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合作与共赢:提高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能力之路

本文就我国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主体、范围和特点进行了讨论,分析了目前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状况、问题及原因。本文认为,增加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仅靠政府财政供给,或者完全由农民承担,都是不现实的;需要各方通力合作,提高供给能力,达到共赢的目的。为此,需要明确政府对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职责,完善合作供给机制,大力发展农村社区非营利组织,培养志愿者精神,建立健全法律制度。     

非营利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角色及功能

非营利组织作为社区组织的一部分,也是社区的基础。非营利组织在社区建设、公民社区意识觉醒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承载者、社区居民自治的组织者、社区服务者,可以有效地提高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有力地推动社区的公民社会发展。     

中国城市社区非营利组织面临的问题与发展趋势

随着社区建设不断发展 ,新兴社区非营利组织与其他社团组织、公益事业组织正在努力扮演着中国城市社会的中间层 ,并且发挥着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动员参与、社会整合和提供公共产品的功能 ,但是社区非营利组织在成长过程中同时也面临着自身能力不足等问题。民主参与、市民自治、组织民间化正逐渐成为社区非营利组织发展的趋势。     

社区慈善超市:慈善为本市场为径

我国的慈善超市具有政府救助机构和慈善机构混合体的双重性质后果政府投入没有刚性制度约束,公众参与捐赠和运营者增强自身发展能力均缺乏制度激励;走出慈善超市的运营困境,需要把慈善超市定位于社区非营利组织,坚持慈善为本,市场为径,建构政府掌舵、社会参与、市场化运营、受助者选择的运行模式.     

社区中介组织探析

社区中介组织是介于社区主体组织与居民个体之间的群体性组织 ,社区中介组织是居民参与和社区发展的客观需要 ;社区中介组织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它们之间既有共性 ,也有个性 ;虽然社区中介组织与社会中介组织都属于非营利组织 (第三部门 ) ,但两者之间也存在区别     

赋能社会组织：日本社区营造的实践逻辑及经验启示

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是我国社区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组织结构性缺位与治理功能欠缺已成为制约其有效协同社区治理的主要瓶颈。日本社区营造始于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从开启到发展及走向成熟的发展历程。从日本社区营造的实践逻辑来看，政府提供“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加强非营利组织培育发展以及促进市民参与等是日本社区营造成功的重要保障。日本社区营造成功的基本经验是注重对非营利组织赋能，并使其成为社区营造的主体力量。“新公共性”理念、《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以及“协动政策”是日本培育非营利组织发展的主要经验。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及发挥其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亟须政府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管理法律法规体系、推动社区公益创投与社区基金会政策创新，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相应的制度与资源保障。     

我国非营利组织政治参与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非营利组织政治参与是指非营利组织试图影响政府政策过程的活动。我国非营利组织政治参与中存在诸多需要协调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政府要转变观念,并进行规制变革,从制度上支持和引导非营利组织参与政治;非营利组织要加强自身管理并不断完善其政治参与的方式。     

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变迁轨迹与路径指向——基于村庄治理的视角

税费改革之前的集体在公共品供给中有权有责,税费取消后却逐步成为无责权的＂空壳＂;税费改革前的农民能参与到公共品供给之中,而税费改革后却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税费改革前,村庄治理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税费改革后却逐步陷入＂无效＂走势。针对这种现状,应再造公共品供给的集体责权,积极引入国家治理的力量,实现公共品供给制度的路径创新。     

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政府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充当公共品供给的主体,特别是对于农村公共品供给,政府的主体地位尤为重要。中国各级政府角色扮演的错位、缺失造成了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并存的低效率局面。根据斯塔克博格博弈过程描述的持续实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政府扮演积极的农村公共品提供者角色的理性行为逻辑,设定合适的城乡收入差距,提高村民收入以刺激村民加大农村公共品投资力度来缓解供给不足,农村公共品的提供权与生产权适度分离,是理性的政府行为。     

农村基层社区网格化管理优化研究——基于广西玉林市玉州区茂林镇的个案分析

网格化管理是农村基层社区治理的重要方式。农村基层社区网格化管理具有独特的内涵与丰富的理论滋养。作为一种有益的个案探索,广西玉林市玉州区茂林镇在社区网格化管理方面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实践模式,积累了可贵的经验,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发挥党组织核心作用、提升政府管理水平、提高专业化素质、供给充足资源、激发群众参与积极性、引导社会组织发展等方面加以努力,才能不断提升农村社区基层治理水平。     

