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选择

政府责任缺乏明确的界定、政府权力缺乏刚性的约束、对政府官员失责违规行为缺乏有效的追惩以及异体问责功能虚置等,是我国政府问责制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必须加强政府责任立法,明确政府责任;强化制度建设,给政府权力以刚性约束;充分发挥人大、新闻舆论和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与问责功能,实现异体问责为主和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增强政府对社会的回应度。     

试论邓小平的官员问责思想

邓小平理论中所包含的有关“官员问责”的内容,可以对中国“官员问责”制度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发。邓小平强调的对执政党和领导干部要进行监督的思想,为“官员问责”制度的建设提供了必要性解释;邓小平对领导干部工作责任观和工作责任制的深刻认识,涉及了“官员问责”制度的基本内涵;邓小平从中国政治实情出发,提出了对领导干部进行问责的具体措施及初步设想     

政府问责：人大怎能集体失语

政府问责是对政府及其官员的违法或不当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是强化和明确政府责任,改进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的制度,是监督政府的重要方面。2003年的SARS危机给我们带来了“政府问责”风暴,孟学农、张文康等一批政府官员因为重大责任事故、行政不作为和恶性违法事件受到问责处理,大连、重庆、长沙等地也相继实行了“政府问责”制度。“政府问责”风暴的兴起推动了责任政府的建设。但是,稍加观察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SARS风波、密云事故还是吉林大火、嘉禾拆迁,作为代表人民直接监督政府的国家权力机关和政府问责的真正…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研究

近年来,因各种失职行为被问责的官员越来越多,也出现一些被问责官员违规复出的现象,如多次复出、复出时间过短、复出理由不透明、复出过程不规范等。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建立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因此,我们必须从加强官员问责立法、加大监督力度、扩大信息公开、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建立跟踪评价机制、强化责任追究等方面建立并完善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     

行政问责的伦理机制建构

行政问责伦理机制是能够在实践中对行政官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自我约束的一种责任机制。行政问责伦理机制建设不仅可以降低问责成本,还可以提升问责效力。当下我国行政问责过程面临着多种伦理困境,诸如决策责任与执行责任的偏向,直接责任与间接责任的悖论,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的冲突,政治道义责任替代的行政法律责任,问倒官员的力度与官员复出的速度的矛盾,公开问责与内部处理的博弈,等等。应该从转变制度设计的伦理基础,责任文化和责任伦理重塑,加强伦理立法和外部监督等方面推进行政问责伦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广州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评析

《广州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的特点是,问责对象的位高权重;问责事项的涵盖面宽;适用问责的规定详实;问责的程序设置较全面。它具有的积极意义是,切近了官员问责的制度本义,拓宽了官员问责的重要领域,初步形成了官员问责的规范框架。它存在的不足是,问责事项标准不明确,问责方式的规定有失严谨且力度偏弱,对问责主体的责任及追究未作明确规定,从而存在着难以执行的问题。     

当前我国问责复出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官员被问责后转瞬间复出,问责制滑向形式主义,变成"政治秀",这是目前我国责任政府建设遭遇到的一个尖锐问题。这种困境的出现与缺少规范化、程序化的问责复出法律制度和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等有关;与传统的吏治文化有关。完善问责复出机制需要革除"官本位"文化,严格官员复出程序,健全各种法律法规,加强社会监督。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构建问题研究

构建科学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对于建设责任政府和维护公众利益具有重大意义。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具有静态结构、动态过程、生态环境、心态系统四个维度。目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的规则体系不完善,官员问责与官员复出的程序断裂,问责官员复出的体制性弊端凸显,复出的内在调控力薄弱。建立统一的复出规则体系,构建责任分类管理机制,加强官员问责与官员复出的动态管理,完善复出中的异体参与机制,以及形成法律制度之外的柔性伦理建构和内在驱动机制,是防止问责官员非正常复出的策略选择。     

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反思与构建

官员问责制就是要求政府及其官员按照有关法律行使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功能,对公共负责,它不能简单等同于引咎辞职、责任追究制度。当前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问责主体单一化、责任追究对象模糊化,仍处于行政性问责阶段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是制度不健全,人治观念,官本位思想,政府对政务活动进行信息控制造成,要建构良性问责机制,就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依法行政能力建设,树立以民为本的思想,推行政务公开来提高官员问责制的效能。     

