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中国行政改革中的适用性分析

官僚制因为适应了工业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传统公共行政的支柱范式之一。但是自上世纪70年代起,西方各国的官僚制逐渐出现种种的现实困境,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席卷西方世界。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论谁更适用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呢?笔者认为目前中国仍然存在着发展和完善官僚制的土壤,但是新公共管理的运行环境发育并不成熟,因此,官僚制更适用于当前的中国行政改革,但新公共管理理论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目前我国行政改革的路径选择是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弥补和完善官僚制。     

浅议韦伯官僚制理论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官僚制从诞生以来,一直在各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官僚制由于自身的缺陷不断受到现实的挑战和理论的批判,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着手探索对传统官僚制的革新。本文试图重新审视韦伯倡导的官僚制的时代意义和当代价值,对官僚制进行重新的解析,以澄清人们对于官僚制的片面的批判。     

论三权分立以制衡模式之悖论

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模式内蕴着原教旨设计名不副实的结构性悖论——原初悖论。这一模式由原初悖论又相继导致两个令西方社会遭受切肤之痛的衍生悖论:行政权的扩张带来民主社会的困顿和衰败;官僚制范式形成后却渐至成为民主社会的异己和消极力量。清醒认识三权分立以制衡模式的悖论,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警示意义。     

参与式互动：第三部门在政府改革中的积极作用

后工业社会中,官僚制政府面临双重困境:一是官僚体制的内在缺陷造成政府管理绩效下降:二是社会力量的成长直接影响着公共权力的治理边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改革运动在西方典型国家相继展开,并迅速扩展至世界各地.虽然各国政府改革的路径选择不尽相同,但在经济市场化、社会信息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世界主流发展趋势的影响下,重视并尊重社会力量,给予社会力量合理的发展空间,已经成为政府改革的基本思路.第三部门的兴起是社会力量成长的重要标志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由于第三部门的全面积极参与,当代政府改革已经不仅仅是政府自身的再造和重塑,而是通过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变革传统的一元化社会治理模式,从而实现社会运行机制的全面升级.     

官僚制: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就对社会实践的影响而言,再也没有一种理论像官僚制理论那样被广泛用于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实践当中。然而,它的成就不足以掩盖它的内在缺陷。在官僚制技术主义的工具理性追求中,韦伯回避了价值因素的意义。也正是因为如此,整个20世纪的公共行政实践不但没有实现责任与效率的完美结合,反而愈来愈在责任与效率的问题上招致批评与质疑。西方对官僚制的反思包括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即理论层面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实践层面的以“重塑政府”为主旨的行政改革浪潮。这种反思本身并不涉及官僚制的历史合理性,而主要集中于官僚制在满足现代社会的效率要求方面的失灵。然而,西方行政改革浪潮并不意味着官僚制的终结,它仍以官僚制为整体背景并试图寻求方法与技术上的创新对官僚制进行修补,以满足当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     

超越官僚制:行政改革的方向

近代社会政府的发展是走向现代官僚制的进程。官僚制在20世纪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自70年代后期以来,官僚制的诸多缺陷逐渐暴露了出来,人们开始对官僚制进行反思。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是一个试图超越官僚制的公共行政发展运动。但是,它并没有找到一条新的思路而实现对官僚制的超越。中国自80年代以来,也开启了行政改革的进程。对于中国的行政改革来说,它有着双重任务:一方面由于中国行政改革是在官僚制发展不充分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它需要吸收和借鉴官僚制的一切积极成就;但同时中国行政改革所处的历史阶段又决定了它不能在官僚制充分发展起来之后再实现对它的超越。因此,中国的行政改革必须把学习和超越的双重任务放在一个统一的进程之中。它的出路就在于从公共行政的道德化这个视点入手。     

重申官僚理性

一方面 ,与工业社会相联系的官僚制在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后表现出严重不适 ,新公共管理应运而生、方兴未艾 ;另一方面 ,中国却由于“官僚制不足”致使行政中的诸多负面效应凸现。于是国内学界在西方“摒弃官僚制”的号召下 ,积极呼吁引进新公共管理。事实上 ,对官僚理性的批判 ,在中国从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在官僚制的理性精神尚未得到张扬、其合理性的一面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情况下 ,妄谈摒弃官僚制 ,不仅不合时宜 ,误导行政改革的方向 ,堕入范式移植的陷阱 ,更背离实事求是的精神     

难以逾越的官僚制——基于官僚制合理性和演化论的研究视角

西方国家在迈入后工业化时代的行政改革以及随后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否能够超越并代替官僚制模式?是否官僚制已过时,并失去了其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组织普遍采用的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态的基础地位?这是目前理论界较为关注的问题。在现阶段,对官僚制的超越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理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目前都只能表现为对官僚制的进一步改进和创新,而不是抛弃官僚制的基本制度和官僚制组织结构本身。     

权力还是价值：官僚制何以持久存在

官僚制是一种广受批评的组织现象。同时，它虽然历经无数次改革，却仍然屹立于当代社会之中。这一矛盾结果并未得到合理解释。主流观点通常将官僚制视为权力，并出于对权力的厌恶而反对官僚制。但事实上，官僚制起源于价值，更准确地说，起源于所有人使自己的价值得到承认的内在动力。要让所有人的价值都得到承认，就得有什么属于有价值之事的标准；这一标准要有约束力，就必须成为规则；这种规则要得到执行，就必须有权力。由此，信奉平等的人们就从对彼此价值的同等承认出发建构出了官僚权力。就此而言，只要我们不能抛弃对于价值的迷恋，官僚制就将成为一种持久性的存在。     

