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口供”受贿案中案件事实的认定——邢某受贿案

核心提示：在办案实践中,运用谋略获取口供固然重要。然而,在面对直接证据并不十分充分甚至是＂零口供＂的情况下,如何利用间接证据与直接证据相互印证,相互补充,形成完整、严密的证明体系,从而达到有力地证明案件事实的目的,这才是我们急需面对研究的重要课题。在邢某受贿案中,面对缺少被告人口供这一重要证据的情况下,运用合理的推定判断行贿人、介绍贿赂人及受贿人供述的真实性,再结合间接证据相佐证,最后从证明标准的角度论证本案已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论贿赂案件证据特殊性及带来的问题

贿赂案件的证据具有很大的特殊性,这已是普遍共识。尤其对于从事自侦案件侦查的检察人员而言,更是深有体会,经常发出＂贪污案烦、贿赂案难＂的感慨,贿赂案件的难主要就难在证据,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办案就是办证据,证据难办案件也就难办。本文中,笔者拟从贿赂案件证据的特殊性入手,对我国该类案件的查办与证明标准的适应性进行一定的探讨。     

贿赂案件取证方法浅析

贿赂案件因贿赂行为的隐密性、贿赂案件的利益性、贿赂手段的多样性、贿赂主体的智谋性、侦查时间的事后性，使贿赂案件的侦破较为困难，主要表现为取证难、印证难、形成证据难。如何侦破案件，调查取证为关键环节，本文就取证方法谈点个人看法：     

证明中的适用口供补强规则在贿赂案件

贿赂案件是一种高隐蔽性、缺少物证证明的案件,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在案件证明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口供证据又是一种具有真伪难辨性和不稳定性的证据,适用口供定案必须遵循法定的规则,其中口供补强规则就是一项基本的证明规则。这一规则要求,被告人口供必须有其他证据相印证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也就是说,作为定案根据的口供必须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这一规则的提出,是为了增强口供的证明力,防止对案件事实的误认而确定的。英美法、日本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法中都有口     

论我国刑诉证明模式于司法实践之阻碍

不同于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亦不同于大陆法系的＂内心确信＂,我国证明模式被表述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即我国是一种＂印证式证明模式＂。其以客观性为认识支撑点,强调证据本身的客观性,强调证据间的客观印证,因此可以称为证据判断中客观主义的认识立场。这是大力追求客观真实从而在证明模式上的反映,也可以说是客观真实内在的高水准的要求。但就是这样看似更高标准的证明模式却给我国司法实践带来了种种问题。     

口供补强规则在贿赂案件证明中的适用

贿赂案件是一种高隐蔽性、缺少物证证明的案件，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在案件证明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口供证据又是一种具有真焦难辨性和不稳定性的证据，适应口供定案必须遵循法定的规则，其中口供补强规则就是一项基本的证明规则。这一规则要求，被告人口供必须有其他证据相印证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也就是说，作为定案根据的口供必须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这一规则的提出，是为了增强口供的证明力，防止对案件事实的误认而确定的。英美法、日本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法中都有口供补强的证据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就是说仅凭口供不能定案，这实际上就是对被告人的供述要求补强的补强证据规则。在贿赂案件的证明中，有两个涉及该规则适用的问题有待于明确。     

论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到达的程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一款之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从而可以看出我国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就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且能够判处死刑。然而死刑案件由于其特殊性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生于死,则应该确立更为严格科学的证明标准从而确保案件的公正和准确处理,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只是笼统的规定了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显然是有待完善的。     

我国贿赂犯罪证据制度面临的困境和对策

贿赂犯罪作为一种隐蔽性极高的刑事案件,其证据特征与普通犯罪相比存在很大的特殊性,2013年修订《刑事诉讼法》后,贿赂案件在查证上面临的困境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贿赂犯罪的惩治效果仍然不佳。在我国加大反腐败力度的当下,应当在刑事证据制度改革中对贿赂案件分而治之,通过完善贿赂案件的强制措施、确定贿赂犯罪的证明标准,并构筑次生证据体系、增设推定制度,以及确立庭审的直接言词原则和侦诉协商法律化等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间接证据质证问题研究

间接证据证明得到证据性事实,各个证据性事实之间通过印证或衔接从而推论出待证事实。间接证据之间的印证通常表现为各个间接证据对口供的补强和固定,质证一般也是整体质证和简单比对。为了提高根据间接证据认定案件的准确性,应当建立证据能力规则,保证庭审中证据的合法性。间接证据的审查应当首先从审查单个证据的证明力入手,并且印证应当是相互的、交叉的,且不能忽略推论的作用。结论唯一性不应当作为采信间接证据的标准。     

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合理性与合理限度

证据相互印证是我国刑事证明活动的传统。这一规则虽然难免对于刑事诉讼的效率产生掣肘并仍然难以防止刑事司法错误发生而被人质疑,但是它毕竟反映了事物存在的规律和司法认识的规律,体现了刑事司法的理性主义精神。重要的是正确把握证据相互印证的合理限度,即依据这种相互印证关系能够确认被印证的证据之真实性,能够使案件事实裁判者形成内心确信。公正与效率的同时追求,要求正确合理把握证据相互印证的限度,正确适用证据相互印证的规则。     

