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型政府的局限分析

企业型政府是西方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主张用企业家精神来改造政府。但是,它仍然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局限。本文从企业型政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内涵两方面进行局限分析。     

理论界对企业型政府模式的诘难

企业型政府作为当下行政改革的一种模式,因其致力于顾客服务、降低成本、推进创新的价值追求,受到了实际工作部门的青睐。然而在理论界这一改革实践和主张却受到诸多诘难: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存在巨大差异,不能将企业管理理论移植于行政管理;以新制度经济学作为行政改革的理论基础缺乏科学性、可靠性;管理主义技术属性的追求易于导致相应的伦理与责任问题;市场化取向下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崇拜导致行政价值的偏离;将公民称作顾客,降低了其应有的政治地位;改革的举措和手段背离了公共行政的基本规律,等等。以上观点存在这种或那样的偏见,应当认真加以辨析。     

理想的政府治理模式——市场模式探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市场模式作为一种主张政府与市场分权并共同参与管理过程的政府治理模式,是现代社会发展和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的产物。它作为取代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的一种较理想模式,在各国政府改革实践中取得许多成功,并对我国政府改革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建设有效无缝隙政府的前提性规则——一个面向OECD国家政府机构改革的探索

"无缝隙政府"理论以"管理主义"的哲学来解决由老管理主义所造成的政府管理中的割裂性、碎片化问题,它是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种扬弃。在引进无缝隙政府理论之后,我国以无缝隙政府理论来再造政府的改革逐渐在全国推开。但由于我国在推进改革中对无缝隙政府实施的前提了解不够清晰,使得改革并不顺利。从无缝隙政府理论产生前几十年间OECD国家的政府机构改革实践来看,我国主要忽视了对决策执行的两分;忽视了政府完整性提供服务的组织模式中还有诸多私法性组织;忽视了一些组织模式主要以权威性绩效合约为导向。在未来的无缝隙政府改革中,首先应该创造这些前提条件,然后将7种管理工具严谨、规范地实施。     

从“压力型考核”到“公众制度化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考评模式的转型与路径依赖

近年来,地方政府广泛开展的"万人评议政府"活动,标示着政府绩效考评模式的创新和转型。杭州的政府绩效考评模式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可以通过杭州案例,从发展连续谱的视角来对"公众参与式"绩效评价的产生原因、演进过程进行深度阐释,发掘这一新模式与以往"压力型考核"模式的内在逻辑关系,评析各自的功能与局限,探讨模式转型中的信息困境、路径依赖、"谁来监控监督者"等重要问题,进而提出对策建议。     

“整体型政府”对我国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整体型政府"是针对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政府"问题,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政府改革新理念。"整体型政府"将使原有的"碎片化政府"管理模式带来的组织僵化、资源浪费、整体效能低下等问题得到较好克服。"整体型政府"改革为地方政府采取多元化改革措施提供了支持。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存在着沟通和协调问题。以整合和协调为核心的"整体型政府"理论对于完善我国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我国经济功能区协同治理模式的构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各级、各类经济功能区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治理模式的选择是长期困扰经济功能区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领导小组模式、管委会模式、建制政府模式和企业型模式具有各自的优势,但也存在各自的问题。从国内外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和政府改革实践看,我国经济功能区未来理想的治理模式是协同治理模式。经济功能区协同治理模式的主体体系是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合作网络,规则体系是法律规范下的多元规则体系,运行机制是政府引导下的协同运行机制。构建经济功能区协同治理模式,应通过国家立法的引导、政府机构的重组和社会治理主体参与的扩大等途径。     

企业型政府的语义阐释及其界说

“企业型政府” ,或称“企业家政府”、“企业性政府”和“企业家精神政府” ,是近几年行政改革和学科研究领域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概念 ,有学者甚至将其作为取代官僚制、建立政府新范式的代名词。然而 ,人们对其语义的理解和概念的确立很不一致 ,而且存在一定的误解。本文拟从源头入手 ,分析西方学者对“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各种阐释 ,梳理它们在本质意义上与“企业型政府”之间的关系 ,并就“企业型政府”的意涵进行约定和界说     

企业型政府与公共经营管理

企业型政府的基本理念是公共经营管理。公共经营管理主张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领域,建立公共部门内部的市场结构;以顾客导向积极回应社会的公共需求;强调效果本位,在政府中实行全面质量管理和绩效管理;注重成本效益分析,使公共资源效用最大化。     

政府干预的绩效评估标准

关于政府对经济实施有效干预与调控问题,西方经济学许多学派都提出各自的主张,而比较系统地研究政府干预绩效的评估标准问题的主要有公共选择学派理论和非市场缺陷理论.公共选择学派主要从政府制度本身寻找政府失灵的原因,注重政府的行为动机与决策过程;非市场缺陷理论着眼于市场和政府的对比研究,指出各自的缺陷,强调在政策制定与执行中通过成本与收益的分析在政府和市场干预之间进行选择.在进行相关理论分析基础上该文提出了政府干预绩效的评估标准一是干预与调控目标的实现状况;二是调控手段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三是干预费用的大小.     

