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民事诉讼中的处分原则

民事诉讼中的处分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自由支配。早在古罗马时代,处分原则作为民事活动和民事诉讼活动的原则在法律上就有反映。罗马法规定,奴隶主和自由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奴隶和财产;在诉讼制度上,将因个人利益而提起的诉讼称为“私诉”,对“私诉”采取“不告不理”和“不干涉”原则,即案件的提起由当事人自由决定,诉讼根据当事人的意志发生和发展,裁判官受当事人意志的约束。但处分原则作为民事诉讼的一     

我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之检讨

如何正确处理处分原则与国家干预的关系是民事诉讼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本文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处分原则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应然关系 ,对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与实践中二者关系的错位进行了检讨。在此基础上 ,本文就处分原则与起诉、裁判对象的确定、诉讼上的舍弃与认诺、撤诉等相关程序制度的整合问题作了剖析并提出了相应建议。     

国家干预刍议

<正> 民事诉讼中的国家干预问题,论者不多,但却颇为重要。笔者不揣冒昧,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民事诉讼法学界同仁。一我国民诉法学界对国家干预问题,一致采用“监督说”。高校法学试用教材《民事诉讼法教程》写道:“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国家干预,是指人民法院代表国家依法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实行监督,不受当事人诉讼行为的约束”。(法律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97页)这种“监督”说是值得商榷的。首先,“监督”不能表明干预的实质。干预是过问他人     

论民事诉讼中的法官释明权

释明权是大陆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产物,是对完全当事人诉讼模式的固有缺陷进行的限制和修正,避免了过分强调当事人的作用所带来的诉讼迟延,实体不公等弊端。在我国民诉模式转变过程中,由于当事人诉讼能力欠缺,诉讼中如果没有法官的指引,易造成对突袭裁判的怀疑和对法院不信任,甚至会引起当事人的不断缠诉。相反,若法官行驶释明权,则案件很可能走向另一个结果,从而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虽然目前我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有若干释明权的规定,但这离释明权制度本身的建构相差甚远,无论法学界和实务界对释明权的理解及做法都缺乏统一尺度,因此,本文试在我国民诉模式改革的过程中探讨如何建构完善的释明权制度。     

法院与当事人诉讼角色定位之机理探析

民事诉讼是以解决纠纷为目的的活动。在诉讼过程中 ,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彼此在诉讼中的地位 ,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民事诉讼的体制性问题。如何调整法院与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诉讼关系 ,是每一个国家民事诉讼法必须解决并加以规定的基本内容。民事诉讼的辩论原则、处分原则以及诚实信用原则 ,从不同的角度界定了法院与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辩论原则在形成法院裁判的基础方面起着调节作用 ;而处分原则在程序的进行、权利的处置等方面的支配权进行分配 ;诚实信用原则则在均衡并促成法院与当事人协同诉讼方面发挥着作用。     

合同订立制度的本质及对统一合同法的评析

合同订立制度的本质及对统一合同法的评析●何忠一、合同订立制度的本质正如合同效力制度体现了国家对合同内容的评价和干预一样，合同不成立的缔约过失责任也体现了国家与合同当事人之间的调控与被调控的关系，集中反映了国家对缔约过程的干预原则。一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     

实体请求权与诉讼请求权之辨——从物权确认请求权谈起

从请求权制度功能上来看,请求权首先是实体法上的权利,具有主观权利的一般特征;其次是实体与诉讼的桥梁。在德国法上,通过代位诉讼以及确认之诉的性质争议,逐渐独立出诉讼上请求权,即争议标的,并将其定为在对国家的法律保护请求权上。由此,诉讼请求权与实体请求权各自适用不同的规则,在某些情况下,对前者可以准用后者的规则,但对诉讼请求权,一般不得为实体法上的处分,如转让、免除、自愿履行等,也无适用诉讼时效之问题。物权确认请求权是确认之诉的一种,其客体应是法律关系,而不是“物权归属与内容”。在存在给付之诉或者其他救济可能时,原则上给付之诉或者其他救济措施优先。     

对完善民事诉讼当事人处分权的探讨

处分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处于基本原则的地位,是民事诉讼的重要基础理论。当事人依据处分原则所享有的处分权,是其在民事诉讼中最为基本而神圣的权利,是当事人意志自由在民事诉讼中的重要体现与保障。本文从处分权的概念、内涵以及与法院审判权的关系入手,探寻了我国处分原则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进一步完善,以希为促进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有所裨益。     

无权处分与合同效力

无权处分制度涉及三方当事人和三层法律关系,跨越民法总则、物权法、债法三大领域,王泽鉴先生多次对无权处分进行论述,称其是"法学上之精灵"①。本文旨在抛开物权行为影响,希望把无权处分从纷繁复杂的物权行为争论中解脱出来,从合同生效要件及我国《合同法》中无权处分规定与《物权法》相关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上进行分析,通过法律解释的手段,对我国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作简要的论述。     

论刑事案件的当事人

刑事案件的当事人不是诉讼参与人,诉讼参与人只是参与诉讼,而当事人却是对诉讼的产生和存在均有决定性影响的人。本文划清了司法主体、诉讼主体和参诉主体这三种主体的界限。当事人不等于诉讼主体,诉讼主体是由诉讼法律关系产生的,而当事人在诉讼发生前早已存在;当事人是实体法律关系的主体,即案件实体中的两方主体。诉讼当事人是指案件实体中的当事人,诉讼并没有创造出新的当事人;程序意义上的当事人应称为当诉人。当事人是身当其事的人;当诉人是身当其诉的人。     

