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视角下的农村自治

我国已进入高风险社会,农村自治也不可避免的遭受各种风险挑战。为了有效减少和化解风险,必须构建以政府为主导,村委会、村民和社会组织相结合的复合治理体系,从而促进农村风险治理体系的制度化建设,实现对风险的有效治理,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以农村法治发展促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枫桥经验”的实践与启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农村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枫桥经验”中以农村法治发展促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做法．体现了农民的主体意识,反映了农民要求法治的诉求,代表了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为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和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风险韧性构建与可持续减灾战略 ——打通农村防灾预警的"最后一公里"

农村防灾预警是风险灾害管理体系的薄弱环节,是社会治理亟待破解的传统难题。目前农村防灾预警仍面临乡村治理体系基础薄弱,防灾预警手段和工具缺乏,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参与机制尚未形成等问题。面向未来,要以构建风险韧性,形成可持续减灾战略为依托,着力培育和激发居民参与灾害治理能力,建立应急管理"高可靠性组织",因地制宜发展应急产业,推动应急工作智能化建设,打通农村防灾预警的"最后一公里"。     

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协商民主

随着新时代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逐步显现,农村社会治理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通过系统分析浙江省浦江县花桥乡实行协商民主开展农村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发现,以协商民主为平台开展农村社会治理,可以充分保障普通村民的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等权利,能够夯实基层治理的群众基础,融洽干群关系以及增进干群对于基层治理的共识,成功化解各种误解和矛盾,凝心聚力破解基层治理难题,从而有效促进农村社会精细化治理。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需要探索建立由基层政府、村级组织、社会组织、普通村民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商民主机制,加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农村社会治理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数字政府建设进程中的安全风险及其治理策略

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数字政府建设与治理中,面临着技术风险、政府数据安全治理问题以及社会治理有效性问题等层面的安全风险。数字政府建设面临的安全风险既表现在技术层面又表现在数字政府自身层面,其原因是科技原始创新能力有待提升、数据规范体系建设有待完善、数字政府治理模式有待健全、运行效率有待提升以及社会公众素养有待提升。为有效防范这一系列潜在的安全风险,数字政府要从加快提升信息安全技术水平,构筑数据安全规范体系,健全政府治理模式与运行机制,提升社会公众数字安全素养水平等四个方面发力,建立数字政府安全风险防范机制,保障数字政府建设的全面推进。     

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探讨——基于社会工作介入H村社区建设的研究

通过社会工作介入基层妇女参与社区建设的实践是探讨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有效路径。通过分析农村社区治理主体关系的构成与运行情况，设计出符合实际情况、满足现实需求、解决妇女参与困境的服务方案，能够有效激发妇女参与社区建设的潜能。坚持党建引领，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建立以村两委、村民小组、社会工作组织、村民代表、妇女等多元治理主体参加的农村社区治理平台，有助于基层社会治理有序运转，促进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十四五”时期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十四五"时期,我国基层治理面临新形势新挑战,包括社会结构持续变迁、社会价值观念更具现代性、人们对公共安全更加重视、基层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呈现交织叠加态势、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难以适应新形势等,需要不断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二是要促进自治、法治、德治和智治的"四治"融合,三是要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四是要加快包括体制机制、专兼职队伍、经费和资源等在内的基础建设。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探析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既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检验国家法治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尺。当前,要进一步发挥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规范和引领作用,以法治思维谋划基层社会治理,用法治方式解决各种问题,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促进基层社会和谐稳定。     

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问题研究

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必须在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下,遵循法治思维,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要进一步加强道德滋养法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加强治安综合治理。     

结构功能主义视野下的国家治理体制机制优化

结构功能主义视野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优化和创新国家治理的主体结构、运行机制和流程环节,提升治国理政能力。通过规范政府行为、激活社会组织活力和促进企业发展来处理好政府、社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实现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三大动力的联合趋动。通过横向和纵向优化国家治理体系的体制机制,提升政府的整体效能,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以实现政府有效治理和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体系治理之路。     

农村社会治理该从哪里破题

加强社会治理是我国当前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紧迫任务,也符合社会长期发展的需要。应从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有效开展,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强化农村执政基础、丰富农民群众生活几个方面展开。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党组织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生成——以皖北地区为例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在乡村社会的各种组织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处于领导核心地位,不断提升其乡村治理能力,对于推进农村各项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在皖北地区乡村治理中,农村党组织还存在着基层基础不够扎实、村级财力不足、农村现行管理体制难以适应新变化、群众多元化需求难以满足等困境。以乡村治理的能力要求为引领,要从加强农村党组织队伍建设、构建多元化的乡村治理结构、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重视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等方面,提升皖北农村党组织乡村治理能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的困境及其对策探究