浅析证据的相互印证证明模式

目前我国认定案件事实采用的是印证证明模式,这种模式以相互独立的证据发生重合和交叉为检验证据和案件事实是否真实的依据。然而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不是万能的,它有合理性的同时又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当新刑诉颁布后迎来适用上的巨大冲击,使得其在未来的发展中不得不有所变革。但在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及追求客观真实理念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必将长期存在。     

特殊人际关系在反贪查案领域的实践价值——以贿赂案件的侦查为视角

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案件初查难、突破难、取证难的问题较为突出，其中尤以贿赂案件为甚。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印证贿赂犯罪事实的直接证据缺失或者间接证据难以形成锁链。这也意味着传统的侦查措施已经无法有效应对查处贿赂犯罪的难题，迫切需要通过更新思路、创新方法来改变现状、摆脱困境。     

追诉豁免在打击贿赂犯罪中的运用

取证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贿赂案件的侦查工作,因为贿赂往往是一对一的关系,很难找到相关证据证明贿赂事实的存在,而且行贿人在侦查机关要求其作证时,由于各种原因而拒不作证,这使得很多的受贿案件无法得到侦破,客观上加大了反腐败的难度和成本。     

论间接证据的诉讼作用

根据证据与主要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证据可以划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在证明案件事实过程当中,直接证据具有明显优势,但也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因此,间接证据在诉讼中有其自身的证明价值,一是间接证据可以对直接证据起到印证的作用;二是间接证据对直接证据的补证作用;三是证据间接证据独立证明案件事实,起到定案的作用。     

充分发挥间接证据在查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的作用

在我国证据学理论和诉讼实践中,根据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关系,把证据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两种证据所要证明的都是案件的主要事实,所不同的是间接证据不能像直接证据那样,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而只能间接推论证明。由于两种证据证明形式的不同,司法工作中出现了重视直接证据,轻视间接证据的倾向,发展到今天,已经严重影响到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查处。因此,克服轻视间接证据的倾向,充分发挥间接证据作用,已成为急待解决     

我国刑事诉讼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

我国刑事诉讼中奉行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它以被告人口供为印证机制的中心,忽视对单个证据的独立审查,强调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作为审查证据的关键,相互印证才敢定案。这种证明模式追求客观真实的价值取向,却可能不利于发现真相,侵害被告人的权利。因此,要重新认识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建立对单个证据的独立审查方法和对被告人供述自愿性的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     

智识互转：印证规范解析

我国刑事证明的印证模式突出表现了如下特点,系争内容由不同来源的证据提供同一性印证、证明程度排他性要求可能促成采用灵活性取证手段等。《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之中有多处关于审查证据、采信证据和对全案事实认定的＂印证＂条款,这些条款体现了如下特点：需要印证的对象——主要针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容易因为出庭而出现反复的证据形式以及间接证据;印证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庭审中翻证、翻供以及作证资格缺陷和利害关系人的证言效力问题;印证的条件错综复杂,而印证的效力有一种法定证据制度的痕迹,同时又因为其语言模糊而可能存在滥用裁量权的嫌疑。针对印证规定的限度,第一,需要把以量取胜和依靠主观真诚和正当程序为基础的以质取胜相结合;第二,需要把靠证据说话与辩论、说理和质证等形式的意见之争相结合。     

审判中心下印证证明模式之反思

印证与自由心证并非证明模式,而是裁判者确定证据的证明力和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所遵循的裁判方式。印证应事实查明活动的要求而产生,以非实质化的证明活动为支撑:依据印证裁判,强化了查明事实真相的要求,忽视了程序正当性的保障;依据印证裁判,局限于证据之间关系的形式审查,亦加剧了我国庭审证明的形式化,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机械、僵化,严重挤占了其自由心证的空间。印证与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构造、追求案件客观真实的诉讼理念等具有共生关系,在支撑印证运转的制度空间中很难为自由心证寻找生存的空间。伴随着我国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以及庭审证明实质化的落实,应让法官的裁判方式回归自由心证,并通过弱化对证明力规则的依赖,强化控方的严格证明,强调辩护权的行使和保障,改造合议庭的构成,强化裁判文书的公开和说理等制度改革实现法官的自由心证。同时,印证应退出证明模式的舞台,作为一种证据分析方法,其本身的精细化、科学化应该得到特别的强调。     

论证据相互印证规则

在我国刑事证据法中,证据相互印证规则主要在三个领域发挥作用:一是用来确定自相矛盾的言词证据的证明力,二是用来审查案件是否达到法定证明标准,三是用来判断被告人供述是否得到补强。作为一项旨在对证明力加以限制的证据规则,证据相互印证规则强调无论是证据事实还是案件事实,都要根据两个以上具有独立信息源的证据加以认定,注重证据信息的相互验证,避免仅凭孤证定案,这有利于防止伪证、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然而在目前以案卷为中心的裁判方式下,法院很少关注证据的合法性问题,证据相互印证规则的适用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效果。     

如何在贿赂案件的侦破中获取再生证据

贿赂犯罪是一类涉及范围广泛而又极其诡秘复杂的职务犯罪，渗透到公务活动的方方面面，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案件的证据特点是单独作案较多，作案时很少留下明显痕迹。由于这类案件的证据单一，链锁性不强，如果不研究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方法，就很难获得扎实可靠的有力证据去证实犯罪，在实践中还常常因为翻供、串供或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而使得很多案件难以走出检察机关。所以，在侦破这类案件时，若能适当地依法获取一些必要的再生证据，对于固定证据，强化证据的证明力，提高案件质量是不无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