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域适当分离：责任政府构建途径的一种阐释

责任政府既是一种人民主权的政治理念，也是一种对政府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更是一种有明确的社会实体对政府的政策过程进行问责的状态。宪政支持、问责制度、权力分立制衡与法治约束是责任政府建构的政治基础，而社会领域的适当分离则是责任政府建构的社会基础。领域分离一方面分担了部分政府职能与责任，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其领域划分与守护方面的职能与责任。通过推动政经、政社、政事和政治与行政领域的适当分离有助于我国建立起真正的责任政府。     

责任政府与政府问责制

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理念,政府对人民负责是责任政府的根本要求。然而由于政府本身所具有的利益动机、集体行动的逻辑、政府权力的膨胀等特性,如果没有一套严密的政府责任保障机制,政府是很难主动履行其承担的责任的。因此,建立一套政府责任规范与问责保障机制必然是责任政府的基本要求,同时对政府的问责也是责任政府的核心与实质。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几点思考

行政组织及其官员应对其行政行为承担责任,这是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推进政治文明的重要举措。现行行政问责制度设计的缺失,需要通过加强问责体系、异体问责、正当程序建设等措施不断完善。     

行政问责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当前,＂责任政府＂的理念已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中得到全面地推行,行政问责在制度上不断地完善,但问责文化建设却相对滞后,影响到行政问责制的进一步推行及其功能的发挥。行政问责文化建设是构建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也是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政府绩效的重要举措。     

关于完善我国政府问责制的对策思考

建立完善的政府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目前我国政府问责制存在的问题,我们要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制度以及问责文化建设上采取切实措施,以推动我国政府问责制的健全与完善.     

论责任政府的宪政基础

责任政府是民主政治时代的产物,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行政目标,也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建立责任政府的宪政基础就意味着政府必须根据宪法、法律的规定通过行使公共权力以保障、发展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构建责任政府,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建立健全责任政府的宪政基础,即政府应按照宪法法律的规定来确定政府的行政范围。同时,完善司法机关行政问责机制,积极引导社会公众广泛参与责任政府建设。最后还要建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追究政府宪法责任的相关制度,特别是违宪责任追究制度。     

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虽然取得了重大进步,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强化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实现政务公开,建设"阳光政府";完善问责法规,构建行政问责的法律依据,才能真正建立起中国特色的问责制度。     

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虽然取得了重大进步,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强化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实现政务公开,建设"阳光政府";完善问责法规,构建行政问责的法律依据,才能真正建立起中国特色的问责制度.     

构建中国特色法治政府之路径探讨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依法约束和监督公共权力,做到依法行政,打造法治政府。塑造有限政府架构、强化责任政府理念、树立服务政府意识则是构建中国特色法治政府不可或缺的三大要件。     

行政问责的伦理机制建构

行政问责伦理机制是能够在实践中对行政官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自我约束的一种责任机制。行政问责伦理机制建设不仅可以降低问责成本,还可以提升问责效力。当下我国行政问责过程面临着多种伦理困境,诸如决策责任与执行责任的偏向,直接责任与间接责任的悖论,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的冲突,政治道义责任替代的行政法律责任,问倒官员的力度与官员复出的速度的矛盾,公开问责与内部处理的博弈,等等。应该从转变制度设计的伦理基础,责任文化和责任伦理重塑,加强伦理立法和外部监督等方面推进行政问责伦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电子政府建设中的行政问责机制探讨

简述了电子政府的内涵及行政问责在电子政务建设中的作用。列举了电子政务建设中行政问责机制面临的问题：因行政任务具有弹性而可能存在责任界限模糊的状况；责任绩效考评存在困难，激励机制需要强化；政府组织的权力强化，职权行使与对职权的监督之间出现失衡；固有行政责任机制所陷入的效率困境。探讨了强化行政问责机制的途径：强化组织机构的执行责任，建立和完善责任承担机制；强化电子政务的绩效评估与绩效激励；强化社会问责，增强政府回应性；引入竞争机制，推行政府管理变革；制定有助于完善行政问责机制的法律法规。     

政府问责：人大怎能集体失语

政府问责是对政府及其官员的违法或不当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是强化和明确政府责任,改进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的制度,是监督政府的重要方面。2003年的SARS危机给我们带来了“政府问责”风暴,孟学农、张文康等一批政府官员因为重大责任事故、行政不作为和恶性违法事件受到问责处理,大连、重庆、长沙等地也相继实行了“政府问责”制度。“政府问责”风暴的兴起推动了责任政府的建设。但是,稍加观察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SARS风波、密云事故还是吉林大火、嘉禾拆迁,作为代表人民直接监督政府的国家权力机关和政府问责的真正…     

问责制如何避免“问而无责”

中国建立问责制的时间不长,还需不断完善。要将问责官员的责任作出明确的区分,防止被问责官员以主动辞职的方式来逃避法律制裁。同时要强化内部监督、明确政府责任、提高问责制度的刚性,并且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功能,拓宽群众监督的渠道并落实监督效果。     

行政问责制:权责对等的制度性保障

“权、责相符”是现代政府治理模式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树立科学发展观,提升政治文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都要求政府具有“有什么样的权力,必须负什么样的责任”的责任理念。目前,“可问责政府”的理念正在中国行政改革中得到全面推行。而这种“有权必有责”的制衡原则要上升到制度的层面,必须通过可操作的法定程序特别是启动异体问责机制来切实得以保障。     

行政问责制刍议

自2003年“非典”危机之后，行政问责制、责任政府等概念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领导人的讲话和政府文件中，尤其是2008年掀起一场席卷全国的问责风暴，国内一些媒体把2008年称为中国政治领域的“行政问责年”。“行政权的行使与其公益目的的相偏离的现象是无法避免的”，权力和责任是一对孪生姊妹，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这是现代政府执政的理念。行政问责正是对这一理念的实践。     

政府生态责任与臻善

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首要责任主体,政府亟需承担起自身的生态责任。然而当前政府面临生态责任意识、生态问责体系、责任监督机制的多维度缺失以及与企业、NGO生态权责模糊的现状,需要建立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生态问责体系、设置绿色政绩考核体系、将生态伦理思想引入行政文化、建立广泛有效的监督机制、理顺政府与企业及NGO在生态保护领域的权责关系来构建和完善政府生态责任体系。     

论行政问责制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掀起了一场“问责风暴”。问责制的推行,昭示着政府运作模式的转型和变迁。探讨有关推行行政问责制的意义、行政问责制的内涵以及行政问责制的路径选择,目的是研究政府如何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权力运行和制约机制,从而加强责任政府的建设。     

论政府问责制

政府问责制在启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政府的责任意识大大增强。但同时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是政府责任、被问责人承担责任方式难以界定;公众问责不积极;问责法制及程序不完善。为此,我们必须明确政府责任,理清政府职权关系;增强政务信息公开度;完善问责程序,建立健全各相关法律,使政治问责有法可依,实现问责法制化、制度化。     

论政府的责任伦理

政府责任伦理是民主政治中责任机制的重要内容。对政府责任进行控制,走出责任困境,促进责任行政,建立责任政府,需要培育政府的责任伦理。责任伦理以政府的代理信用为基础,它表现为承担责任的主观自觉,它是防范责任风险的重要手段,其实质是一种公共权力伦理。政府责任伦理的形成与维持,既要依靠政府责任主体自身的德性修炼,也需要培育责任主体的伦理共识和责任能力,以及对政府责任伦理进行制度约束。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我国目前行政问责制的制度建设和实施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问责对象的泛化、问责范围的偏颇、问责主体的单一,等等。加强行政问责制的制度建设和执行力度,是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