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层级治理：情境、过程与结果——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分析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家通过制度的顶层设计来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地方政府通过政策的底层实践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基于“情境-过程-结果”的分析框架对桂南Q市考察发现：联镇包村制度的运作逻辑显现出跨层级治理表征，是地方政府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压力型体制与目标考核的情境下回应基层社会多元化诉求而作出的一个应然制度安排。联镇包村制度化运作过程不仅具有科层制路径依赖特性，也蕴含反科层化行动取向。在多重压力下，各驻村干部差异化的治村行为呈现出名实分离状态，因而亟需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格局，才能推动跨层级治理的可持续化运作。     

统合治理与县域议事协调机构的运行机制创新研究——基于西北H县的案例分析

与传统科层制的“条块”统合和“块块”统合不同的是议事协调机构通过“条条”统合的方式实现了县域治理的创新。本研究基于条块关系理论，构建了议事协调机构统合治理的分析框架，并结合对西北H县议事协调机构的案例分析，解析了“条条并举”发包制的运行逻辑。研究发现，议事协调机构通过权威性传导机制、层级协调机制、压力缓解机制、急难事务应对机制形成了议事协调机构特有的统合治理逻辑，逐步降低了县域在压力型体制下所滋生的治理负担。这种议事协调机构的统合治理为县域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和治理机制的创新。因此，在县域治理过程中，议事协调机构的统合治理的现实功能表现为，通过条条关系的有机整合来弥补依托科层制运行的传统行政发包制的不足，以此助推实现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认真对待“网络黑社会”：网络时代值得研究的新课题

“网络黑社会”本质上是一种以谋取不正当或非法利益为主要目的的网络“毒瘤”，有着相对明确的特征、自身特殊的运作过程和利益链条，会从多个方面危害到网络社会的良性有序发展，其产生有主观、技术和制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驱动。要对网络黑社会进行有效的治理，不应该简单采用“打黑除恶”的运动式治理方式，而应该从中国网络社会长远发展的角度...     

从“技术-底线”到“整合-长效”：社区矫正风险防控的新趋向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区矫正呈现出一种政府主导的“技术-底线”治理模式，其蕴含的“底线维稳”治理逻辑导致监管为重的困境，也带来了工具理性、简约主义、技术伦理、技术失灵等技术治理的隐忧。社会工作提供以服务为核心的服务型治理，通过情感驱动、循证矫正、多层次介入等，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转变以往社区矫正只注重监管的刚性治理理念与手段，形成对社区矫正风险防控中柔性治理的补足。为此，在社区矫正风险防控中，技术治理与服务型治理应互为补充，进而形成整合型治理。通过构建包容性治理关系、推动矫正队伍的专业化与综合性发展、形成综合性评估体系等，共同激发社区矫正对象正向改变，实现从“底线安全”向“治本长效”的转变，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村干部年轻化与基层治理变迁——基于“走读干部”现象的考察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村干部队伍建设出现村干部年轻化的典型趋势。通过考察在行政村一级出现的青年干部走读现象，分析村干部走读现象的制度生成结构与个体形塑机制，探讨村干部年轻化趋势背后折射出的基层治理变迁及其后果。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以村干部年轻化为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抓手，通过制度调整为年轻人进入村干部队伍释放体制机会，村庄发展去功能化与村庄公共性弱化为年轻人释放村庄政治空间，县域青年的体制偏好和家庭城镇化目标塑造出青年村干部走读的客观结果。然而，青年干部的发展策略围绕个人和家庭调整，给基层治理体系带来不稳定因素，他们对于村干部的职业认知与办事员身份契合，导致村级治理悬浮，最终强化村庄治理行政化面向。     

与复杂社会“连接”起来：元宇宙对城市治理的变革性效应

元宇宙是一个促进自我与他者及其更广大社会存在之联结意义上的“深度连接世界”,为当今城市治理提供了新的变革思路。在遵循“照看-化约-回应”基础性逻辑的主流城市治理思路与“复杂社会”（城市治理最重要的治理场景、治理对象与治理任务）之间出现个体、国家和组织三重连接危机的背景下,元宇宙能够突破“人的尺度”,自下而上地发现、整合乃至重塑个体的价值与力量,激活“全面个体”崛起成为城市治理的基本节点。通过“以自我治理推建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以置身事内的合作治理贯穿城市治理全过程”“以虚实交融的新公共组织促使城市政府科层组织变革”三种机制重新连接起复杂社会。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个体价值上升为整体价值,城市治理结构得以优化,价值创造方式得以改变,从而为走向城市治理现代化带来了可能。     

