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学·审美·真实——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初步考察

中国当代文学史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写一直延续着《史记》编年体的体裁,呈现出历史性。对于当代文学史的编纂,不同的编者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自夏志清先生编写《中国现代小说史》以来,文学审美性开始得到关注,这无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新变。近来,"世界中"的概念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成为当代文学史编纂的又一新意。但是,不管是文学审美性还是"世界中",文学史的编纂始终离不开传统性的范畴。而我们更是呼唤不被遮蔽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中国新文学思潮脉络在当代台湾的延续

中国新文学的某些思潮脉络在当代大陆文坛其势不彰,或断续小整,在台湾却延续下来甚至有较大发展,因此缺少台湾文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将是脉络断裂、残缺不完整的。本文梳理了"一民主义文艺"、"自由派"和"人的文学"、现代主义文学、批判现实主义和乡土文学等在当代台湾的延续和发展,认为将它们纳人研究视野和文学史书写中,才能勾勒中国新文学诸多思潮脉络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完整图像,并使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过程和经验得以全面地呈现。     

从宝剑意象看侠义文学

宝剑意象是中国侠义文学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学意象。对于宝剑的追求和赞美,反映了中国侠义文学的审美诉求。其内涵具有文学史研究范式的意义。由此烛照文本与现实的互动轨迹,思考侠义文学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可以作为当下通俗小说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的《女神》书写

建国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对郭沫若诗集《女神》的评价和认知可以明显分为建国初期、"文革"结束初期、80年代以及近期四个阶段。尽管不同时期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对《女神》的文学史价值和地位一致认同,但是出于不同时期文学史观和书写思维的差异,每一阶段的文学史书写者对《女神》的书写角度和表述方式也相应存在差异。而对这些"同"和"异"的梳理与研究,既是《女神》接受史的浓缩,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局部"抽样"。     

中国现代文学基本价值观及其超越

形成于20世纪中国的"现代文学"概念,不仅是对一段文学史的命名,而且是对一套特定的文学价值观的概括性表述.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活动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不但改变了这段文学史的原有框架,而且也从某种程度上形成对这种价值观的冲击和超越.这里所做的,首先是对一种已然发生的文学史事态的描述,但其最终目标,却不独从较深层次上揭示中国文学的当下状况,而更在通过这种揭示对它的未来发展做出尽可能前瞻的理解.     

文学史研究中体现的几种对话关系

文学史不是简单地罗列文学变化的历史过程,而是要在文学变化的过程中寻求变化的依据、意义、影响等问题,那么这种寻求就需要在文学史涉及的若干方面建立一种对话关系,是在这种关系中建立文学史的叙史框架。本文从文学的经典化机制、文体的演变关系、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目标、文学标准的变化状况,以及文学史在叙史过程中涉及到的文学视点和文化视点的矛盾这样几个方面,探讨了文学史研究中体现的几种对话关系。这种论述不是对于文学史包含的对话关系的完全穷举,实际上可以在许多不同方面建立多种角度和意义的对话关系,那么,这里的论述目的就是解剖文学史对话关系的实质内容。通过这种解剖,我们可以对文学史有更为充分的体认,对于实际的文学史的撰写和研究提供一个参照。     

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建构的三个问题

要建构具有文学通史意味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应该把鸦片战争作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时间上限。要围绕民族国家想象与建构这一叙述主线,按照经典化、互补性和"一体多元"的原则对不同文学板块进行整合。同时还要把台港澳以外的部分海外华文文学纳入文学史视野。     

剥茧抽丝现真容——司马长风对周作人文艺思想的接受

打碎一切政治枷锁,干干净净以文学为基点研究文学史、以纯中国人心灵分析文学史是司马长风治史的基本原则.文章主要从文艺思想、散文创作和人品方面分析论述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新文学丛谈>中对周作人的接受.     

周立波对巴尔扎克在中国传播的贡献

"巴尔扎克"传入中国以后,现代文学史上诸多作家受到他的影响。周立波是其中的一位。他是一个重要的巴尔扎克传播者、一个巴尔扎克文学思想、文学创作的深层接受者和实践者。他的接受并非简单的复制。在认知中传播,在接受中超越,在凝练中践行。是他对"巴尔扎克"的态度,更是他的文学个性。     

战时中国文学:可以被一再审视的文学空间

战时中国文学的活力在于它在后来者的解读中不断产生着富有挑战性、启迪性的话题。在战时中国文学提供的终极体验、世界性视野、异族形象、民族寻根、生命哲思、开放体系、鲁迅传统、知识者形象、军营小说、中国形象、古典氛围、通俗潮流、乡土情怀、抵抗意识、语言原乡、战时经典等内容中孕育着丰富的文学史信息,足以引起中国文学现代性格局的深层次调整,也促使人们去思考:中国现代文学可以在一个多大的空间获得生存。     

