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思索海南发展

如何立足省情，因地制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海南又好又快发展？本文通过对海“小与大”、“远与近”、“冷和热”、“慢和快”、“穷与富”、“多与少”、“分与合”、“难与易”、“特与普”、“今与明”十个方面的解读，力求辩证认识省情和立体思索海南发展，其观点予人诸多联想与启示。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必须处理好几个关系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必须首先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做到廉洁自律，就必须处理好“内因”与“外因”、“做人”与“做官”、“权力”与“责任”、“自律”与“他律”、“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关系。领导干部做到廉洁自律，就能带动每个公民自觉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     

中国人为何把“春风”叫“东风”“秋风”叫“西风”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东”与“西”这两个方位词，总是与“眷”与“秋”这两个季节词联系在一起的。在唐诗宋词中，“春风”总是被说成是“东风”，“秋风”又总与“西风”相关。如李白的诗句：“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清代的纳兰性德的诗：“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毛泽东诗词中“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都与古诗词并无二致。     

以公安信息化推动实现公安工作现代化的认识与思考

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快速推进公安信息化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针对这些问题和不足，各级公安机关要充分运用辩证思维，科学把握发展规律，深入研究“科技进步”与“犯罪发展”的博弈对抗、“技术引领”与“业务引领”的内在关系、“传统手段”与“现代手段”的有机融合、“注重建设”与“注重应用”的重心倾斜、“网络强大”与“安全脆弱”的双刃矛盾、“有功同奖”与“有过追责”的结果应用等“六个关系”，努力以公安信息化推动实现公安工作现代化。     

跨文化视野下台湾原住民的族群认知与“族称”

台湾原住民的“族称”演变，是两千年来以“汉番（原汉）”关系为主轴的跨文化互动与认知的反映。由于台湾原住民缺乏本民族自身的文献历史，族群历史的被动记忆保留在异文化的文本中，从汉唐宋明时期“化外”接触中的“夷”、“番”，清代“理番教化”中的“生（野）番”与“熟（化）番”，日据时代“皇民化蕃政”下的“生蕃”与“高砂族”九族，光复以来“山地行政”下的“山胞”十族，从笼统、概括的“统称”到各族群的识别与相应“族称”，都是它文化视野下的认知符号。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原住民运动”过程中“正名”的“原住民”十四族，则潜伏着来自原住民族群以外的“台独”政治用力。     

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和谐文化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和谐文化源远流妊、蹲大精深。关于“和”与“谐”，距今1900多年的《说文解字》解释“和”，是“相应也。从口，禾声。”形声字。《广韵》进一步解释“相应”是“声相应”，与声音和语言有关；《说文解字》解释“谐”，是“从言，皆声”，也是形声字，与声音和语言有关；《广雅》和《玉篇》对“和谐”二字的解释一致，都可以同义互文，都与声音和语言有关。     

旅团党委科学统筹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实行军旅营体制后，旅团党委作为“一线指挥部”，地位和作用突出，负担的任务比较繁重，这就需要旅团党委搞好科学统筹，正确处理好“一般性工作”与“中心工作”、“机关帮建”与“基层自建”、“创特色”与“打基础”的关系，实现部队又好又快发展。     

“孔颜之乐”辨说

“孔颜之乐”是儒者所独有之乐，也是圣贤所独有之乐。此“乐”，由“仁”得，包括“仁义礼智信”与“七情”在内的精神体验。“乐”从总体上说是“浑然与物同体”、“视元一物非已”的情怀，这是一个总纲；“敬谨”、“顺适”以至“七情”等则是总纲下的细则。总纲是贯穿于所有细则的精神核心，总纲与细则共同构建起“孔颜之乐”。     

“大多数”重于“平均数”

“平均数”和“大多数”是我们在工作中常用的概念。“平均数”是指经济指标的人口平均值，如人均收入等：“大多数”是指大部分人民群众。应当看到，“平均数”与“大多数”所反映的实际情形有很大不同，必须区别对待。在有些情况下，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无关紧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则必须将“平均数”与“大多数”区分清楚，决不能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当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各级党委政府要务实、求实，     

实践关系视野中的“他者”

“他者”意识一直贯穿于马克思实践哲学发展的始终，基于实践关系可以消解“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当代西方哲学所推崇的“他者”，要么诉诸上帝来解释，要么仍局限于二元对立。离开了实践中的社会关系，“我”就只能是纯自然物，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只有通过实践，“我”才能借用“他者”的力量显示“我”的存在。“我”在实践中与“他者”相遇，被实践关系所规定，只有与“他者”达成共识，才能实现共同发展。     

用言行诠释人本的真诚——记黔南自治州人大代表、福泉市人大代表余仁刚

“余”为“我”意，“仁”释义为“对人友爱，富有同情心”，“刚”即“刚强”。“余”、“仁”、“刚”三个濡染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色彩的汉字，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敦敦实实的血性汉子姓名。这个血性汉子始终把“仁”与“刚”作为自己人生品性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贯穿于他的人生与事业，从叮叮当当的小五金加工者，历经坎坷一路走来，成为当地响当当的人大代表、企业家。     

