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最佳证据规则的适用

最佳证据规则曾是英国普通法上最为古老的证据规则之一。作为普通法传统上的证据规则之一，最佳证据规则的实质内涵是：某一特定的有关案件事实，只能采取能够寻找到的最为令人信服和最有说服力的有关最佳证据方式予以证明。①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中将最佳证据规则定义为：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证明同一事实并都具有证明力，不同证据证明了相反的事实主张的情况下，有关各个证据证明力的大小所作出的认定规则的规定。②在行政诉讼中，也经常出现当事人就同一待证事实提供数份都具有证明力的证据，不同的证据证明了相反的事实主张的情况。因此…     

关于行政诉讼最佳证据规则的问题

最佳证据规则曾是英国普通法上最为古老的证据规则之一。作为普通法传统上的证据规则之一,最佳证据规则的实质内涵是,某一特定的有关案件事实,只能采取能够寻找到的最为令人信服和最有说服力的有关最佳证据方式予以证明。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中,将最佳证据规则定义为,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证明同一事实并都具有证明力,不同证据证明了相反的事实主张的情况下,有关各个证据证明力的大小所作出的认定规则的规定。在行政诉讼中,也经常出现当事人就同一待证事实提供数份证据都具有证明力,不同的证据证明了相反的事实主张的情况。因此,在起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行政证据规定》)的过程中,大家一致认为,有必要确立行政诉讼的最佳证据规则。     

论新庭审方式下法官的认证活动——兼谈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几点思考

从新刑诉法所确立的控辩式庭审方式的特点谈起,剖析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变化及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司法实践对证据制度运行层面问题进行剖析。明确要围绕控辩式庭审这个核心，来构造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并提出方案以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为切入点，来明确法官职责、证明标准、证明责任、认证的实质．解决影响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证人证言和被告人供述的真实性、准确性问题．规定相关的证据开示制度和法官认定事实的活动和规则。     

相关性规则——外国证据规则系列之二

相关性规则是英美法的一项基础性证据规则。相关性规则适用于任何形式的证据资料，在适用范围上具有广泛性。判断一项证据是否具有相关性取决于两个方面，即证据针对的待证事实是否具有实质性，以及证据对于待证事实是否具有证明性。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具有关联性的证据一般都可以采为证据。但是，依据普通法传统，法官在某些情况下亦可排除某些具有关联性的证据。     

非法证据在民事案件中的适用

民事诉讼证据,是在民事诉讼中用以证明和确认案件事实的各种依据,是人民法院查明事实真相,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手段,也是体现司法是否公正,审判结果是否具有公信力的决定性因素。民事诉讼证据只有同时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三个特点,才有作为证据的可采性。所谓非法证据,根据《诉讼法大辞典》,是指"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资料"。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     

从证据到事实——比较法视角的证明过程分析

事实认定是证据裁判的基础。如果将事实认定的过程比作建筑一座大厦的话,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犹如构建事实大厦的砖块,证据规则作为一条主线,扮演合理、科学、正当化构建大厦的灵魂和体系保障。事实认定的思维基础是逻辑思维,在思维本质基本相同的前提下,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在证明过程中存在诸多程序和证据法上的差异。证据规则的主要目的是促进裁判的正当性,精确性是正当性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不是惟一目标。在正当性标准下,对证据规则与正当程序的研究变得十分重要。证明责任在普通法系的证明中发挥激励性作用,大陆法系的法官与当事人存在证据责任方面的互补。从证据到事实,由证明作为连接的桥梁。事实认定作为证明的结果,是证据、证明方法、证据规则、证明标准、证明责任、诉讼模式等诸多程序和证据因素的综合产物,其中任何一种因素都会对证明结果产生影响。     

谈法官“庭外调查权”

法官庭外调查核实证据是近年来司法实践中颇有争议的问题。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保留了这一内容，并作了相应的调整，但目前诉讼法学界对此尚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拟就法官庭外调查核实证据的有关问题作一探讨，以期对解决司法实践中的某些困惑有所帮助。法官庭外调查核实证据是与其所承担的刑事证明责任直接相连的。法官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明主体之一，主要是通过法庭审理这一基本程序查明事实后适用法律，从而卸除其证明责任的。由于庭审方式时空的局限性和法官素质的现实性等因素，刑事诉讼法为了使审判机关判决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实际发生的…     

