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个性：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不可控因素

人格特质无法决定个体行为动机的全部意义,却能左右个体行为的发展方向。在现代总统制下,总统对外交决策具有很大的决定权。作为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唐纳德·特朗普的人格特质对美国外交政策选择偏好及外交决策过程发挥重要影响。美国外交决策过程犹如"黑箱子",兼具参与者的多元性与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决策者是理解外交决策的微观基础,对特朗普个性进行解读,力图窥探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不可控因素,对于全面系统的解读美国对外政策、把握美国政策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营销视角下的中国外交战略分析

中国处于国内体制改革和外交战略转型的双重机遇期,在对外交往中需要在经济实力和实际影响力之间进行有效的相互转化,以实现国家利益。国家营销理论对国家战略的规划定位、体系设计与实施手段的分析框架,尤其是其对战略实施阶段的多元营销手段,可以用来分析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国家营销视野下的外交战略分析框架包括三个部分:国家战略定位和道路选择、外交战略体系设计、外交战略实施。中国外交首先要在国际体系层面找准国家定位,在国内层面找准政策定位,在外交路线上做出明确选择。中国逐渐将经济外交列为核心外交政策,辅之以公共外交、文化外交等政策手段,围绕"实力与权力之间的有效转化"这一核心议题,在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层面进行外交布局。中国在价值塑造、市场细分、促销渠道等外交战略实施方面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布什政府对俄罗斯政策成因分析

美国对俄罗斯政策主要由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地位、国内因素、美对俄认知等因素决定。冷战后 ,由于国力差距悬殊 ,美国掌握着美俄关系的主动权 ;2 1世纪初 ,美国共和党政府上台后 ,凭借“一超”的实力地位 ,追求主导世界秩序的“单极”战略 ,在对外政策中奉行美国利益至上的“单边主义” ,强调地缘政治利益、重视传统安全 ,以实力和对抗解决问题 ;俄罗斯大国倾向、外交战略、国家的“非民主”特征导致美对俄非良性认知等使得布什政府视俄为战略竞争对手 ,实行弱俄、防俄政策。     

外交的本质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

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实施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其和平本质决定了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的根本不同。外交不是权力政治,也不是对外政策,而是按照一定规范和平处理国家间关系、落实对外政策的过程。外交在不同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提供了不同的历史经验:晚清并非弱国,晚清及近代中国的经验不是"弱国无外交",而是外交的失败导致国家的失败;美国对待外交的经验是强国无(需)外交,有实力即可,这是强权政治的逻辑;不少小国成功的经验是,外交是国家存亡和兴替的关键、立国之本和"小而不弱"的保证;曾经发动世界大战的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是,选择战争走向毁灭,而放弃战争、选择和平的外交战略,则走向繁荣。对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不同的历史经验昭示:和平的外交战略而不是军事和战争战略,才是国家崛起的明智选择。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崛起的中国需要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不是期待国家为外交准备任何成功的利器或其他实力资源,在国家强大之后展示武力,而是要充分利用好作为国家资源的外交工具。为此,不仅要关注和讨论外交,而且要把握外交的本质,从外交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问题,按照外交规律办事,注重制度创新,让外交资源尽其所能,让外交人员人尽其才。     

接触中国：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初步反应——以克林顿政府为例

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对华接触政策,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新自由主义者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崛起"的初步反应。其在政治领域,主要是通过政府高官乃至元首的多边和双边会谈、访问来进行;在经济领域,是使中国在接受美方相关条件的基础上,把中国纳入多边国际经济体制,并试图加深中国对美国和整个国际经济体系的依赖;在安全领域,则试图在承认中国若干合法安全利益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把中国纳入相关国际安全体系,并注重推动两边军事交流。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具有国际和国内"双管齐下"、接触加威慑"软硬兼施"两大特征。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无论是其国际行为还是其国内进程,都要基于中国自身的战略考量,都有其复杂的内在逻辑,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只是中国发展与崛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外部变量而已。     

论邓小平的地缘政治思想

“地缘政治”一词最早本为欧洲和美国学者用来对国家的对外发展战略进行地理上的、或与地理空间相关的分析,后来成为大多数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邓小平作为我国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继承和发展了我国以往地缘政治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地缘的实际情况,以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为基点,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地缘政治思想,开创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的地缘外交战略,有效地维护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认     

