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视阈下的大数据意识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已步入大数据时代。在社会治理视阈下,大数据深刻影响着社会治理的客观环境,逐渐成为政府和社会组织决策和创新的基础,成为社会治理科学化的核心。社会治理者要实现社会治理的科学化,应对大数据时代面临的社会治理问题,关键是要强化自身的大数据意识。     

社会治理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设计、内容及其评估

科学完备的社会治理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设计和规范评估,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其体系的设计既要坚持全面与特色相结合、客观与主观相结合、科学与简便相结合、实用性与适用性相结合、可计量与可比较相结合等基本原则,又需考虑指标体系所应包括的内容及框架体系和各个单项指标的含义、口径及计算方法.指标体系的内容包括党委领导和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建设、人大加强社会治理法立法和监督、政府主导社会治理法治建设、司法机关维护社会治理公平正义、社会组织自治和参与合作共治、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法治建设等多维指标.社会治理法治建设评估的适时开展,既是社会治理法实施的基本要求,又是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医患“获得感悖论”及其破局——兼论作为社会心理学议题的医患关系研究

获得感意指人民群众、尤其是底层民众对改革发展带来的物质利益与基本权益的普惠性的一种主观体验,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提出的具有高度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概念。获得感悖论意指互动双方虽有主客观资源的投入,但一方的外在给予未能转化为另一方的内在认可、一方的客观付出未能得到另一方的主观承认的社会心理现象。医患获得感悖论存在对医疗服务过程的"低满意"与对医疗技术与医疗机构本身的"高信任"并存,以及医患群体出现受害者竞争,即竞相认为自己比对方遭受了更多、更不公平、更不合理的伤害这两种典型特征。医患获得感悖论实质上是现代性的自反性特征在医患场域的特殊体现,其破局需要在社会治理的全局出发去整体筹划,从而达到整体协同、多元治理的合力。社会心理学应着重从积极社会心态培育的角度为中国社会的情感治理提出建设性的学科智慧,并更为积极地参与到影响相关公共政策的研究与实践中。     

国际社会治理海盗问题的法律对策

当前,海盗活动十分猖獗,严重影响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完善和运用国际法是综合治理海盗问题的重要武器之一.文章从分析当前海盗在主体、对象、主观目的以及客观表现方面的特点出发,针对国际社会治理海盗问题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阐明了国际社会治理海盗问题的法律对策,建议完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对海盗的界定、对海盗的制裁等问题,并对惩治海盗的国际合作机制的构建提出了设想.     

数据治理与软法

"数据治理"起源于企业对其生成和获得的数据进行提高其质量、促进其有效利用的治理。之后,"数据治理"指向基于数据应用的公共治理。政府可以利用数据提升治理水平,企业、社会组织等也可以利用数据参与公共治理。制定规则是数据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任务。由于"对数据治理"和"用数据治理"的普遍存在,以及组织之间可能需要的在两个维度...     

社会治理效能的内涵解析、制约要素与提升方略

社会治理效能是衡量和评价当代社会治理活动的核心指标,关乎社会治理活动的功效作用、效率能力与效果效益。因而,要从学理上科学解析社会治理效能的内涵,厘清影响社会治理效能的制约要素。同时,要从实践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实践,探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方法策略。为此,要着重加强党的建设,优化党建引领;坚持人民至上,增进民生福祉;重视以文化人,培育公共精神;注重放权赋能,完善治理制度;加强能力建设,创新治理机制。     

政治精英眼中的廉政公署——基于香港区议员的调查

在治理腐败过程中,腐败治理机构作为重要的制度载体,其能否有效地执行和落实,有赖于民众的观念支持。个人观念的改变是通过接受制度的象征性资源来获得,而非直接感知到抽象的制度本身。民众对于制度的评价实际反映的是其观念的变化。因此,重视民众的评价,重视民众评价背后的观念变化,对于维持腐败治理的制度化、持续化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试图通过一手调查数据来描述香港区议员,如何看待其专业反腐机构廉政公署(ICAC)的。研究发现,香港区议员对于廉政公署(ICAC)的执法有效性评价高于独立性评价;但其观感受年龄和政党派别的影响较为显著;与此同时,区议员对于廉政公署的评价呈现分化态势。对于数据的深入分析表明,在腐败治理过程中,重视主观测量,不仅需要着眼于社会民众的整体观感,而且还需要重视政治精英的观念、态度等主观感受,因为他们对民众的观念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进而能够间接影响到腐败制度的执行与落实。     

涉人工繁育费氏牡丹鹦鹉社会治理检察路径

检察机关发现刑事案件涉及人工繁育费氏牡丹鹦鹉，案件处理结果可能会影响群体的生产生活或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以更加审慎的态度予以办理，并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在开展广泛深入类案分析的基础上，依托实地走访、专家论证、座谈沟通等方式进行全面调查核实和分析论证，妥善办理刑事案件，并切实找准问题症结，提出有针对性、科学性、可落实性的检察建议；通过实地回访、协调多部门配合、精准普法等促进问题有效整改，增强社会认同，切实提升社会治理质效。     