何处是岸：当代青年“上岸”思潮建构与自我生平实践反思

“上岸”作为当代青年在“内卷式奋斗”与“佛系式躺平”之间寻求暂时平衡与稳定的权宜之计，是青年在文凭通胀、就业难和个体发展路径不确定性激增的背景下，走向成年个体、探索自我生平的“悬浮”之旅，也是在生命事件“夹缝”中形成自我身份认同与成年社会角色的“两难”之旅。青年在社会时间表与制度结构中，发挥自主性与反思性建构个人生命历程，探索生活方式，寻找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面对“岸”的想象和现实困境，社会应当给予青年试错与探索的机会，营造包容友好的社会氛围，帮助青年寻找“生活之趣”，拓宽“人生之岸”。     

王弼的圣人观

王弼的圣人观中最重要的观点是“圣人体无”与“圣人有情”。“体无”突出了圣人的玄性，“有情”则彰显了圣人的人间性。“无”为体，“情”为用，“无”是“自然”，“情”亦是“自然”，体与用的圆融，恰在于此。在王弼的圣人观中，体现的是魏晋士人将文化正统与价值追求融合的努力。外儒内道所导致的结果是，对圣人的关注由外在转到内涵，“圣人”不再是只有公共意义的摆设，而是活生生的有情有性的个体。这是王弼的独创，也是时势使然。     

龙与间谍

2000年适逢“龙年”。古代传说中的“龙”是一种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古老的东方有条龙，它的名字叫中国……”这段歌词道出了‘咙”与中国的血脉联系。中国的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就不知龙与间谍还有着某种奇妙的联系！“龙”与水有关。在《周易》中，龙含有潜藏、无形的意义，这与间谍活动所特有的“地下”、“隐蔽”、“无形”等特征相符。接推算，1928年是“龙年”，中国现代隐蔽斗争的起源恰巧“与龙同年”。在中国革命史上中共中央“特科”与国民党“中统”、“军统”两大特工势力对阵于中国长江的“龙头”——上海，背…     

“真理”与“价值”关系问题的理论辨正

在哲学上，“真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属于传统哲学的论题，而非马克思主义的论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题，是基于实践论基础上提出的“真理观”与“价值观”的辩证统一问题。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往往把前者混淆并等同于后者，这是误解。这种误解发端于苏联教科书，也构成中国理论界的一种范式和理论立场并反映在教科书中。其实，唯物史观不是在“真理”与“价值”这两个范畴的直观视野上直接讨论二者的关系，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讲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即唯物史观没有“真理”与“价值”的关系论题，“真理观”与“价值观”的辩证统一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有论题。     

如何提高民主测评质量

“职位”与“作为”，这是领导干部应认真考虑的问题。既然要在这个“位”，就要有所“为”；有“位”而无“为”，等于白占着位子，只有用正确的态度去理解“位”，用求实的精神去创造“为”，才能树立起良好的形象，作出应有贡献。共产党人的地位观应该是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下，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坚持四个统一；即，坚持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个人地位与集体地位相统一；个人能力素质与岗位需要相统一；职位与责     

理顺中医药“明”与“名”的关系

现在全国各地中医药都在实行“六名”战略．这个“六名’’到底是“名”还是“明”，它的内涵包括哪些？人们对此可谓是说不清、道不明。“明”与“名”从字义上来看，二字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如果从说法上来讲，就会出现“明”、“名”难分或“明”、“名”不分的现状。正是这种原因。人们对“明”与“名”不但在理解上出现错误，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出现误解，特别是在寻医问药方面更是啼笑皆非。因此，对“明”与“名”很有理顺不可的必要。     

古代中国“天下秩序”理念的传承与变革

古代中国的“天下秩序”与“国家秩序”建构理论，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与传承性，且贯穿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宗法式与地缘式的“天下秩序”理念，是古人诠释世界和维系国家政治安稳的核心思想。二者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了王朝国家政治制度体系。中华文明核心体的形成和族群意识的凸显，是“天下秩序”得以传承与变革的基础。“国家秩序”和“国家政治体系”的建立，是古人想象“天下秩序”崩塌与重构的结果。在“国家秩序”建构中，“一统观”与“正统观”成为主体民族政权角逐天下后的政治意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与“天下秩序”理念，形成历史上的“中国精神世界”,最终成为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向心力。为此，历史上的主体民族政权，以“中国”为核心的天下一统理想才得以实现。阐释古代中国“天下秩序”理念的传承与变革，对进一步理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间接回应了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来倒叙解构历史中国的舛误。     

浅论“意余于象”与“象外见意”——读《管锥篇·太平广记》札记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太平广记》中特拈出“意余于象”与“象外见意”两条“艺事要言”，发人之所未发，于谈艺赏文之道大有裨益。本文分析了“意余于象”与“象外见意”的内涵，说明了“想像”和“视觉”两个因素在“意余于象”与“象外见意”审美鉴赏中的重要作用，最后论述了“意余于象”与“象外见意”的美学意义。     

高校“课程思政”共同体构建研究

在“课程思政”建设中，“课程”工具理性与“思政”价值理性的二元对立使“育才”与“育人”呈现脱节状态，影响着“课程思政”工作目标的实现。构建高校“课程思政”共同体旨在打破“育才”与“育人”的壁垒局面，汇聚成立德树人的整体合力。围绕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需要以强化政治引领，增进价值认同为根本；以落实主体责任，完善育人格局为抓手；以创新协作机制，促进协同发展为动力；以统筹各类资源，落实激励保障为依托，科学构建高校“课程思政”共同体，形成“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共同赋能、立德树人工程的圈层效应，全面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