公众舆论与西方民主国家战争政策——以美国参加二战为例

针对公众舆论的稳定性问题,学术界尚有争议。现实主义者认为公众对外交事物普遍漠不关心、缺乏了解,他们对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看法变化无常,立场缺乏稳定性,不足以作为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础;传统自由主义流派认为人民完全有能力管理公共事物,如果给他们真实的事实和必要的信息的话,他们完全可以做出理性和正确的选择。他们认为缺乏公众舆论参与的外交无法真正代表一般公众的利益;新自由主义试图用实证手段说明公众舆论的理性和稳定性,从而应当成为外交决策的指导原则。     

关于中国的外交战略与国际秩序理论

本文主要论述外交决策理论的内涵、冷战后亟待解决的国际秩序论和中国应该选择和平发展安全合作的外交战略。文章认为,外交决策理论应回答世界格局、世界主要矛盾、国家定位与国家核心利益等问题。冷战后世界向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冷战后世界两大主题没有变,但和平与发展的内容发生改变,主要表现为南北关系问题。中国的周边环境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中国的国家定位应为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台湾问题都属中国的核心利益。当前应建设中国关于国际秩序的理论和中国外交战略理论。中国的外交战略宜提出“和平、安全、发展、合作”为好。     

浅析新中国外交理念的转换

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 ,中国外交理念经历了五大变化 ,包括外交从受意识形态制约转向按国家利益要求选择对外政策 ;从反体系外交转向积极、主动地融入国际体系 ;从简单地按敌我友划线制定对外政策转向不结盟和全方位外交 ;从在美苏两超中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转向独立自主 ;从以政治、军事安全为外交主要任务转向重视经济外交等     

浅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对外政策分析

对外政策研究,特别是对外政策的决策分析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吸引了众多的学者和政治家们的兴趣,并成为政府机构确定其对外战略和预测别国政府行为的重要依据。西方学者认为对外政策是国家用来处理它同边界以外的世界,特别是同其它国家的关系的原则和实践;也是维护国家利益和目标的手段,是国家在追求其自身利益时对待它国的行动进程。它涉及政府机关的决策行为及该国对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反映,也涉及决策者与国内政治的相互作用。对外政策是     

诚意信号表达与中国外交的战略匹配

中国外交中的诚意信号表达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地位和利益展现的重要内容。中国对外诚意信号表达具有政策宣示、行为信用两种基本渠道。自冷战结束以来,在中国与东盟以及中国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中,均可发现中国的和平、合作以及责任等诚意信号表达,并且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但也存在不同特性的负面效果。在诸多影响变量中,战略匹配的不一致成为影响中国诚意可信性的重要因素。系统剖析中国对外关系中的诚意信号问题,可以管窥中国外交的文化实践及其理论动因,也有益于思考中国在力量增长情况下的国内战略协调问题。     

美国一个自由主义的利维坦

布什政府动员全世界应对新的威胁,但全世界公开质疑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是否合法。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的逻辑翻转与布什政府的帝国—霸权观带来世界政治的变革。布什政府的保守主义外交政策聚焦于,利用单极实力保护自身利益。美国统治着世界,却并不遵守规则。这个帝国的政策在国内不可持续,在国外不受欢迎。赋予美国单极秩序以自由主义特色的政策建议,就是提供更多公共物品、参与多边规则和协议、分享战略决策等。美国应该超越均势和帝国的认识,成为自由主义的利维坦,以便建立美国单极权实力与广泛认同的规则和制度相结合的国际新秩序。     

国家利益视域下发展中欧关系的战略意义及其途径

国家利益是驱动各国对外关系最基本的因素,也是各国制定外交战略和政策的出发点。当今国际体系下的国家利益主要体现在安全、发展、责任三个层次。我国应该调整政策,与欧盟建立成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浅析奥巴马政府气候变化政策及其特点

与前任总统小布什相比,奥巴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较为积极,随着他的上台,美国的气候立场发生了明显转向。奥巴马政府气候变化政策主要包括国内的节能、减排和新能源政策,以及在对外关系上的气候外交政策。其特点可概括为：集环境、能源和经济于一体的指导思想,注重合作的外交理念以及气候外交手段的柔性化。但究其政策本质,仍是服务美国的国家利益,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     

地区竞争、选举政治与“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剖析所谓“债务陷阱外交”论

从2017年开始,国际舆论较为频繁地使用"债务陷阱外交"描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战略目的。从经济角度衡量,中国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贷款条件并不苛刻,且在中国推出"一带一路"之前,大量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负担就已经出现明显增长趋势,并不存在"一带一路"引发系统性"债务陷阱"的问题。因此,"债务陷阱外交"论缺乏经济基础。进而可以发现,东道国及其所处的地区政治环境在"债务陷阱外交"论产生与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地区环境与国内政治选举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通过比较案例研究分析了"债务陷阱外交"论在典型国家出现、传播与发挥影响的机制。"一带一路"项目往往与东道国执政者"政治捆绑",国内权力更迭导致的国家发展战略变动,为该国政府改变自身对"一带一路"的政策选择创造了空间,其所处的地区政治环境也显著影响政策变化的幅度。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既要与东道国进行双边互动,充分重视东道国国内不同力量的博弈,也要注意到沿线国家所处地区政治环境对该国能否持续参与"一带一路"构成制约。我们需要以一种更加多维的视角进行思考,超越传统的紧盯美国的对外政策模式,为"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营造更加良好的政治环境。     

