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承诺成立要件的比较分析

被害人承诺是刑法正当行为中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 ,是公民人格上的自由自主权利在刑法上的体现。在有关被害人承诺的诸问题中 ,成立要件是其核心要素。本文运用比较的方法 ,结合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与我国学界的观点 ,对被害人承诺的承诺权限、承诺能力、承诺的真实性等成立要件问题进行了重点研讨和分析。     

论被害人承诺的理论基础及其体系定位

被害人承诺作为阻却事由，阻却犯罪之成立，在世界各国刑法理论中得到了一般性的认可。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在于：系统社会利益之多元化、刑法公法性之弱化和刑法之谦抑性。当然，被害人承诺作为阻却事由在得到承认的同时，也受到了一定限制。分析刑法限制被害人承诺的原因，借鉴大陆法系“一元论”与“二元论”之争论所折射出的解决被害人承诺之体系性地位的方式，认为被害人承诺制度应该作为正当化事由引入我国刑法典。同时。被害人承诺作为阻却事由应置于刑法理论框架下的犯罪构成体系内。     

论被害人承诺排除犯罪性的条件分析

被害人承诺,是指被害人对他人侵害自己的权益表示承诺。被害人承诺在刑法上承担着重要的意义,可以影响量刑,甚至可以影响定罪,阻却行为的违法性。目前各国刑法理论界普遍认可其作为违法性阻却事由。但是在立法实践中,除了少数国家明确将被害人承诺写入刑法外,大部分国家包括我国,并没有对其进行相关的法律规定,而学术界也是将其作为超法规事由进行研究和探讨。     

被害人承诺与认识错误

被害人承诺在刑法上具有多种意义,本文着重论述了作为正当化事由之一的被害人承诺的成立条件,并且对被害人承诺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认识错误及其意义,区分不同情况进行了探讨。     

被害人承诺有效成立的条件

被害人承诺以正当化根据为理论基础,以成立条件为核心要素。被害人承诺有效成立的条件,涉及刑事责任的大小和有无。因此,只有严格区分和限定被害人承诺成立的有效范围和条件,才能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论刑法中推定的被害人承诺

推定的被害人承诺与现实的被害人承诺不同。推定的承诺包括为自己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情形;推定承诺的正当化依据是为了保护被害人的更大利益;基于尊重自己决定权的立场,推定承诺的判断依据应该采取主观说;推定承诺的成立条件要具有紧迫性、有效性、可能性。     

论推定被害人承诺的成立要件

推定被害人承诺是和被害人承诺相关的一种特殊情形,它体现了对被害人自主决定权的尊重。它具有紧急避险的某些特征,成为阻却违法性事由的根据之一。推定承诺应遵循严格的条件限制,应当从前提条件、主观条件、实质条件、限制条件、行为条件五个方面对推定被害人承诺的成立要件进行构建。     

被害人承诺的刑法地位分析

被害人承诺之成立是基于刑法的谦抑性,在大陆法系的国家基本上都将其作为违法性阻却事由或者超法规阻却事由来看待。然而,考量我国的犯罪体系,被害人承诺在我国的违法阻却事由(正当化事由)中难以找到存在的理论根据。对此,应当考虑将其纳入量刑体系之中。     

沉默形式承诺的比较研究

要约与承诺是达成有效契约不可或缺的要件,而承诺的表达方式尤其是以沉默形式表示的承诺,关系契约能否成立,各国法律对此规定不尽相同。本文比较分析英美法系及大陆法系各国适用沉默为有效承诺的规定,进而对比我国现行法律,并提出修改我国现行立法的建议。     

被害人承诺对生命权之例外研究

被害人承诺作为一种超法规的正当化事由源于现代刑法对个体意志自由的尊重；但被害人承诺的范围并非任意，对生命权的承诺就是一个例外。这归因于自由的真谛是做法律许可的事情，逾越了法律的藩篱，个体就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生命权是享有自由的载体，对其放弃的承诺是毁灭自由权主体本身，因而刑法禁止被害人对其生命权的承诺。生命权体现人类的尊严和价值，具有不可让渡性；但基于尊重生命尊严和保障生命质量的目的，安乐死或许是被害人承诺对生命权例外之例外。     