<正>在实施乡村战略背景下加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不断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水平和村民生活质量,不仅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也事关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中共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以乡村治理现代化赋能乡村振兴

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对农村的具体要求。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转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阶段,社会转型正面临从传统乡土社会转向城乡社会的关键时期,乡村治理现代化变革亦迫在眉睫。如何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促进乡村良序善治事关乡村全面振兴。近年来,乡村治理在实践中通过矛盾倒逼机制、制度变迁机制和技术促进机制,实现了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发展方式.     

在开放格局中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

正在现代社会中,没有乡村的有效治理,就没有乡村的全面振兴。推动乡村振兴,无疑对现代乡村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在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把握乡村发展机遇,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需要顺应历史发展方向,遵循乡村自身演进规律,着眼于现代化建设,在开放格局中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顺应时代发展的客观规律现代乡村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石,乡村治     

长寿社会下全球公共治理新动向研究

长寿社会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新形态。参与长寿社会下全球公共治理体系建设,共建长寿社会治理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公共治理体系变革既是推进我国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全球应对长寿社会风险与挑战的必然趋势。长寿社会下全球公共治理需要遵循公正与平等、权利与尊严、生命周期、代际公平及参与五个基本原则,其核心议题主要集中于公共制度创新与多元主体治理体系构建、长寿红利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技术进步与年龄友好环境建设、家庭照料体系与文化变迁、健康不平等与社会公平五个方面。超前应对长寿社会的共同挑战,需要妥善处理"人口预测"与"人口发展""服务均等"与"分配公平""悲观论"与"乐观论"之间的关系,并着力探索"理念创新—制度构建—资源整合—战略把握"的全球公共治理新路径。     

风险理念转变与我国农村返贫风险长效治理

随着我国贫困治理进入后扶贫时代,如何有效防范应对农村返贫风险,已成为我国扶贫持续深入推进的关键问题。基于多维贫困概念思维,借鉴风险研究的新理念,将这种风险理解为从收入返贫到多维返贫的风险结构,有利于把握风险的整体性,并对其进行长效治理。分析探索社会风险理论研究在风险人群、致因及应对化解理念的三重转变,能够为我国未来贫困治理中的返贫风险应对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和思路。以此为理论基点,可以将农村返贫风险概括为叠加性、延续性、人群多样性及变动性等四重特质,基于其三层次结构的复杂原因形成相应的应对策略,是我国农村返贫风险长效治理的有效保证。     

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村治功能的提升:基于合村并组的思考

合并村组拓展了新农村建设的体制空间,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必要性。但它给乡村治理也带来了新的矛盾与困惑并成为其被质疑乃至否定的原因。这种治理困境一方面固然与村庄规模急剧膨胀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农村自治组织体系的残缺和乡村社会发育的不成熟,使源于个别村庄自身创造而后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广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本,国家权力因此在乡村变革中显得局促与偏激。而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能够有效制约合村并组中行政体系对村庄政治的吸纳,促进多中心治理格局的形成;重建社区生活的公共性,消解合村并组后自治组织的开放性与原有村落权力文化及社会关联的封闭性之间的冲突;弥补村组合并后公共服务的不足。因此,从根本上消解合村并组后的治理困境,提升村治功能,必须在合理规划合村规模、创新村庄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坚持国家推动与社会发育相结合,通过政党引领、政府催熟和社会组织的自我涅槃,丰富和完善农村自治组织体系,培育村庄内部的自主性资源和自主性组织结构,通过把社会组织的力量牵引到乡村治理中来,实现现代国家在农村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体系建设:地方实践及经验启示

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农村社区治理的地方实践探索中,作为国家实验区,江苏省太仓市形成的"政社互动"模式、山东省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的"社团化治理"模式、山东省日照市形成的"治理体系及治理流程再造"模式,为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启示。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体系,基础性治理制度体系改革是基础、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核心、"上下互动"的实效参与是关键。总体上来看,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体系建设,其目的是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其实质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其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个体解放。     

统筹谋划好农业农村安全治理长远布局

统筹发展与安全,是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客观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就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提出了明确要求,作出了重要工作部署,提出要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乡镇与村庄是社会治理基本单元,是维护公共安全的主战场之一。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要统筹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与平安乡村建设,加强农业农村安全防范、风险防控和隐患治理,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打造幸福平安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