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参与式民主的理论想象及制度实践

民主既是一种宏观的政治结构,也是一种微观的治理实践.在微观层面上,公众参与是实践民主的重要形式.这种以公众参与机制为核心的参与式民主,既可以使宏观意义上的民主具有持续性和活力,也可以使微观治理更体现民主性和理性.公众参与和参与式民主的有效性,有赖于"公众充权"以及相应的基础性制度、程序性制度-和支持性制度的落实,而这些也正是我国公共行政改革和行政法治建设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对“参与式”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评估

近年来,以大规模公众参与为特征的民众评价政府绩效的活动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尝试。这种绩效评价模式可称之为“参与式政府绩效评价”,其主要表现是通过网络和问卷方式,由公众对政府绩效进行评价,其目的是提升行政活动的民主正当性。但是,参与式绩效评价在实践中并没有兑现其制度设计的预期目标。其原因主要在于这种参与式绩效评价模式缺乏必要的程序性保障机制,导致制度实践的功能障碍。     

行政正当性需求的回归——中国新行政法概念的提出、逻辑与制度框架

从形式上看,行政法所关注的是行政活动的"合法律性",但这种对形式合法性的关注,本质上却是为了解释和评价行政活动的民主正当性.传统行政法的逻辑是通过形式合法性而解释行政正当性,其核心技术是评估行政与法律的一致性.随着行政内部功能变异和外部环境变迁,传统模式的解释框架所需的前提条件,在当代行政现实中已很难满足,这导致通过形式合法性而向行政活动"传送"正当性的模式面临功能障碍.因此,当代行政提出了行政正当性回归的直接吁求.回应这一现实,应当在反思传统行政法合法化逻辑与制度框架基础上,引入直接面向行政正当化需求的资源,拓展"新行政法"的制度框架和模式.     

依法行政的合法化逻辑及其现实情境

在过去三十年的行政法制变革中,"依法行政"逐步成为学界和实务界关于行政法治建设目标和手段的共识。在行政法治语境中,依法行政所蕴含行政合法化逻辑,本质上是通过要求行政活动符合法律,使行政获得形式"合法律性";进一步,由于法律具有民主正当性,符合法律的行政便在这个意义上得到了政治意义上的合法化。但是,由于"法"的多样化和行政的政治化,依法行政逻辑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已很难得到满足,这导致其在当代行政的现实情境中面临合法化能力的匮乏。因此,需要通过拓展依法行政的合法化逻辑,引入"通过理性的合法化"模式和"通过参与的合法化"模式,以构建一种"复合的行政合法化框架",将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民主行政相统一,从形式和实质维度拓展行政的合法化资源。     

行政决策的裁量性质及规制动因

为应对社会变迁中的治理困境,行政机关的决策活动越来越多地被赋予了广阔的裁量空间,形成裁量目的手段式的规制技术有别于传统行政裁量的要件效果模式,同时,行政决策与传统行政活动在功能任务类型、合法化逻辑、公共利益客观性等方面的差异也决定了两者迥异的裁量属性.但行政决策中形成裁量的法律规制要区别于传统的行政裁量,重点在于克服民主正当性缺失、实现利益衡量的公正、纠正系统性偏见以及裁量基准的创新.     

英美传统行政法“合法性解释模式”的困境与出路——兼论对中国行政法的启示

就本质功能而言,行政法可以视为是一种对行政活动的合法性进行解释的系统。行政法面临的根本问题是非民选的行政机关及其人员所行使的行政权力,如何才能得到"合法化"解释。围绕这一问题,英美传统行政法"合法性解释模式"试图将立法机关的政治合法性"传送"到行政活动之中,从而赋予行政过程合法性。不过,由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广泛存在以及现代行政过程不断向"政治过程"转化,传统模式的解释能力面临巨大挑战,而以政治多元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公众参与和协商为制度基础的"自我合法化模式"成为当代行政法进行合法性解释的新模式。     