“小政府”：渊源、意义及其向度

产生于19世纪西方国家建立的以低消耗的廉价政府"小政府"模式,经过历史的扬弃,发展成在权力、职能、规模上受限的政府.当代意义上的"小政府"是指机构精简、职能有限、权力受限的政府.许多对"小政府"的质疑和批判,皆源于对"小政府"的内涵误读为小政府必定不是强政府、小政府模式已陷入困境、小政府是乌托邦,没有用动态的观点去理解.只有科学理解这一模式的内涵,才能明确其对当前政府改革具有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体制;培育公民社会,扩大社会自治能力,限制政府规模等指导意义.当今,政府有效性成为人们关注的核心,有效政府成为"小政府"模式发展的向度.     

政府营销的价值分析与系统构建研究

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掀起了一场政府再造运动,用企业化体制取代官僚体制,建立市场式政府的观点成为政府创新的主流观点。政府营销即是由这一观点衍生而来。作者从价值分析的角度提出政府营销的价值取向在于公共价值的实现,公共价值蕴含于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之中,基于公共价值和私人价值的正向激励与博弈,实现公共价值的最大化乃是政府营销的终极目标。     

从学习型政府走向研究型政府

近年来,在“学习型组织”理念滥觞的话语背景下,“学习型政府”也成为流行一时的新概念。相对于“长官意志”和“论资排辈”而言,“学习型政府”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学习型政府”仍存在着被动学习、目标不明、学用脱离、成本高昂等局限性。为了提高各级政府的科学管理水平和政策驾驭能力,政府管理在理念上需要从“学习型政府”走向“研究型政府”,并通过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完善决策咨询机制、建立政府与学者互动机制,建构具有前瞻性思维和追求卓越境界的政府运行新体制。     

地方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多元利益主体相互竞争和博弈的情形下,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实际上就是各个利益主体的博弈过程。将地方政府置于核心地位,通过建立上级政府、其他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机构、受益群体、目标群体这五方利益群体的“钻石”模型,全面分析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各主体的利益博弈,有助于深入探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利益取向偏差现象,最大程度地实现合作博弈,维护社会利益均衡,推动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     

论政府识别公共政策问题的制约性因素

政策问题的识别是政府就有关社会问题的性质、范围、程度、缓急、真实性等从分歧的意见中反复探究形成共识的过程。在我国政府对公共政策问题的识别过程中，存在着面临环境的复杂性、识别主体的局限性、信息的不完整性、政策诉求机制的不健全性以及政府的自利性等因素，分析、把握和克服这些因素的影响，是提高政府识别公共政策能力的有效途径。     

全球化与"中国法治的民间化障碍"

当今世界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并存,两者虽有矛盾,但在法律领域则意味着不同法系、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不同程度的融合,全球法治化与法律全球化的趋势俨然存在.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交替作用下形成的"中国法治的民间化障碍"正成为对抗"法治全球化"的巨大阻力.调和这种矛盾的最佳选择是运用"和"的哲学思维和方法论构建强调"和谐"的现代化法治社会,这既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理念在当代的回归,也是融合异种文化后的创新,为中国的法治化建设提供了方向和途径.     

“审计风暴”呼唤法治社会

“:审计风暴”刮过之后,在震惊之余,我们也做了许多思考,认为之所以会不断发生如此之大、如此之多的问题,关键在于一些政府官员和部门负责人没有法治观念,没有责任意识,执政不为民而为已。因此,审计风暴”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就是要进一步完善法治社会。     

当今中国宪政、法治实践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行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与此同时,宪法就此问题作出了相应的修改与完善.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在宪政法制建设的实践和迈向法治现代化的征途中面临着一系列急待从宪法、法理上予以澄清和正面解答的理论问题,本文就现阶段我国宪政、法治实践中所面临的若干最直接的现实理论问题进行了必要的宪法学、法理学分析和探讨,并对"政治与法治"、"权与法"、"宪政、法治与法制"、"政党、政策与宪法之关系"进行了具体探讨和论述,提出了在"依法治国"过程中必须摆正和处理好上列诸方面宪政、法理关系的具体理论建议和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