试论犯罪被害人救助制度

犯罪被害人的救助制度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给予被害人不同形式和不同来源的精神安慰和物质帮助,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平复或减轻犯罪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后果,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司法政策和社会政策保护被害人的一个非常普遍的潮流。世界上许多国家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进行了犯罪被害人救助方面的立法。我国目前在犯罪被害人救助及保护方面还存在缺陷,因此有必要根据本国的国情,借鉴各国的立法经验,尤其是台湾的救助制度,加强我国对犯罪被害人权利的立法保护,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犯罪被害人救助制度。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研究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作为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它以确保被害人的利益为基础和出发点,以保障被害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为根本目的,以国家补偿的方式实现被害人与加害人、被害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和谐。无论是从其理论基础还是从我国的现状来看,通过立法建立一部科学而合理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默示承诺浅议——兼论《合同法》第22条规定之缺陷

默示承诺是承诺的形式之一 ,以默示承诺订立的合同在实践中大量存在。依行为方式的不同 ,默示承诺可分为推定承诺和沉默承诺两种基本类型。明确确定默示承诺的各种形式及其法律意义 ,对于维护交易安全和当事人的利益 ,减少交易纠纷都有重要的意义。各国立法对此都有相应的规定 ,我国《合同法》也认可了默示承诺的效力 ,但还需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被害人行为的出罪化问题研究

在规范刑法学的视野中,行为人之行为对于犯罪的成立与刑事责任之轻重具有绝对的排他性地位,而被害人的行为仅被当作酌定的量刑情节,即使在行为的定性上有所涉及,也仅是构成要件的派生解释因素,不具有适正的体系性地位。这种观念,实际上是否认了被害人的行为之于刑法的重要意义,而且,也是没有对现行刑法进行全面理解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被害人行为具有影响犯罪行为性质的根本性作用。正当防卫及基于被害人承诺的行为即是其典型表现。     

活体器官移植合法化条件解读

从活体中摘除器官进行的器官移植行为应具备哪些条件才正当，各国刑法理论看法相近。器官移植行为实质上是一种被害人承诺行为，因而其合法化的前提在于符合被害人承诺的原理，活体器官移植合法化条件包括五个方面的条件：即行为人必须具有承诺能力，行为人主观上必须真实自愿，行为人必须具有处分权限，在表示形式上，器官移植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另外，器官移植还必须具有社会相当性。     

论被害人承诺的推定

被害人承诺作为刑法上的一种阻却违法性事由,由于情形相当复杂,在界定上存在许多问题。在现实中,有时被害人的承诺并不实际存在,但是根据各种情况可以推断出被害人在这种情况下必定会作出承诺,这就是被害人承诺的推定。基于推定本身是一种结合主观和客观的证明方法,以及推定情形的复杂性,推定必须在理清各种情况的基础上灵活地加以判断。     

拐卖妇女罪中被害人承诺之司法功能

刑法中的被害人承诺,又可称为被害人同意,是指法益主体对他人侵害自己的合法权益所表示的承诺或同意.根据被害人对其承诺放弃的自身法益是否具有处分权,被害人承诺在实践中主要有两种司法功能,即排除犯罪性的功能与对侵害人从宽处罚的功能.就拐卖妇女罪中的被害人承诺而言,其实质内容是被害妇女同意或主动要求他人将自己拐卖.由于拐卖妇女罪的客体是人身不受买卖的权利,而被害人对这一法益并不享有处分权,所以拐卖妇女罪中的被害人承诺只具有对拐卖人从宽处罚的功能.这一功能在司法实践中有三种实现方式,即对拐卖人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     

论台湾地区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对大陆立法的借鉴意义

顺应二战后多数发达国家均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趋势,我国台湾地区于1998年通过了《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这部法律相对其他国家相关立法,出台时间较晚,因而能够较全面地吸收各国相关立法上的有益经验,可谓近年来各国犯罪被害人保护立法实践经验的一个集大成者。综观此部法律,在综合立法的方式的选择、以社会保险理论作为被害人补偿制度构建的理论基础、在法律中明确以国家主导被害人援助及被害人补偿范围的选择上引入中国传统观念的因素等方面对中国内地相关立法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被害人承诺在刑法理论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初探

被害人承诺可分为“合意”与“同意”两种形式。从发挥犯罪构成要件的机能、顺应人们认识事物的规律出发，将被害人承诺中的“同意”作为首先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然后基于法益衡量将其合法化的正当化事由更为科学。     

论被害人承诺在器官摘取中的效力——以刑法第234条之一第2款、第3款为视角

器官摘取可以分为活体器官摘取与死体器官摘取。就前者而言,法定代理人不能代为承诺;刑法只是禁止摘取未成年人的器官,而并未一概否定未成年人的承诺能力;在摘取器官将会造成危及生命的重伤或该行为明显违背公序良俗时,摘取者应当构成故意伤害罪;承诺者基于法益关系的认识错误而承诺被摘取器官时,该承诺无效。就后者而言,可以基于被害人承诺阻却盗窃、侮辱尸体罪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