行政文化建设：澳门特区政府塑造形象的起点——访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学教授兼课程主任娄胜华（续三）

记者：澳门特区政府推行官员问责制的特征是什么,成效怎样？今后如何进一步完善？娄胜华：从官员问责制所涉及的问责对象（责任主体）、问责范畴与责任类型看,与其它地区推行官员问责制的重点对像是政治官员,以及问责的主要形式是政治问责不同，澳门的官员问责制兼有政治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的双重混合特征。     

社会团体问责制探析

社会团体问责制就是指社会团体作为异体问责主体,可以根据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结社权监督政府和官员的权力的运用,追究失职官员的责任.社会团体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社会团体问责制构建依据和基本内容的探讨,指出我国社会团体在问责政府和官员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社会团体问责制的基本路径和重要意义,有利于构建责任政府,完善民主政治建设以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官员问责制之价值及其在我国的实行

2003年启动的政府官员问责制度,是中国行政改革的新亮点。它有助于建设责任政府,提高行政效率,推动干部制度改革。但是,官员问责制度在我国尚处起步阶段,存在官员权责不清、问责主体缺位、问责法律不健全、问责范围狭窄等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当前实施官员问责制面临的主要难题

一、权责不清是实施官员问责制的主要障碍之一官员问责制是对政府的违法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一种制度。它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的制度。由于历史等原因,我国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些职责不够清楚、权限不够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互相推诿,出现谁都有责任、谁又都没有责任的情况。或者在问责中,被问责官员具体承担什么责任,是领导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任还是其他责任,以及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的责任该如何确定,很难下结论。因此责、权、利不清晰,会导致责任人不清,问…     

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

目前我国官员问责的实践刚刚起步,存在法规体系不健全、问责主体和对象及范围不明确、问责程序不规范、缺乏监督机制等问题,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     

聚焦问责风暴

近年来,各级政府秉承权责统一,用权监督,侵权赔偿的执政理念,积极推行行政问责制,在强化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提高行政效能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对该作为不作为、不该作为乱作为的官员进行严厉问责,是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声,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随着越来越多的官员因为问题被追究责任,问责风暴吸引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危机管理中政府官员避责的结构性差异——以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的问责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危机中的政府官员会采取各种方式规避责任。在公共危机中,问责压力、管理任务的不确定性和责任范围的扩大共同塑造了政府官员强烈的避责动机,而官僚运作模式又为其避责行为提供了一定的弹性空间。已有研究表明,官员在危机应对中会采取多种方式规避责任,但对于官僚制如何提供消解责任的逻辑缺乏关注。本研究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收集到的2020年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的全国官员问责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官员问责在不同层级和部门间具有一定的结构性差异。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官员的避责策略不同而引起的,科层制下的中间层级官员避责策略更多,更容易规避责任;负责危机的专业职能部门由于责任更加确切,即使是中间层级的官员也难以规避责任。     

探索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路径

谭琪、齐秀强在《理论前沿）2009年第1期上撰文认为，目前制约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关键是四对矛盾的存在，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矛盾，“火线问责”与制度问责、常态问责之矛盾，问责“大”与“小”之矛盾，责任“轻”与“重”之矛盾。因此，为使官员问责形成长效机制，应当着力于三个方面来探寻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之路。一是实行绩效问责，作为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突破口。通过绩效评估来强化问责，     

被问责官员复出应提前公开

全国人大代表傅企平建议，因公共事件被问责的官员复出应提前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他认为，现行的官员问责机制和监督机制缺乏监督力，会极大削弱政府公信力。     

常态化 低调化 平稳化 被问责官员复出有何规律与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领导干部问责力度不断加大,官员因问责而离职已成为常态,而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始终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在行政问责相关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进程中将信任与监督相结合,或许是扭转民众对于官员复出"逢出必疑"的一条重要路径。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几点思考

行政组织及其官员应对其行政行为承担责任,这是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推进政治文明的重要举措。现行行政问责制度设计的缺失,需要通过加强问责体系、异体问责、正当程序建设等措施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