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主体建构

农村公共品供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和保障性的重大任务。按照统筹城乡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要求,不断加大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必须抓紧建构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化的、多层次的、职责明确、结构合理、规范高效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组织体系。     

警务合作网络:类型及关系联结——基于A市两个街道的实证研究

社区警务源于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的警务改革,是在对传统的快速反应与强力控制警务模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型警务模式.[1]这种模式体现出警察与社区在维护社区安全与稳定、预防犯罪的新型合作关系,在社区警务诸多主体中,社区起到核心的作用,[2]从而一改警察在社区治安秩序供给方面的独一地位,勾画出不同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图景.我国社区警务的建构方式主要是政府组织、警察组织、社区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等社区警务网络的行动者,在治安行动中强调资源与信息的共享、相互合作与相互依赖,建立起横向与纵向关系相互交错的网络状社区治安模式.     

非营利组织参与居家养老的角色、优势及对策

本文通过对非营利组织参与居家养老的分析,全面论述了非营利组织在居家养老中的角色、非营利组织参与居家养老的优势,最后阐述了完善非营利组织参与居家养老的对策。     

民间组织协同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研究——基于北京市社区民间组织的调查

囿于政府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高成本与低效率,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需要多元化的供给及参与主体,从而实现城市社区的协同治理。城市社区中,多种主体组织不断涌现,数量众多的社区民间组织具有使用资源少、适应环境能力强等特点,它与其他社区组织协同为社区提供更丰富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推动了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有利于社区善治的实现。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20个社区110个民间组织的抽样调查,从微观社区治理理论视角出发,研究民间组织协同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及对社区治理绩效的改善。     

搭建组织平台激发社区认同

城市社会学著名学者索尔·阿林斯基认为,社区认同和自豪感,对政治、经济事务的参与,这些都需要一个工具性的组织进行持续的监督和干预,并不能完全依靠看不见的手。诚然,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居民参与中是不可或缺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不少社区居民参与意识淡漠,总体参与率低,社区居民不愿意也没有相应的平台参与社区事务。     

农村财税体制与公共服务问题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两次财政体制改革都不利于农村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财税体制改革也对乡镇政权性质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财富分配中的结构性失衡、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公共品供给领域的误区等体制性问题的存在,导致农村主要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改革必须从调整乡村治理结构、提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作用与功能以及提高农民主体地位与参与程度等方面着手。     

农村社区初级教育公共品供给的三维关系变迁

本文试图借助公共品供给理论，通过制度变迁的视角，研究农村初级教育的发展及贯穿其中的国家、地方、社区三者关系的变化。通过对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本文发现村庄社区对小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初级教育公共物品的基本供给主体，经历了社区、乡镇、县级政府3个阶段；随着中央有关政策的出台，中央投入的加大，基本供给主体也呈逐步上升趋势。初级教育公共品供给的三维关系变化体现出制度变迁由“供给主导型”向“中间扩散型”过渡；同时农村的义务教育正走向国民教育化，向纯公共物品方向发展。     

广东民生性公共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探

补齐民生性公共品短板是广东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重要任务,是广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内在要求。广东民生性公共品领域的矛盾主要在供给侧,表现出供给不平衡、农民工需求缺口大、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单一等地方特征。通过分析广东民生性公共品供给短缺的原因,并结合广东实际情况,认为: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需要进一步完善民生性公共品供给保障制度、实现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建设健康广东和调整府际间环境治理事权划分。     

转型时期非营利组织外部监督机制的构建

随着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非营利组织在促进社会发展、承担社会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满足各种不同的社会需要、缓解社会矛盾等方面有其特殊的作用。但是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外部监督机制存在较多的缺失。要保证非营利组织健康持续的发展，必须构建完善的非营利组织外部监督机制。     

过渡型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应对举措—以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为例

过渡型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微观平台,需要形成政府治理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文章分析了过渡型社区治理面临的“五难”困境,提出了强化社区民生建设以提高居民融入度,重构社区治理主流文化以提高居民认同度,发挥居民主体作用以培育居民社区自治能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以发挥社会组织参与作用,转型政府职能以发挥政府治理主导作用等治理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