处分原则下的当事人诉讼行为

处分原则和辩论原则为民事诉讼的两大基石,而民事诉讼则是法院审判行为与当事人诉讼行为合力的结果,因此在处分原则的框架内对实体层面上的当事人诉讼行为进行研究,对于保障当事人处分权和规制其诉讼行为,并在此基础上更合理和科学地构筑整个民事诉讼制度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确认合同效力之诉的诉讼时效问题

确认合同效力的诉讼应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在法学理论界和审判实务中存在较大争议。有的认为,确认合同无效之诉是确认之诉,原则上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但仅涉及第三人利益时除外;有的将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归类为形成之诉,主张通过除斥期间限制当事人对该权利的行使;还有的认为确认合同无效应当受到诉讼时效限制,因为如果当事人随时提起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会使其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笔者认为,当事人对合同效力产生争议后,通过法院主张权利的表现形式并不是仅要求确认效力,而是常常同时请求履行合同、承担违约责任、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因此,应当具体分析确认合同效力之诉的诉讼不同情况,合     

小议民事判决与当事人的处分权利

<正> 判决是诉讼程序运行终了的标志,因为它看起来更象一种已经被过程确定了结果的事实状态,因而关于它的讨论多集中在对它的分类,意义和它的各种效力方面探讨,针对目前我国关于判决存在的各种问题,本文试图从判决的法学理论背景寻求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就“判决实体内容和当事人的处分权利”关系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判决的“实体内容”在本文所指为:通过判决所确定的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的“处分权利”则是指当事人享有的对自己的实体权利以及程序权利的自由处分的权利。针对目前我国法院民事判决中普遍存在的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之外的事项作出判断的现象,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     

民事诉讼中国家干预之检讨与思考

尽管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国家干预原则,但国家干预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体现却是相当广泛的,从具体的诉讼制度和程序规定来看,国家干预是作为一项与处分原则相对应的基本原则加以贯彻的,使我国民事诉讼在制度设计上深深地烙上了国家干预主义的烙印。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主动服务企业、上门揽案、诉前介入民事纠纷等体现较强国家干预主义色彩的现象亦屡见不鲜。     

民事检察制度若干问题法理分析

民事检察制度对于保障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司法公正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对现行民事检察制度是否符合我国国家机构设置的基本原则,民事检察与当事人处分原则、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原则、“裁判的既判力”原则、诉讼经济原则以及与民事裁判的不确定性的关系等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议焦点问题进行了法理分析。     

重复起诉的认定

【裁判要旨】重复起诉的构成要件有三个:一是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在适用时,应作目的解释,不限于当事人数量、诉讼地位的完全相同,而是指争议的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相同;二是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应指争议的法律关系相同;三是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主要是指后诉提起相反请求的情况,其适用阶段除了在前诉裁判生效后,还应当扩大规制到前诉系属中。     

当事人讯问之比较研究

当事人讯问乃以当事人本人作为证据方法,以其陈述作为证据资料的证据调查方式。作为法定证据之一,当事人讯问为大陆法系民诉立法例所普遍肯认,由于当事人讯问对事案解明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各国民诉立法大多已将其作为独立的证据调查手段予以规范。在当事人讯问制度下,当事人所作之陈述乃当事人向法官报告其所经历、体验之事实,性质上为证据资料,与同为当事人陈述的作为诉讼资料的主张及基于阐明处分所作的当事人陈述迥然不同,与同为人证的证人陈述亦多有分际,不可不辨。因当事人讯问强调当事人对事件的描叙,故仅自然人始具有当事人讯问能力。而非自然人作为当事人的民事诉讼,应以其法定代表人作为当事人予以讯问。我国现行民诉法虽承认当事人讯问具有独立证据方法之地位,但由于在具体制度安排上存在缺失,故当事人讯问应有之机能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并未得到有效发挥。     

禁诉令成文立法模式探讨——以国际民事诉讼管辖冲突为背景

禁诉令与行为保全的互动纠葛引发国际私法与民事诉讼法学界的双向关注,两项制度虽同有“禁止一定行为”的内涵,却不能据此得出行为保全容纳禁诉令的结论,国内司法将禁令制度划入行为保全的做法并不可取。面对禁诉令的引入与建构,应充分研究禁诉令的成文立法模式,尤其是该制度在民事程序法中的体系定位。以行为保全为禁诉令之法律依据实为忽略了两者之间的深层差异：从功能特性入手,我国的行为保全与德国法中定暂时状态之假处分相似,是维持诉讼状态的预防性程序措施;孕育自英美法系司法实践的禁诉令,天然呈现出衡平特征,除限制个案当事人以保障内国诉讼程序之外,已成为公认的调节国际平行诉讼的支柱性工具,具有独立创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诉前调解”弊多利少 ——与牡丹江市中级法院商榷

作者认为:非诉调解搬用诉讼调解原则于法无据:调解目的合法并非手段必然合法;国家干预不等同司法机关介入经济纠纷;“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密切与经济单位的关系”不是审判机关的职能;诉前调解以“让”与“谅”淡化了当事人的法律意识;把“诉讼”等同于”诉累”是将“无诉”作为理想而追求……     

案外人异议制度的废弃与执行异议之诉的构建——兼评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204条

债务人异议之诉的目的在于排除执行名义的强制执行力,第三人异议之诉的目的在于排除对特定标的物的执行,二者在性质上均已构成了独立的诉,必须由专门的程序加以规范。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对原有的案外人异议制度作了修正,但将该制度作为前置程序予以保留,并将审判监督程序与另行起诉的程序相掺杂、将对案外人救济的程序与对当事人救济的程序相混合,并试图以一个简单的条款涵盖执行异议之诉的诸多程序问题,这必将造成理论和实践上的难题。完善实体上执行救济制度的根本之道,乃在于废弃案外人异议制度,同时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成功经验确立执行异议之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