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逃腐败资产的追回

腐败资产追回是指通过国际或区际司法协助重新追回转至境外的腐败犯罪所得及收益。国际范围内腐败资产外逃现象猖獗,严重危害各国政治、经济秩序。各国加强合作,积极运用腐败资产追回的传统途径及创新途径,取得一定成效。但腐败资产追回也存在诸多现实性障碍,应当针对这些障碍提出合理的应对措施。     

追回腐败资产国际合作机制研究——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研究视角

追回腐败资产机制是通过国际合作打击腐败犯罪的根本举措,也是建立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一项基础性工程.追回腐败犯罪资产机制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主要包括对腐败资产的监测、扣押和冻结、没收、返还等四个环节.     

腐败犯罪资产追回机制研究

资产追回机制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创设的重要法律机制之一,其主要内容包括资产的直接追回、资产的间接追回、资产的返还和处分、资产转移的预防和监测以及特别合作等方面。为有效利用该公约确立的资产追回机制追回腐败犯罪所得资产,我国应当尽快从法律上建立承认和执行外国生效刑事裁判、适当的资产返还费用补偿、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以及刑事缺席审判等制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资产返还国际合作机制探析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确立的资产返还原则和资产返还国际合作机制为深受腐败行径及转移非法来源资产犯罪活动危害的国家提供了追回资产的有力工具和国家间在返还资产中相互合作的制度及共同遵守的准则。对该机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我国外逃贪官缺席审判制度的构建——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资产追回机制为视角

2005年10月27日，我国刑事司法界为了更有效地对境外腐败犯罪进行打击，签订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其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针对将腐败犯罪中的外流财产追回这一情况规定了资产追回机制，这对我国打击贪官携款外逃犯罪提供了依据。然而，由于我国刑事司法并没有设立缺席审判帝】度，使得在适用资产追回机帝】追回外流资产时遇到了障碍。因此，本文针对我国在适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资产追回机制打击外逃贪官所面临的困境，在探讨了我国构建缺席审判制度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之后，具体提出构建我国外逃贪官缺席审判制度的设想，以在相关理论研究中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预防跨国腐败犯罪对策研究

腐败犯罪具有非法获得个人资产的特征;国家司法管辖权的有限性导致犯罪分子逃至其他国家;进而导致惩治犯罪分子与追回犯罪资产难度增加.笔者认为,加强出入境管理和银行监管有利于阻上腐败犯罪分子逃至国外,预防犯罪资产跨国境转移.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资产追回机制研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总结各国的立法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追回资产的直接和间接追回机制。资产追回机制的确立旨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指引下，基于对人权、正义以及秩序的人类共同价值的认同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的现实需求采取有效机制，扣押、限制和没收犯罪所得，并为此展开国际合作。     

事实与规范视野下的我国腐败犯罪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中正式确立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该特别程序的确立对于惩治腐败犯罪具有重大意义。基于当下中国反腐败的现实考量,在司法适用中,应当明确腐败犯罪中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仅限于刑法典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及其他章中明确规定依照第八章相关条文定罪处罚的重大犯罪案件;证明标准应当适当放松,建议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积极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及相关国家的立法,运用违法所得程序有效追回转移到境外的涉腐资产。     

我国没收资产分享制度之构建

长期以来,我国犯罪资产境外转移现象多发,加强国际协作以最大限度地追回赃款是目前反腐工作的重点。然而,我国缺乏运用犯罪资产分享制度的足够经验,犯罪资产分享的执行缺少相应的法律依据。因此,应当在签订双边协定的基础上,推进建成资产分享的长效机制,从而实现固定模式与个案变通模式的有效结合。首要任务是明确资产分享的概念,资产分享不同于合理费用的支付,并应对各种资产的可分享性进行分析,以明确资产的分享范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资产分享的主管机关、资产分享的限度、资产分享的顺序以及对被请求方的相应补偿。应选择司法部为核心主管机关,国家监察委员会、中央纪委、最高检协调参与的模式;应明确资产分享的最低与最高限度;应选择去费用后分享的资产分享方式;在剩余资产无法负担被请求方支付的合理费用时,应给予其相应补偿。     

境外追赃之直接追回运行机制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境外追赃追逃工作快速取得进展,但追赃工作成效还有待提升。对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资产直接追回方式,我国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以境外追赃之直接追回方式为研究对象,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和我国国内立法,分析我国境外追赃直接追回运行机制现状可以发现,我国适用此种方式面临着提起诉讼的主体难以确定、管辖法院难选择、赔偿或者补偿数额难确定、证据收集困难、诉讼成本高等困难。提出完善境外追赃直接追回国际合作法律体系、明确提起民事诉讼的主体、加大对资产流入国法律制度的研究、完善腐败犯罪民事证据制度、设立专门基金组织等建议,从而构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境外追赃直接追回运行机制,可以为我国境外追赃工作提供理论支撑与实务指导。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