参与式预算的模式:云南盐津案例

参与式预算近三十年来在国内外很多地区得以实验。从流程设置、治理绩效等方面对之的研究已经很多。论文从公民权力的视角来定义参与,通过对云南盐津"群众参与预算改革"的实践观察,从改革层次、预算层级、预算范畴、参与结构、民主流程、代表产生、预算决策、过程控制、公民直接参与、参与流程等方面,对公民权力进行了分析,并与巴西模式和国内其他做法相比较,分析了盐津模式中公民权力的实现程度。论文认为盐津模式在国内相关创新中,体现了比较大的公民权力空间,但相比巴西模式其实现程度仍然较低。文章最后对盐津参与式预算模式的改进提出了建议。     

行政治理视野下的行政协商

我国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过于注重行政治理的威权性,而忽视了公民的主体性,因此难以适应现代行政治理之发展诉求。而行政协商是一种注重行政治理过程中公民与行政主体间的交往对话,凸显行政过程的公民参与性,以及行政治理活动之主体间良性互动的行政方式。它的兴起反映了人们对我国传统单方性、命令性和封闭性的行政治理模式之弊病的反思,回应并诠释了合作行政、柔和行政与开放行政等现代行政治理模式的发展诉求。当前,超越行政协商所面临的制度与现实困境,并不断促进其融入我国行政治理实践,不仅有利于推动我国行政治理模式之现代转向,而且有利于促进我国行政法治、行政善治之发展。     

关于构建土地非诉行政案件“裁执分离”模式的调研报告

基于现行土地管理法律规范并没有赋予土地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强制执行权,针对非法占地建筑物和设施所作的行政决定的强制执行,需要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由于非法占地建筑物和设施形成的原因及强制执行,与其他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有诸多不同的特点,由法院进行审查并执行的"审执一体"模式,弊端日益凸显。为有效破解土地非诉行政案件"执行难",本文以数据、案例等为基础,在分析现有模式的前提下,对土地管理领域的非诉行政案件实践"裁执分离"模式,从适用范围、理论基础、法律依据、实践经验等方面展开论证,提出在宏观层面完善立法、中观层面建立协作、微观层面细化规定,构建土地非诉行政案件"裁执分离"新型模式。     

对行政互动关系的法律回应

为回应行政权日益扩大的趋势而兴起的以善治为目标,以行政民主化为导向的公共治理模式试图将行政权置于一个更大的社会权的评判范围。这种以多元主义为基本理念,以社会权为基础,以公民参与为基本方式的治理模式构成行政互动关系的基础,国家权力之间的内在制约模式受到社会权以及公民参与等外在制约模式的挑战。对此,国家权力与社会权的互动必将推动行政法律关系的模式变迁。行政面临从管理范式向民主范式的转型,行政法对此应作出积极回应。行政法互动理论是行政范式转型的法学形态。     

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理论思考

参与式民主理论和民主行政理论的兴起是行政立法发生的理论背景;公众参与行政立法既直接构建了行政立法的正当性,又通过增强行政立法有效性的方式应验并强化行政立法的正当性;获得“正当性”的行政立法具有扩张性,若没有公民参与权的制约以及立法权、司法权的监督审查,不仅不会促进公民权利的保障,反而会挑战行政立法的合法性原则,侵犯公民权利。     

民主与参与——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发展研究

参与民主理论是目前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它是在资本主义传统的代议制民主出现危机的背景下出现的。参与制民主对"民主"和"参与"之间的悖论进行质疑,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构想,即建立参与型社会。本文,追述了参与式民主兴起的原因,介绍了参与式民主的发展目标,肯定了其理论和实践价值,最后则介绍了参与式民主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新发展。     

政社互动：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的行政法新模式

在我国“全能政府”的传统治理模式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情况下,吸收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成为公共行政改革的必然选项。同时,在加强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社会管理的行政模式也由传统的“机关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变,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一种领导和被领导、指挥和被指挥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平等合作、政社良性互动的关系。现代行政法也是以民主行政和合作治理为基础的行政法。更强调社会的自治和参与。因此,当代公共行政社会化背景下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应是一种合作信任关系,相应地公共行政模式也就是“政社互动”新模式。     