重说“重写文学史”——基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角度

“重写文学史”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次重要活动,它所关注的一个重点,也是直到今天仍未完全明了的一个难点,就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不能依附于政治,也不能脱离政治,两者的统一的关键是对政治作何理解。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最大的政治,因此,只有作家心中有人民,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对当代文论建设的几个所谓“共识”与“常识”的质疑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发表过重写中国文学史的看法和观点、提出反思中国文论研究"失语"现状的论文,提出了中国文论的重建问题。然而,迄今为止却收效不大,基本上仍然无法确实地推进当代中国文学史的重写与发展,无法推进中国文论的重建进程。可见当下仍存在着一些严重困扰着文学史与文论界的问题。其中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而又十分重要的困扰是,很多当代人形成了所谓的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的"共识"与"常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不应该收录古体诗词、中国古代文论没有体系、古代没有白话诗、中国文学史不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并视其为理所当然。其实这些"共识"与"常识"是很有问题的,恰恰是这些"共识"与"常识",阻碍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     

名作家沈从文为何搁笔转行

正从写小说到研究文物,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对沈从文个人而言,把坏事变好事,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倒霉的时候也能做出成绩,可以说无所谓得失。对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研究专家,也许也是划得来的。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有一个人是以"乡下人"自居的姿态,怦然闯入中国现代文坛的。他的作品让那些留洋回来的文学教授跌破眼镜,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1961年美国著名学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其小说高度评价;1977年法国汉学家儒伯开列的四种中文必读书中,只有一本现代     

城市文学应写出城市的"精神形态"

文学是超越时空的,因而处在文学时空中的"题材"难以决定文学的性质.写农村还是写城市,写古代抑或写现代,依我看,只要是文学的,一样可以出伟大的作品.所谓题材决定论,重大题材论,都是上个世纪的古董.从这个意义上说,讨论城市文学,以及把文学划分为城市文学、乡土文学等等,似乎就失去了理论价值.在现实生活中有"城市引导农村"、"农村包围城市"、"缩小城乡差别"等等,莫非在文学创作中也要贯彻这样的战略方针不成?但细想又不尽然.为了便于观察、分析与评论文学创作,依照不同题材而加以分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何况我们的文学史已经有了诸如"抗战文学"、 "知青文学"、 "寻根文学"等等一大堆以题材命名的文学类别.     

20世纪50年代前外国文学通史的学术历程

20世纪50年代前,我国公开出版的外国文学通史共有13部,这些文学史表现出以启蒙和教育为宗旨的总体特征.它们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周作人与郑振铎的文学史著作.周作人编写的两部外国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和《近代欧洲文学史》均极具研究价值和意义.这两部文学史既体现出民国时期典型的文学史观,也渗透了周作人独特的文学批评理念；郑振铎编写的《文学大纲》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一并讨论,体现了编者宏大的叙事观念,在比较文学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     

苏东坡幸亏生在宋朝

苏东坡是一位充满人格魅力的文学大师。九百年来,他像一块兀立不动的文学基石,支撑着中国文学史。伟大的文人之所以不朽,就因为他是一"代"     

论文学史的可能性框架

论文学史的可能性框架张荣翼文学史是对于文学历史状况的叙述，它应该尊重史实的记录。在“现实”具有无可争议的优先性的前提下，文学史又涉及到可能性领域。如对于《红楼梦》一书，我们可以放置到清代文学的背景下来看，可以放在小说文体发展的框架来看，也可以将它置于...     

近20年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的评述与思考

近20年来,现代中国文学思潮研究的观念调整,推动文学社团流派研究和文学史的重写,在现代文学研究开放性、世界性的视域等方面取得显著的成就。但是,从思潮类型的细分和过度性阐释对文学史整体的遮蔽,重外来文学思潮轻传统文学精神的偏失,以及对现代中国文学思潮特殊性的怠慢,说明我们应该正视文学思潮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其系统中寻求文学思潮的知识谱系才是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的旨归。     

通俗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不可偏废的元素

本文从雅俗文学的转换、“世情”与文学的俗化选择、审美教化功能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俗化取向、通俗文学的经典化以及书写通俗文学史的必要性等方面论述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书写中通俗文学不可偏废的原因，以期在符合文学性立场的基础上使文学史的书写更加客观全面。     

视角更新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访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

周：目前，中国古今文学演变的问题尤其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分期问题在学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不知您对此持什么样的观点？陈：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来说，如何界定中国文学的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分期，的确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过去我们接受１８４０年，１９１９年，１９４９年这三个坐标，如果从民族解放的角度看，未尝不可以。但从文学发展的实际看，很值得我们怀疑。从本质上讲，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是在中国政治格局发生了重新组合以后开始的，这里所指的现代文学，是指１９１９年到１９４９年之间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