分布式治理:技术嵌入基层治理的理论基础、权力逻辑与治理样态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社会治理创新向纵深推进的宏观背景下,各类信息技术向治理领域广泛渗透,导致权力实践变为一个需要经由“技术”这一中介机制加以理性化的过程。采用权力政治学理论框架,分析了作为独特的权力主体,技术在基层治理权力结构中承担的中介作用,进而总结了“分布式治理”概念,发现有机接合技术重塑基层治理的权力结构存在两种基本样态,即以控制为核心的政治职能和以技术行政为核心的治理职能。从“任务情境”“主体间性”和“技术作用”三个维度呈现了分布式治理有别于传统集权式治理、分权式治理的组织学特征。这些特征使分布式治理能够融合“技术-主体-权力”多重治理要素,并在复杂性任务情境中助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区治理中的“新行政化”问题及其超越

伴随当前社区自治的兴起，社区治理过程中出现了与分权预期相背离的“新行政化”倾向，并表现出潜在化、项目化、间接化和结果导向等不同以往的典型特征。究其根源，“新行政化”问题的产生与计划经济时代行政体制的遗存，政府主导性的过度转移，社区治理评估的标准缺位等因素密切相关。“新行政化”问题的存在已经对社区治理成效，社区社会组织成长以及居民社区意识的培养产生了消极影响。而通过真正转变治理理念，正确定位各参与主体的关系，协商建立治理规则，将成为超越“新行政化”问题的关键举措。     

公共管理敏捷革命：中国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交叉案例研究

公共管理敏捷革命并非效率革命,而是治理数字化转型阶段政府治理能级升维。敏捷治理以在敏捷性中捍卫可治理性为使命。依据可治理性寻求之进路（制度或技术）与机理（确定性或灵活性）,可将敏捷治理实践划分为“制度创新-确定性寻求型”“制度创新-灵活性寻求型”“技术赋能-确定性寻求型”以及“技术赋能-灵活性寻求型”等四种类型。基于交叉案例研究发现,作为系统工程,公共管理敏捷革命是全要素、全周期、全方位敏捷的产物,强调以贯通政府敏捷与社会敏捷为方法。理想形态的城市敏捷治理体系构建需以平台化运作为基础,有机黏合并支撑起“想要敏捷”“能够敏捷”以及“必须敏捷”等完备要素体系,并以控制论为指导,将有效的反馈控制循环植入其中,确保城市治理体系以灵活迭代的方式保持持续敏捷。     

“八八战略”的哲学意蕴与思想方法

“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八八战略”是习近平同志从21世纪初的世情、国情、党情和浙江省情、市情、县情出发，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推进浙江新发展为目标，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的创造性应用与创新性发展。“八八战略”的哲学实质是以省域治理现代化为聚焦的一种治理哲学、系统哲学、发展哲学、政治哲学和实践哲学，其哲学品格主要体现为科学真理性、总体系统性、落地实践性、开放包容性、前瞻原创性和人民主体性。     

新发展格局下制度型开放的目标、路径与构想

习近平2023年1月提出“对标高标准国际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增强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为新形势下中国的制度型开放提供了根本遵循。按照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制度型开放的新目标,即以制度型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创新,新形势下中国的制度型开放主要通过以下三条路径展开：主动对接国际经贸规则、积极引领国际经贸规则以及向共建全球治理新规则拓展。同时,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制度型开放也具有新的内涵,中国必须通过“内循环”与“外循环”的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制度型开放的发展。为此,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以制度型开放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创新的主要构想包括：以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双循环”的推动力、以“双循环”协同发展助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自由贸易试验区（港）探索改革开放的“中国道路”、统筹“双循环”下开放发展与经济安全的战略协同。     

治理困境与组织化回应：党建引领如何激发社区治理活力？——基于成都市X街道Y社区H小区业委会成立的个案研究

党建引领社区有效治理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既有关于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研究往往将重点聚焦于治理结构较完善的社区，而较少关注城乡接合部社区党建引领基层自组织发展对社区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基于“输入—转化—输出”分析框架和成都市H小区田野调查发现：在个人自利动机驱动下，小区居民的原子化、个体化、异质化特征凸显，公共参与中“搭便车”行为使得小区集体行动陷入困境。在组织自利动机驱动下，缺乏监督的物业公司在管理和服务过程中存在独断专行、不作为、暗箱操作等问题，小区物业服务质量低下，物业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社区治理难题。面对社区治理挑战，成都市X街道Y社区党委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诉求为切入点，以推动业委会成立与运作为关键抓手，完善了H小区治理结构体系，解决了小区治理难题，减少了社区治理中个人与组织的自利行为，打造了多元主体各司其职、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有效激发了社区治理活力，由此探索出了一条党建引领社区有效治理的实践路径。     

