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推定被害人承诺的成立要件

推定被害人承诺是和被害人承诺相关的一种特殊情形,它体现了对被害人自主决定权的尊重。它具有紧急避险的某些特征,成为阻却违法性事由的根据之一。推定承诺应遵循严格的条件限制,应当从前提条件、主观条件、实质条件、限制条件、行为条件五个方面对推定被害人承诺的成立要件进行构建。     

论刑法中推定的被害人承诺

推定的被害人承诺与现实的被害人承诺不同。推定的承诺包括为自己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情形;推定承诺的正当化依据是为了保护被害人的更大利益;基于尊重自己决定权的立场,推定承诺的判断依据应该采取主观说;推定承诺的成立条件要具有紧迫性、有效性、可能性。     

被害人承诺与认识错误

被害人承诺在刑法上具有多种意义,本文着重论述了作为正当化事由之一的被害人承诺的成立条件,并且对被害人承诺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认识错误及其意义,区分不同情况进行了探讨。     

推定同意的刑法意义探究——兼谈医疗手术行为中的紧急推定同意

推定同意是指根据事实的具体情况推定被害人同意对其合法利益造成侵害的行为：推定同意有为被害人利益的推定同意和为他人利益的推定同意、紧急推定同意和非紧急推定同意之分;不同类型的推定同意,其效力依据有所不同;推定同意经被害人认可,特殊情况下经司法人员认可。与实在同意具有同样的效力;医疗手术行为中的推定同意应当符合最佳利益原则．实施和作出对被害人最有利的行为和决定。     

拐卖妇女罪中被害人承诺之司法功能

刑法中的被害人承诺,又可称为被害人同意,是指法益主体对他人侵害自己的合法权益所表示的承诺或同意.根据被害人对其承诺放弃的自身法益是否具有处分权,被害人承诺在实践中主要有两种司法功能,即排除犯罪性的功能与对侵害人从宽处罚的功能.就拐卖妇女罪中的被害人承诺而言,其实质内容是被害妇女同意或主动要求他人将自己拐卖.由于拐卖妇女罪的客体是人身不受买卖的权利,而被害人对这一法益并不享有处分权,所以拐卖妇女罪中的被害人承诺只具有对拐卖人从宽处罚的功能.这一功能在司法实践中有三种实现方式,即对拐卖人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     

被害人承诺成立要件的比较分析

被害人承诺是刑法正当行为中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 ,是公民人格上的自由自主权利在刑法上的体现。在有关被害人承诺的诸问题中 ,成立要件是其核心要素。本文运用比较的方法 ,结合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与我国学界的观点 ,对被害人承诺的承诺权限、承诺能力、承诺的真实性等成立要件问题进行了重点研讨和分析。     

默示承诺浅议——兼论《合同法》第22条规定之缺陷

默示承诺是承诺的形式之一 ,以默示承诺订立的合同在实践中大量存在。依行为方式的不同 ,默示承诺可分为推定承诺和沉默承诺两种基本类型。明确确定默示承诺的各种形式及其法律意义 ,对于维护交易安全和当事人的利益 ,减少交易纠纷都有重要的意义。各国立法对此都有相应的规定 ,我国《合同法》也认可了默示承诺的效力 ,但还需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被害人承诺相关问题探究

欺骗他人相约自杀的,不构成犯罪.在承诺表示方式上,意思方向说较为合理,不应将行为人认识到承诺的存在作为主观的正当化因素.承诺动机的好坏,不应成为考虑承诺有效与否的因素.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配置基本上是合理的.一方同意对方重婚的,仍构成重婚罪.组织卖淫罪因有被害人的承诺,不应与没有被害人承诺的强迫卖淫罪配置同样的法定刑,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因为存在被害人承诺的因素,现行法定刑配置过重.由于拐卖妇女罪保护的法益只是妇女的人身自由,故妇女同意自己被拐卖的,不构成犯罪.     

论被害人承诺的理论基础及其体系定位

被害人承诺作为阻却事由，阻却犯罪之成立，在世界各国刑法理论中得到了一般性的认可。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在于：系统社会利益之多元化、刑法公法性之弱化和刑法之谦抑性。当然，被害人承诺作为阻却事由在得到承认的同时，也受到了一定限制。分析刑法限制被害人承诺的原因，借鉴大陆法系“一元论”与“二元论”之争论所折射出的解决被害人承诺之体系性地位的方式，认为被害人承诺制度应该作为正当化事由引入我国刑法典。同时。被害人承诺作为阻却事由应置于刑法理论框架下的犯罪构成体系内。     