奥巴马主义:美国外交的战略调适

过去六年中,奥巴马政府经历并处理了反恐战争、重返亚太、利比亚和叙利亚内战、朝核和伊核、核安全等诸多重大外交安全问题,奥巴马总统在这些问题上的外交安全政策呈现出清晰的内在逻辑,此即奥巴马主义:谨慎使用武力,拒绝人道主义干预;善用美国影响,倚重多边外交;管控危机而非解决危机;分清轻重缓急,优化资源配置。美国对国际安全环境的认知是奥巴马主义产生的国际背景,趋于"厌战"和"内向"的国内公众舆论是奥巴马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优先关注国内事务而非外交则是奥巴马主义产生的国内政治背景。奥巴马主义所展现出的战略收缩或者战略克制在历史上不乏先例,它也同样引发了美国国内有关美国是否衰落的讨论。究其实质,奥巴马主义可谓美国适应国际政治新常态的战略调适,其对美国和世界的影响都将是深远的。     

"三个代表"与新世纪我国的国际战略

中国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陈忠经认为“所谓战略或战略问题就是政治以及军事、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研究、掌握和运用现实关系中较长时期的全局的规律或指导性的规律。国际战略的意义,即可以此类推。”(1)国际战略即指一个国家为了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对较长一个时期整个国际格局、本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以及相应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等总的认识和谋划。任何一个国家为了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在发展对外关系中必须有较长时期的、全局性的谋划。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是为完成国内的战略任务服务的,并且是国内发展战略的延伸。党…     

理解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

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在保持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连续性的同时,也展现出新趋势和新特点。在战略和宏观层面,外交服务内政的主要任务和外交总体布局基本维持不变。在具体政策层面,仍然重视对美关系,提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在海洋权益争端和朝鲜核问题上,一方面保持原有政策的连续性,另一方面行动更为积极,政策更加明确。在操作层面,"首脑外交"更加活跃,国家利益在对外关系中的坐标作用更加突出,外交工作的全局统筹、顶层设计、中层协调和一线执行等都得到强调和重视。这些新趋势是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外交的延续,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家身份以及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要求,是中国政府和社会环境变迁的客观结果。这一发展趋势将会延续下去。鉴于影响中国外交的因素在增加,未来中国外交将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亟须在不同观念和利益、国内和国外、维稳和维权、国家利益和正义原则之间尽量寻求平衡。     

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网络战略

随着信息网络的快速普及和日益发展,互联网平台正在成为国家利益博弈和意识形态较量的渠道.网络国际战略作为近期美国实现外交目标和推进国家利益的战略选择,是"巧实力"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作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巩固和提升美国霸权地位,实现政权更迭和制度替代,在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交往中,革新战略战术和技术手段,日益重视网络战略的功能,处心积虑对中国、越南、朝鲜、老挝和古巴开展网络攻势和网络渗透,形成了一整套策略、方法和途径,其政治影响值得关注.     

美国视域中的“印太”:从概念到战略——基于对美国主流智库观点的分析

在特朗普政府将印太战略作为处理美国与亚洲关系核心原则的背景下,这一战略的多重内涵、实施限度与发展趋向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鉴于智库在美国政府外交决策中的重要影响,本文以美国主流智库发布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依据,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从地理概念到区域概念,再到政策和战略概念三个层次的演进,使"印太"成为美国地缘政治中的新话语范式。作为区域概念,"印太地区"反映了美国战略界对地区地缘政治经济演进趋向的捕捉和判断。作为战略概念,"印太战略"是特朗普政府迎合地缘政治发展趋势对美国亚洲战略和对华战略的再调整和再规划。受制于国内可供动员的战略资源不足,以及地缘政治格局和伙伴国战略利益内在结构性矛盾的影响,印太战略的实施尚面临诸多局限。其中,印度作为战略核心伙伴国、东盟作为外部潜在支持力量以及中国作为主要战略对手与美国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合作与竞争,是影响该战略能否取得内部支持和外部认可并决定其发展走向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