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双重结构化视域下的能动司法与审判独立

审判独立是传统法治之基石与基本原则,近年来,随着一系列具有重大社会影响案件的出现,司法与民意的关系日趋强化,舆论监督法院、司法吸纳民意已然成为一项公共话语。于是,对于民意是否会损害审判独立问题之回答也变得更加复杂,审判独立在传统法治框架下也似乎难以获得解释与说明。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什么样的司法模式才契合行政、司法、公众等各方之公意,能动司法于是提了出来。然而,法律知识和法律教育的结构化使得法官把法律解释单纯地看作是发现法律真理的一种方法;而司法场域的权力结构关系却使法官将法律解释看作是一种策略性的机会选择。这就使能动司法加大了司法识别难度,可能对审判独立造成损害。为此,还需在能动司法模式下施以相关审判独立保障机制,以抵御政治力量或舆论媒介对审判独立的过分干预。     

扫除人治主义的路径选择

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之一大特点是人治主义的顽固存在。当今要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扫除人治主义这一巨大的障碍。从根本上以新型的法治文化取代人治文化，庶几才可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大功告成。那么，如何扫除人治主义呢？这就是“扫除人治主义的路径选择”必须回答的问题。     

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的概念、现状与推进路径

社会管理法治化实质是在法治的框架下创新社会管理,使社会管理的各项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状看,当前距离社会管理法治化还有很大差距:法治观念和法治文化缺失；社会管理的法律相对滞后；社会管理执法滞后；司法的功能尚未真正发挥.推进的路径有: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依法行政,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健全社会管理的相关法律制度；推进司法公正,能动司法；培育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     

Traditional v. Contemporary : Analysis of the Orientation of Legal Force in Legal Society

区别于传统社会法律强制力,当代法治社会法律强制力的“当代”之含义,从其走向看,已从传统“压制或强迫的力量”发展到“内在或自制的力量”.究其缘由,主要是法治社会下“‘内在观点’的提出、‘社会合意’的发展、对社会功利主义的批判、‘权威’理论的阐扬”使得法律强制力呈现“被弱化”之趋势.具体表征上,法律强制力已由传统的法律“硬性”发展至当代的法律“柔性.     

提升领导干部依法执政本领的路径

依法执政本领是新时代我们党善于在法治的轨道上,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领导和管理国家与社会的能力。依法执政能力主要包括执政党的法治观念、法治思维,利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依法制约权力的能力。突破人治传统与人情社会的束缚、破除既得利益和利益固化藩篱之影响、增强领导干部对法律法规政策的知悉程度和对法律原则法律程序的遵循,是当下提升领导干部依法执政本领的有效途径。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视域下社会组织的发展与依法治国的实现

加强社会建设有利于实现法治。我国虽已基本做到“有法可依”，但出现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顽痰，其根治关键是进行法律机制建设，因为“徒法不足以自行”，真正使法律制度良性运转起来的是法律机制。法律机制的根本功能在于能有效地克服人治弊端和杜绝人治模式，但它的正常运行离不开外部社会组织的作用。法律机制在一定意义是一种政治机会结构，借鉴政治机会结构理论，以“国家和社会”为联动轴，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开放的政体，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改变公民的原子化存在状态，是法治实现的必备社会条件。     

当下中国自主型司法模式生成的法治基础——以“能动司法”为样本的分析

能动司法的兴起,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紧密相关,也与法治中国道路的不断探索密切相联;既因为法院文化建设逐步受到重视为能动司法的深入实践提供了法文化软实力的支持,也由于传统中国司法文化的现代价值为能动司法的形成与实践提供了历时性的法律资源。可以说,是这些复杂而综合性的法治因素和法治力量共同作用下,催生了一种相对独立自主的司法模式。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既要重视这些法治因素,也要充分尊重、培育和利用这些法治因素。唯有此,才能顺利的推进司法的自主型改革与发展。     

对法治的思考

法治和人治是人类社会上层建筑统治方式和政治体制中两个对立的概念。在人类历史上，人治时代占了相当长的时间。尤其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几乎是人治的历史，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的统治方式，人治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其存在的必然性。然而，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人治必将被法治取而代之。实现法治必须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不能因法律的质量问题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必须克服权大于法的观念；法律至上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相矛盾；法律至上也并不等于法律万能。     