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综述

为全面展示国内学术界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热点、前沿和发展脉络,本文借助Citespace5.5 R2软件,对CNKI数据库中的937篇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文献(2006—2019年)进行研究,同时结合文献计量学研究方法,从年度发文分布情况、论文的学科分布、发文的重要期刊、发文作者分布、高被引论文情况、研究机构分布、关键词共现和内容版图解读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分析。研究发现,以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节点,从2014年起文献呈爆发式增长。研究热点主要围绕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四个核心关键词展开。通过对既有研究进行分析和总结,预测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研究——以重庆部分区县的探索与实践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中共重庆市委四届四次全会决议》强调"要稳步推进社会治理等领域的改革"、"创新社会治理,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因此,从社会治理理论出发,探讨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课题组以重庆市为研究对象,在实地走访该市部分区县的基础上,对当地党政机关在社会矛盾化解方面的探索与实践进行总结,并以"社会治理视角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理论框架"审视重庆市部分区县社会矛盾化解的具体做法,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主体多元、各方协作"等措施。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定义探析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词,在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和中国各级政府文件中经常出现,已经成为时下中国社会热词之一。同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一项重要社会政策和努力建设的社会管理工程。然而,长期以来,对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词的内涵,人们却存在着相互差别很大的理解。这种状况不仅影响了学术界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制度进行研究探讨时的交流,更为严重的是,必然影响到对有关政策文件精神的领会和贯彻,从而影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系统工程的建设效果。在总结、评述目前各种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词定义的基础上,给出了自己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词的定义,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指在社会公众参与下,各级党和政府部门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协调行动,运用各种合法有效措施防治严重治安违法行为和刑事犯罪活动的一项社会管理系统工程。     

警事治理:国家警事社会化的新定义

治理理论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认识思路是国家和市民社会相互"型塑"达致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善治"。在国内外警务战略模式变革中成为潮流的"国家警事社会化"战略,是指在警察机关专业警务活动的同时,动员社会组织和社区公众共同参与防控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活动的过程。显然,"国家警事社会化"寻求警察与社会组织及社区公众的互动合作基础上公共安全管理的改善。因为警察与国家的对应、社会组织及公众正是市民社会的具象,所以可以用治理理论作为分析"国家警事社会化"的框架,并将其定义为"警事治理"。     

平台视角中的社会信用治理及其法律规制

在大数据时代,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逐渐走向平台化。依托于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声誉为核心的信用治理在平台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商业平台而言,信用治理可以高效地管理平台上的生产和交易行为,减少国家权力的介入;对于政府平台而言,信用治理不仅可以减少执法成本,还可以促进国家内部权力的整合,并促使国家权力进一步向社会领域延伸。但是,由于缺乏有效规制,信用治理在商业领域存在着评价黑箱化、商业化和垄断化的公平性问题。在公共管理领域,信用治理在信用信息平台建设、政府内部权力整合、数据收集和使用等方面都面临着挑战。对此,法律规制应该以整体制度设计、市场结构调整和优化规制手段为导向,并从限制信用评价的适用范围、引入多元治理模式和培育国家数据能力等方面实现对信用治理的具体规制。     

社会分层与治安善治

社会分层反映一个社会的权力、资源配置和结构关系、利益表达协调和实现机制、社会活力释放机制,是一个社会组织结构状况合理性与否的整体性反映。它在深层蕴含着一个社会的内在张力的蓄积情况,决定着社会治安的实际状况和演变的规律。社会治安善治,是政府和公民合作管理社会治安的过程,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间的一种新颖关系。社会分层必然关切于治安善治的内容及其结构模式。在当代中国背景下,治安善治理应采取行政吸纳社会的模式进行,它既可以保证稳定,又能持续改善。治安善治的制度结构应该是支持性治安基础制度和控制性治安制度的有机统一。     

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之实践路径——以泉州市为例

"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了实现"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要求,充分表明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社会治理已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国家治理效能实现新提升、取得新突破的关键领域.泉州市积极探索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明显上升,但实践中依然面临权责不匹配、财力不足、人才资源不充分等困境.为此提...     

地方公安立法质量提升路径探讨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应完善包括地方公安立法在内的公安工作制度体系。目前,各地公安立法还存在体系不健全、可操作性不强、欠缺特色性规定、不能适应社会治安防范现实需要等问题。提高地方公安立法质量,有利于完善公安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有利于建设法治公安,有利于促进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有利于规范警务运行机制。为有效提高地方公安立法质量,必须树立社会治安治理立法理念,准确评估地方公安立法需求与效果,完善和规范地方公安立法程序,推进地方公安立法精细化。     

基于派出所法律实施的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以浙江K派出所为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严打"、"普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及"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等方式可以看作是国家对基层社会进行治理的探索.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吹响了全面依法治理基层社会的号角.作为拥有执法人员数量最多的基层执法机构,处在社会矛盾解决第一线的派出所的法律实施依据、方法和技术理应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法治资源和法治路径.浙江省K派出所的案例、做法和制度有力地诠释了派出所的法律实施契合基层社会治理.派出所法律实施所展现出来的四大法治功能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桥梁.派出所应从人口管理、行政执法、刑事司法、服务社会、走群众路线、严格遵守程序原则和善于运用非正式制度性因素等方面来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提供理念支持和行动榜样.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

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过程,也是各种社会问题不断产生和不断被解决的转型治理过程。其中,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正义优先体现了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转型与法律治理的一般规律。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四中全会决定体现了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治理规律的深刻认识,也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具体表现为: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对社会现代化和转型治理基本规律的自觉把握;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和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制度,完善以法律法规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系的整体构建;坚持经济发展、民生保障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在法治轨道上实现社会转型问题的系统治理;把公平正义作为坚持完善法治体系、基本经济制度和民生保障制度的逻辑主线,科学把握现代化后期转型治理的重要内容;坚持法律治理和道德治理相结合,展示了中国社会转型治理的社会主义风貌。     

对走向公共管理语境下的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探讨

在公共管理语境下,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应当在社会治理结构上用"合作主义"取代"政府垄断";厘清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领域和责任;更新理念与方式,创新社会管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