官僚制的困境与创新

官僚制在近代史上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理性官僚制出现了明显的问题和不足。由此,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西方兴起了一场公共行政改革运动,提出要在官僚制中引入市场机制,下放权利,用企业精神去改造公营部门,从而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官僚机构的效率,重塑政府形象。然而,这只是对现有理性官僚制的校正,并不是完全替代。因为政府和企业毕竟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机构组织,实质是对官僚制的一次制度创新。我国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事业机构的改革,要从根本上解决机构重叠、政企不分、官商不分、决策混乱的问题,同样需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以市场为取向和以企业家精神为导向的改革战略。     

官僚制困境与政府治理模式变革

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政府治理的组织形式,但在信息社会,官僚制正陷入应对不足的困境。"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西方国家对这一危机的反应,其基本做法是在不变更整个政府管理制度结构的前提下,在政府管理中引入市场化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方法以增强政府的灵活性。由于行政发展阶段和制度完善程度的不同,中国官僚制的转型面临着完善与创新的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官僚制,用科学化、理性化的官僚制治理国家;另一方面,要借鉴西方国家政府变革的最新理念,建立适应全球发展的政府管理体制,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中西方官僚制的文化传统溯源

中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造就了不同的官僚制度和官僚文化,考察中西方官僚制的文化传统,有助于更好地借鉴各自官僚制的科学形式和工具理性。中西方官僚制的文化传统在生成环境、历史基础、政治形态以及信仰观念等方面存在区别。     

“传统官僚制”:我国行政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重要制约因素

行政省直管县改革日益成为我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或行政体制改革的一种历史必然。实践表明,在推进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过程中,"传统官僚制"对其制约作用明显。从一定意义上说,行政区划改革特别是行政省直管县改革更多的是在结构层面对整个国家官僚制系统的一种优化,也是"传统官僚制"的一次自我救赎。为此,我们试图通过对"传统官僚制"进行理论剖析,以问题为导向,探求"传统官僚制"对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具体制约方面,以期达到破除"传统官僚制"的流弊,改造并超越为与后工业社会或信息化社会相适应的现代理性官僚制,祛除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理论障碍点,从而顺妥推进行政省直管县改革。     

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论新时代下的中国行政改革

自行政学诞生以来,中西方涉及行政管理的理论研究不断推陈出新,优秀者数不胜数。传统行政组织理论首推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官僚制理论,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官僚制的运行出现了各种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纷纷举起政府改革的大旗,开始对传统的行政体制进行创新、实施行政改革。其中最为显著的成果之一便是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以提高政府效率为目标,主张减少管制,追求政府的小而美,在全面反思官僚制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政府行政改革的"药方"。这些"药方"至今仍为许多西方国家追随、实践。     

中国公共行政模式的选择

“官僚制”从它产生之日起便受到多方的批评,虽然马克斯·韦伯的理想官僚制设计在官僚制理论体系中树起了一座理性的丰碑,解决了此前行政系统内的一些存留问题。但这似乎又成为今天对“官僚制”批判的中心所在。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发展中国家,既继承了传统的集权官僚制思想,又受到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今天又有现代西方官僚制思想的逐步引进、转化、融合,以致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他国的官僚制模式。面对各种对官僚制的批判,我们还应该具体分析。     

电子政府对官僚制的创新与超越

电子政府是信息社会政府治理的核心模式,其实质就是把工业化社会的官僚制政府范式变革为新的治理范式.官僚制是最适应工业社会的组织模式和管理模式,电子政府是对官僚制的创新与超越.以公众为中心、顾客至上、政府绩效是电子政府治理的基本理念;行政组织结构的扁平化与网络化、公共权力行使分散化与民主化是电子政府治理的范式要求.     

现代国家建构中官僚制与民主政治的冲突与平衡

官僚制与民主政治是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威建构模式。一方面,官僚制与民主之间存在着统一关系,民主赋予了官僚制现代属性,而官僚制为民主提供了制度支撑;另一方面,官僚制与民主之间又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和对立,这种对立使官僚制与民主之间衍生出三种恶性关系并威胁着现代国家的建构。从权力结构、文化背景和发展阶段三个方面来保障官僚制与民主之间的动态平衡,是构建良性互动的官僚制与民主关系的根本路径。     

学习型官僚制与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理性构建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后它遭到了西方行政改革者的广泛批判,对传统官僚制的继承和超越是行政现代化的关键。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应该科学、理性地完善和创新官僚制,而将学习型组织理论与官僚制相结合,实现优势互补,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行政组织,即学习型官僚制,不失为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理性构建新的理论视角。     

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基本趋势及启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掀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虽然各国的国情不同,改革都有自己的特点,但从整体而言,当代西方行政改革有一些共同的基本趋势。这种基本趋势,是当代西方政府内外环境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对中国的行政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一、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基本趋势当代西方行政改革涉及到行政权力、行政职能、行政服务、行政组织、行政理念、行政信息等诸多方面,其基本趋势是:(一)行政权力分散化当代西方各国在推进行政改革的过程中,大多数国家在缩小政府管理范围,分散行政权力。主要表现在"下放"与"分离"、"授权"与"委托"、"放弃"与"规制"等方面。"下放"与"分离"是行政内部权力分散的主要方式。"下放"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上级机关向下级机关放权;"分离"是决策权、执行     

官僚制历史与理论的再思考——基于行政伦理的视角

公共行政的合理化过程主要就是公共行政体系构建和完善的过程，而作为公共行政体系主要承载体的官僚制，在充分彰显理性价值的同时，也不断陷入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困局。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出发揭示公共行政体制的变革逻辑，需要对官僚制历史与理论进行伦理定位和价值反思，从而避免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于人，并突出制度设计在公共行政发展中的作用，为未来的行政改革辨明方向，即从政治路向出发通过对政府与公民间关系的重构，形成一种以社会公共事务为中心的多层次的复合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