参与式诉讼发生的社会机理与政治架构

参与式诉讼在我国的出现,是社会自身演化的结果。它是由案件当事人、媒体、律师等各种社会主体通过公众参与活动形成的社会合力促生出来的,具有参与式民主和协商式民主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我国权力结构模式的不足,是一种新型制度推进机制,对于解决重大的社会问题和制度问题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为充分实现它的价值,需要从审判制度改革、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当事人资助基金制度建设等方面进行制度构建。     

“大政府”理念应当彻底革除

实践中频频发生的政府随意干预法院司法活动的事件,原因在于我们传统体制上行政和司法的一体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大政府"理念以及实际做法。摒弃"大政府"错误理念,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必须以政府尊重司法的独立品格和推进政府依法行政为前提。同时,以责任机制控制行政权的滥用,并通过进一步完善行政法治,让行政人员谨慎行使权力,从制度上保证法院依法独立审判,是当前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     

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方向:基于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理论的分析

由于环境公共利益的特殊属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面临着科技性、民主性和道德风险等诸多潜在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突出强化了司法权,并要求行政权与司法权配合,这容易使司法权突破其职权范围,从而损害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的合理分工与权力平衡。从行政法治发展的一般经验来看,在"夜警国家模式"到"福利国家模式"再到"风险社会模式"的过程中,行政权不断扩张以实现对公共利益的充分保护,而司法权则关注对行政权的有效控制,确保其不偏离维护公共利益的轨道,即大体上遵循"相互尊重专长"和"行政权优先"等原则。现代环境公共事务十分复杂,需要以环境行政为主要应对手段,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须充分发挥行政权的专业性和司法权的监督作用,同时避免司法权对行政权造成不当干涉。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需要进一步完善环境行政执法,并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主要发展方向。     

行政裁量的治理

行政的生命在于裁量,行政法的核心在于通过法治实现对行政裁量问题的有效治理。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法治发达国家,治理方案已从传统主流的规范主义控权模式拓展到功能主义的建构模式。在我国,着眼于全球化的视野和中国的现时状况,应当着力倡导一种以"原则"为取向的功能主义建构模式,即在法定、均衡和正当等行政法原则的统制之下,通过行政规则、利益衡量、意志沟通和司法审查等功能因素的有效发挥,达到行政裁量的最佳建构。     

有关行政相对人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

行政相对人问题是行政法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当代行政法实际上正在提高行政相对人的地位。各国从传统的以权利制约行政权利的模式，逐步发展为强化以行政相对人制约行政权力。权力色彩淡化的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行政方式被广泛加以应用，调动行政相对人积极参与的行政民主的作法倍受青睐。在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行     

中国国家治理的进路选择:财税治理及其模式转换

随着中国经济从粗放到集约转型,国家治理正由传统的行政主导模式转向"共治、法治和善治"的现代治理模式。财税不仅要考量社会基础和国家性质,还要尊重市场机制,维持财税的中性特质。也源于此,财税治理必须与公共财政、民主政治与法治理念相适应,既要防范市场失灵,又要防范政府失灵。为此,应从横向层面加强代议制机构的民主职能,实现财税权力的合理配置;纵向方面有必要实行地方自治,推动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法治化。     

恶意解封微信号犯罪成因及治理

"微信账号解封"犯罪是近年来高发的新型网络黑灰产犯罪,具有低龄化、组织化、链条化及隐蔽化等特点。"微信账号解封"犯罪为实施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犯罪提供帮助,已经严重影响了人民的财产安全和国家网络安全。从其犯罪成因来看,主要存有利益诱惑高、犯罪成本低、监管难度大、侦查打击难等因素,对其进行治理应采用多元化治理模式,即协同治理、法治治理与技术治理。协同治理主张强化部门协同、行业监管及预防宣传;法治治理重视法律适用、层级打击和刑事政策;技术治理强调人才培养、警企合作及技术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