从独白走向对话:公共治理价值体系的哲学意蕴与实践

随着传统公共行政向现代公共治理结构转型，官僚体制下的“独白式”体制的逐渐解体，话语垄断权的打破．建立在民主参与取向、责任取向、正义取向、回应取向和伦理取向基础上的公共治理价值体系初步形成，开始走向“对话式”体制。在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互主体性”关系中践行公共治理价值体系，是实现行政哲学由独白走向对话的必然路径与选择。     

“五社联动”视角下的多元主体协同社区治理探究

当前,国家强调要加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治理重心落实到城乡社区治理上。在此背景下,L社区试行“五社联动”社区治理模式,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文章以湖北省荆州市L社区为研究对象,探讨“五社联动”实施过程中取得的成果并从中提炼实践经验,分析“五社联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根据问题逐一提出解决策略,促进“五社联动”的发展。     

为安全而竞争:理解地方政府行为的新视角

在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逻辑下，安全议题在地方治理议程中的优先级得以提高。同时，在分级管理体制和绩效考核制度作用下，地方围绕安全政绩展开竞争。安全治理的特殊属性导致其在政绩表现形式、考核方式、结果应用及竞争实质上与发展治理不尽相同。在“为安全而竞争”的过程中，地方分别在不同环节采取了多样化的竞争策略和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发展与安全在治理层面的阶段性冲突，但同时也呈现出较为复杂的运行效应，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使安全治理容易陷入内卷化困境。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细化并完善考核与问责制度的运作规范，对压力与激励强度进行适度调适。     

加强政务建设打造“四型”政府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政府体制结构与治理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职能逐步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转变，管理方式向服务型、责任型、法治型、效能型，即“四型”转变。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政府职能缺位、越位、错位的现象。要解决好改革过程中逐步凸显的社会矛盾，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创新管理方式已经成为政府改革发展的首要任务。     

农村税费改革背景下的乡村关系

农村税费改革是中央对90年代中后期以来愈加恶化的农村治理状况的一种激烈的反应方式,乡村关系在税费改革背景下呈现出新的面貌。税费改革之前的乡村关系特点可以归纳为“压力型体制”+“赢利性经纪”,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乡村利益共同体导致了国家对农村的过度提取和乡村治理的合法性危机。税费改革以后村对乡镇的依附性显著增强和乡镇对村级控制能力显著下降状况并存,而且固有的“压力型体制”依然是农村地区权力运行的主要逻辑,税费改革政策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并未在乡村关系制度建设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本文指出,农村税费改革遏制了此前乡镇盲目“积极行政”的内在冲动,为形成良性的乡村关系提供了可能,深化税费改革不能仅仅将着眼点放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而是要以此为契机推动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型,乡村财政危机的实质是基层政权建设的危机,国家应当提供相应的资源和手段保证新的乡村合作体制的建立。     

体系与能力再造：新时代十年国家治理改革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国家治理改革的核心主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表述提出十周年之际，回顾总结国家治理改革尤为必要。本文基于国家现代化理论与中国改革实践历史比较分析的视角，概括新时代十年中国国家治理改革呈现出的若干新趋势和新特征：从发展导向到治理驱动、从聚焦政府机构和职能调整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提升、从分布式改革到系统化设计、从“部门化”行动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总体来看，十年来，中国国家治理取得了明显改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得到了系统化的再造与重塑，但仍需要继续改革和不断调适。     

新土地精英的崛起与村级治理重构

从 “两权分离” 到 “三权分置”, 伴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增加, 农村新土地精英开始崛起。 在政府的推动下, 农村新土地精英主要由村干部、 老板、 职业农民和返乡农民工群体构成。 与旧土地精英相比, 新土地精英具有身份建构性、 市场主体性和利益依附性的特征。 通过向政治精英的转化、 与本地精英的联盟和对本身政治利益的巩固,新土地精英使村级权力结构由 “体制精英-普通村民” 二维结构向 “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 三维结构转变。 通过内生性权威向次生型、 外生型权威转变, 国家法开始影响民间法, 村级治理规则发生演变。 由于市场的进入, 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市场化差序格局显现, 农村社会秩序受到挑战。 新土地精英崛起不仅更新了村级治理的内容, 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影响村庄治理结构。 这其中, 产权关系与村级治理具有重要关联。因此, 深化产权改革, 需要对其上层建筑予以重视。     

基层治理中的策略主义及其纠治

当前，在一些地方，少数干部存在“策略主义”，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机会主义地运用各类方法、技术、规则、手段和策略。基层策略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习惯性选择性执行政策、弄虚作假应付上级的任务和要求、在达成“政绩”中违法违规、形式主义地“讲政治”等。基层策略主义产生具有多重原因。要从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压力型体制、创新公务员培训机制、健全用人评价机制等方面入手，对症下药，加强对基层策略主义的治理，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