人对受贿人的"关照"从物质层面上升到感官、精神层面,在"体贴入微"的同时更具隐蔽性;"性贿赂"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具有比财物贿赂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贿赂犯罪的一种新形式."性贿赂"呈愈演愈烈之势,道德的调整已不足以抑制其危害,惩治性贿赂犯罪不违背刑法的谦抑性.     

受贿罪立法比较研究

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中国大陆对受贿罪的规定各有特点,大陆法系一般在刑法典中规定受贿罪,注重体系性,英美法系则以单行立法规定,具有实用性。我国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在某些方面同于大陆法系,但在罪名的完善和详备方面不如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犯罪构成的严密性和科学性方面更是差别较大,客观上不利于对受贿罪的规制,不利于加强吏治建设,应当改进。     

反腐举措述评

人性善恶,官场是大染缸,任何人一旦进入,如果不能好好把持自己,手中权力不能受到有效的监督与制约,人性中恶的一面就会暴露。缺乏制约的权力终究会腐败,不论是民选还是“钦定”的官员,不论是中国的官员还是外国的官员,这一点已经是有目共睹。为了行贿收买,行贿者花样翻新、无孔不入,贪财的送钱,好色的送女人,盛宴豪赌、香车豪宅,无所不用其极,有的则专门走所谓“夫人路线”、“子女路线”、“情人路线”、“秘书路线”。不论采取何种路径和手段,最终都是为了达到以钱买权、弄权生钱的目的。政务不公开、财务不透明乃是当前反腐面临的最大问题。     

检察机关控诉权的保障与限制

检察机关控诉权中的保证被告人到庭受审权受到来自法院和公安机关的干扰,必须调整立法予以保障。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案件中的赃款、赃物处理程序存在明显的欠缺,导致公诉机关行使部分审判性权力,应通过修改与补充相关规定加以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