活体器官移植合法化条件解读

从活体中摘除器官进行的器官移植行为应具备哪些条件才正当，各国刑法理论看法相近。器官移植行为实质上是一种被害人承诺行为，因而其合法化的前提在于符合被害人承诺的原理，活体器官移植合法化条件包括五个方面的条件：即行为人必须具有承诺能力，行为人主观上必须真实自愿，行为人必须具有处分权限，在表示形式上，器官移植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另外，器官移植还必须具有社会相当性。     

绑架罪司法认定中的几个疑难问题探究——从陈某绑架、抢劫案开始谈起

对于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劫取被绑架人财物的行为,因是基于两个不同的犯意而实施的两个完全不同的犯罪构成事实,应以绑架罪和抢劫罪数罪并罚;现行刑法第239条中规定的“杀害被绑架人”此一绝对适用死刑的情节,应解释为一种加重结果,亦即所谓的“杀害”是指“杀死”;而该条对“致死被绑架人死亡”此一情节简单配置唯一刑种死刑的做法,显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悖,因而有必要予以完善。     

关于被害人过错的法理探析

目前定义被害人过错多借用犯罪学的成果,正确的做法是定义刑法学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要考虑以下两点:其一,必须考虑刑法中确立被害人过错的实质意义;其二,必须考虑刑法学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同犯罪学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的区别。在现行刑法理论框架之下,被害人过错对刑事责任影响情形大体可以分为三类:1.通过超过和阻断因果关系而实现;2.通过被害人过错对行为人行为的违法性减弱来实现;3.通过被害人过错责任对行为人行为责任的抵消。被害人过错同样具有主客观相统一的特征,其基本构造也必须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劳动者单方预告辞职权研究

劳动者单方预告辞职权,是劳动者享有的无条件单方解除权。其设定,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但相关立法存在着某些缺陷。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须保证劳动者自由流动,另方面也应减少劳动力流动给企业造成的不必要损失。今后的劳动立法,应在这方面起好平衡作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需要确认沉默权

沉默权是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的一种特权 ,即在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保持沉默 ,在有利于自己的情况下打破沉默 ,作有利于自己的陈述。也就是说 ,犯罪嫌疑人既享有在沉默与陈述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 ,又享有如何进行陈述的权利。不论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 ,沉默权都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我国目前还未确立沉默权制度。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制国家 ,我国应当确立沉默权制度。因为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需要沉默权 ;沉默权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一项手段 ;确立沉默权制度符合国际潮流 ,也是我国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需要。     

情况证据在侦查与审判中的推证功能简析

情况证据亦称间接证据,是不能直接推导出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但在侦查与审判中,情况证据推导证明案件事实的功能并不亚于直接证据,甚至比直接证据更为重要。如何让情况证据在刑事侦查和刑事审判中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是当下亟待关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从被害人角度看辩诉交易

利益衡平、对犯罪重在预防、公正与效率相协调、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是构建辩诉交易应有的理念。被害人应作为辩诉交易的主体享有广泛的辩诉交易权。国外辩诉交易存在对被害人利益保护不足的缺陷。中国引入辩诉交易应强化被害人作为辩诉交易主体的地位,扩充其辩诉交易权。有被害人的案件,非经被害人同意辩诉交易无效。     

涉及惩罚性赔偿的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各国在惩罚性赔偿问题上的分歧立场,使得涉及惩罚性赔偿的外国判决在实践中经常遭遇困境：一些国家拒绝承认和执行。但不可否认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已不再一概地拒绝涉及惩罚性赔偿的外国判决,而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其做出不同的处理。我国法院在审查此类外国判决时,也应综合考虑判决的缘由、惩罚性赔偿的支付对象、数额等因素。为协调各国在涉及惩罚性赔偿的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问题上的立场,海牙《民商事管辖权及外国判决公约》（草案）就此问题做出了规定。     

从刑事诉讼主体角度论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障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不仅仅是当事人,更应当具有诉讼主体的地位。把被害人界定为诉讼主体不仅是程序参与性原则和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而且是实现被害人与被告人诉讼权利平衡的诉求。只有确立了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才能从根本上改善被害人权利被忽视的状况。     

建立我国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想

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在被害人保护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法律制度,20世纪60￣70年代,这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确立起来。但截止到目前,我国尚未制定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法。因此,当务之急是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犯罪被害人问题的现状,并借鉴其它国家的立法经验,尽快建立我国的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浅谈过失相抵制度在审判实践中的应用

过失相抵是当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具有过错时 ,依法减轻或免除赔偿义务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的制度。其构成要件有三 :受害人具有过错 ;受害人的过错行为必须是损害发生或扩大的原因 ;受害人行为是不当行为。审判实践中 ,适用过失相抵制度时应注意积极、慎重适用该制度 ,注意区分一般过失与重大过失 ,注重过失相低的方法。互殴案件不能适用过失相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