司法能动主义的历史演进与论争

司法能动主义产生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它是伴随司法审查制度的发展而产生并发展的一种司法哲学。司法能动主义是指一种允许法院在不遵循先例的情况下,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发现立法的违宪行为,以司法判决的方式来保障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一种司法理论。从产生之日起,司法能动主义就饱受争议,即便如此,在这种司法哲学观指导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司法权的运用,保障了社会公民之权利,维护了市民社会之正义,促进了政治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然而,对司法能动主义的运用,必须自觉保持司法克制,防止司法能动主义滥用所造成的社会后果,这样才能实现司法能动主义保障社会正义之职能。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路径研究——以司法建议创新社会治理为镜鉴

习近平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社会治理理论的集中体现，也是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根本遵循。社会治理是党领导下的系统工程，有赖于人民法院的积极推动。理论层面，能动司法理论是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依据；实践层面，世界各国社会治理的“司法转向”和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传统是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基础。司法建议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主要有保障个案诉讼的顺利进行和以案为鉴、通过个案查堵社会治理漏洞两方面。当前，通过司法建议创新社会治理主要存在文本、程序和效果三方面的困境。在文本层面，规范依据缺失，既有规范效力等级偏低；在程序层面，归口管理机制缺位；在效果层面，司法建议的刚性不足、反馈率低。如何改善司法建议在社会治理中“量少质低”的尴尬境地，更好地发挥司法建议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功能，需要从立法跟进、程序规范和协调联动三方面优化。     

"原则"与"数量"

“原则”与“数量”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词汇。“原则”,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数量”,则是指通过计量单位表现出来的事物的多少。然     

“祛魅”与“异化”之比较——格里芬与马克思的对话与分歧

格里芬借用的概念—“祛魅”和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引入的“异化”概念都蕴含了一个相近的思想批判主客体的分离。但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肩负的使命和建构理论的目的不同，这两个概念又反映出二者思想上的巨大分歧。对此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当代西方哲学，正确评价以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     

“开放的心灵”与“怀疑的精神”——试论鲁迅留日时期的思想特色

鲁迅是现代中国迄今无人超越的伟大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后来走上了“一条中国知识分子唯一正确的道路”,“终于成为了共产主义者”;而在于他为中华民族贡献了别人无法贡献的、他个人独有的东西;而这种贡献是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     

"单位化"动员到"市场化组织"调控--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的转换

市场化在农村的推进全面地改变了过去计划体制下农村的传统块状结构组织和整体性社会结构.与此同时,过去"生产队"式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失去了原有的效果.因而要从思维认识上转变到农民现代化的核心主题上,改过去"单位化"动员为"市场化"组织调控,才能使新形势下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发挥有效的功能.     

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文章阐述了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两个论断共同的历史观基础和历史经验基础 ,及其在内容上的内在一致性。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反映了两代领导集体之间一脉相承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反映了本世纪最后二十多年历程中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胜利发展的历史轨迹。     

从"认识论"向"本体论"回归

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一文,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创立后又一次将实践问题提上了哲学的议事日程。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人们已经看到,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包括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内的几乎所有现存的一切,都成了实践的对象。实践的问题不仅是认识论问题,而且是本体论问题。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提出实践问题并成功地指导了一个多世纪世界性的革命运动后,正在回归到实践本体上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召唤着我们必须重视《实践论》的再研究和再评论。这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引…     

从“稳定”到“公正与效率”——1990年-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主题变迁的经济原因考析

在1990-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我国法院工作主题经历了由“稳定”到“公正与效率”的变化。分析引起我国法院工作主题变化的经济原因,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走向。     

再谈“虚拟”与“侦查”

“侦查虚拟化”、“虚拟侦查”是伴随智能犯罪高发、计算机技术应用于侦查而来的新名词．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引发了作者的思考：究竞何谓虚拟化？虚拟化这个概念在侦查中的应用是否得当？是否会带来新的问题？从“虚拟”一词的本源词义入手，对当前学界中的“侦查虚拟化”等观点进行详细解读．有助于揭去“虚拟化”的神秘面纱。     

从“三个特色”到“三个代表”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的要求，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一、“三个特色”的来龙去脉“三个代表”的提出，是江泽民同志深思熟虑的思想结晶，是他长期以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进行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从“三个代表”重要的思想渊源观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是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后提出的“三个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