民事诉讼证据能力研究

一证据能力是指某种事实材料能成为诉讼中的证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资格和条件，即可被准许或可被采用的能力，“何种的资料可供严格的证明，称此具有可为严格的证明资料之能力为证据能力，或称证据资格，亦即证g适格性。把证g适格即适合于法律的规定，在英美证据法中被称之为证据的容许性或可采性，“某种有形物可作为证据方法的法律上的正当性叫做证据能力。无证据能力的有形物不准作为合法的证据进行调查，即使调查其结果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资料。”②对于某种事实资料能否作为证据加以采纳，取决于两方面，一个是它的自然效力，另一个是法…     

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问题研究

在刑事诉讼实践中,司法人员如何运用证据依据法定证明标准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是一个决定司法裁决正当性的基础性问题。对此,要正确运用证据法定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就应握以下三点:定案证据的适格性、法律推理的合逻辑性、证据事实符合经验法则。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定罪标准

编辑提示:我国司法及实务界对刑事证明标准的认定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争论,而采用何种认定标准涉及到刑事证据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以及对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规则。如死刑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对证据的要求是否一致?证据收集到什么程度可以确定一件案件的基本事实?立案、移送审查起诉及提起公诉这些不同的诉讼阶段对证据的要求标准是否一致?组文以最近最高院会集其他部门下发的两个规范性文件《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切入点讨论了刑事证据认定中的若干问题,以期对刑事证据理论和司法实践有些许裨益。     

徜徉于哲学与法学之间-“事实与证据：哲学与法学的对话”国际研讨会综述

近年来,中国证据法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随着讨论主题范围的日渐扩展以及程度的不断加深,证据法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越来越难以通过法学这一单一学科予以解决,急需与其他学科的学者进行对话,在这一背景之下,“事实与证据：哲学与法学的对话”国际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顺利召开。围绕“如何运用证据认定事实”这一问题,本次研讨会从“证据”和“事实”的基本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司法认识论”、“事实认定的规则与方法”、“司法证明的标准”、“概率与证明”等五个方面进行了精彩的观点交换与交锋,在讨论中各位学者既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也引出了许多有待深入研讨的话题。     

论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诉讼权利及其保障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是刑事诉讼的重要问题 ,保护被害人 ,给予其恰如其份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成为追求司法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的重视应当肯定 ,但是在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方面仍有一些不周到之处 ,应当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完善。     

困境与出路：中国民事诉讼“新证据”制度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是证据制度完善的主要手段和途径：该规定纳入有限证据的观念，确立了举证时限制度，促使当事人及时收集和提供证据，推动法院由以往的追求“客观真实”转变为以当事人在有限的时间内提供能证明的“法律真实”的证据作为民事纠纷裁判的依据，避免对证据进行无休止地搜索而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和诉讼的拖延。平衡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避免过分强调证据适时提出而导致实体不公，该规定以“新证据”作为举证时限制度的例外或限制，并对不同阶段的“新证据”作了初步的规定。但由于该规定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制定的，在制度设计上尚存在缺陷，有关“新证据”的规定较为简翠笼统。司法实践中对“新证据”的把握也或宽或严，操作不一。背离举证时限制度设立的本意，造成程序公正和贵体公正的价值失衡。考察与反思民事诉讼程序中的“新证据”，对于充分发挥举证时限制度的作用，实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证据制度发展中的阶段性进步——刑事证据两个规定评析

刑事证据两个规定针对司法实践中的重点与难点予以规范,初步确立了现代刑事证据法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和规则,标示着我国刑事证据立法取得了阶段性进步。但是,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在两个规定中．对于正当法律程序、直接言词原则的体现并不充分;非法口供排除规则未能强调“任意性”标准,只是一种最低限度的排除;而对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采取宽容态度,不利于对公民财产权、隐私权的保护;大量的关于瑕疵证据可以进行补正和解释的规定,大大降低了刑事证据的可采性标准。目前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具体的制度规范,积极改善司法环境,促进两个规定的贯彻实施．推动我国刑事法治向前发展。     

新《民事证据规定》视角下鉴定人制度定位问题研究

鉴定人角色定位是鉴定人制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它决定着鉴定人的制度设计及鉴定人在诉讼中的权利、义务以及责任的承担。从比较法角度看,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人属于证人,具有党派性的特征。大陆法系国家在鉴定人角色定位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通过梳理发现,这些观点可总结为证据方法说、证据调查说和折衷说三种。在我国,经过民事诉讼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相继出台,鉴定人定位问题的脉络越来越清晰。2019年12月,新《民事证据规定》颁布,鉴定人定位的明晰成为理解、适用新《民事证据规定》鉴定人制度的前提。术语上的届分、内容上的区别是制度完善的基础,"双重属性"下其他专家制度的配套适用也是问题解决的路径。     

证据的内涵与依法取证-以行政处罚证据的收集为分析视角

作为法律程序整体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一样,都在证据的作用下发挥其功能。然而,我国研究更多将目光聚焦于诉讼证据,而对行政程序证据缺乏关注。但实际上,行政机关是依法治国的主要执行官,其与公民的关系比其他任何国家机关更为密切,所以规范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无疑成为依法治国的重大课题,其中对行政处罚证据的规范尤其如此。从原则上而言,行政处罚证据理应符合证据“三性”,但警察思维与法官思维上的差异使其对证据有其特殊要求,基于公共利益保护的需要,行政处罚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存在减弱和例外情形,因此,对于“毒树之果”以及通过钓鱼执法、秘密调查等方式所得证据并不必然排除,为此,与其让这些实践中早已普遍存在的行为游离于法外,不如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其范围、程序和命令禁止事项。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律适用困境及其破解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已得到大量运用,但其存在以下法律适用上的问题:第一,在对具体个案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还是其他私益诉讼的性质判断上,现有裁判存在显著差异。第二,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类似案件的审理中,不同案件裁判者在程序选择与裁判结果上也呈现各异的走向。原因在于该诉的法律适用中存在"公共利益"等现有民事法律体系难以评价的规范性构成要件。究其根源,是该诉的独立请求权基础尚未得到明确。因此裁判者在审案时通过"借用"环境侵权之诉等类似诉讼请求权基础进行涵摄时,其法律适用过程就容易产生混同。明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权并精细该诉的法律规则,有助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的公正运行与裁判结果的日趋统一。     

专家证据的价值与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修改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专家证据在诉讼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英美法系国家，专家证据制度在专家证人资格规定上的广泛性和选任上的自由性，使其在适用上具有灵活性和实用性的特点，其详细而完备的专家证据可采性规则，更是司法经验的积累与法官智慧的结晶。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据制度和大陆法系的鉴定制度，在近些年的改革中呈现出共同的趋向，如启动程序的多样化、过错责任的严格化和庭审对抗的强化，这为完善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准确适用新刑诉法中有关专家辅助人的规定以及充分发挥专家证据的作用开启了新的思路。面对我国司法鉴定中依然相当混乱的鉴定主体问题，构建鉴定人、专家顾问和专家辅助人三位一体的司法鉴定主体格局，或许是一条比较合理可行的出路。     

再论司法鉴定基本问题--兼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有关条款

最高法民事证据规定对于完善我国证据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此次证据规定,对作为证据体系重要一环的鉴定意见,从实体和程序方面都做了全面规定,对于缓解司法鉴定在民事诉讼中的诸多困境具有重要作用。但其中部分条款也可能对司法鉴定制度产生一定影响。为此,本文对司法鉴定可能会受到一定冲击的鉴定人负责制、鉴定意见撤销等基本内容,再次予以阐释、厘定,以期能确保司法鉴定体系的有效运行。     

穿越透明的正义——论司法透明度的构建与机制保障

依照现代司法理念，司法必须以公众为基础，反映公众最广泛的信赖，如果司法神秘化，司法过程带有暗箱操作，公众没有知情权，即使司法结果公正，公众也难以认同。中国司法的人民性和司法权的公共性，决定了司法机关司法活动应当向社会公开。司法透明有利于提升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同时又是预防司法腐败的有力武器和防止司法黑幕的重要手段。20多年来，中国各级人民法院着力于提高司法透明度工作，在法治框架下，推行公开审判，改革诉讼方式，强化裁判文书说理，加强庭审的实质化等，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除法律规定应当保密的环节以外，司法过程不透明现象在审判工作的各个环节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说明中国的司法透明度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正视这些问题，井在认识司法透明度价值的基础上对之以合理的构建和保障，是当前中国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