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权利荒"的"民工荒"--以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为例的实证研究

从2004年持续到2005年的“民工荒”现象来看,“民工荒”绝不是一个短期的社会现象,也不是一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民工荒”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民工荒”的实质是“权利荒”,要解决“民工荒”问题,就必须注重对农民工权利的保护。     

中国将迎来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转折点”吗？

当前我国很多地区出现了农民工招工难的现象,针对“民工荒”现象及其争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民工荒"的制度成因与行为分析

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和实证分析,剖析“民工荒”形成的制度根源和行为诱因,校正了以往对“民工荒”的一些认识偏差,提出正规与非正规制度性异地歧视、技工培训制度构建滞后和超经济因素对民工行为选择的影响也是产生“民工荒”的重要原因,并由此提出若干治理对策。     

从"民工荒"现象看企业对员工的责任

当前日益升温的“民工荒”正向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发出警告。尤其在沿海地区,“民工荒”更加严重。“民工荒”的出现,一方面表明资方必须对劳动者承担责任,企业对员工的责任主要体现在为他们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定期培训员工等方面,同时资方也要有社会责任和道义方面的责任;另一方面表明农民工权利意识的增强和对自身利益的保护。     

权利赋予与社会政策重构:解决“民工荒”的根本出路

"民工荒"是指用工短缺现象。导致"民工荒"的最终根源是农民工的"权益荒"。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权利意识明显高于他们的前辈。当权益无法满足之时,新生代农民工便选择用脚投票的离开方式。本文着重从"权利荒"的视角,探讨"民工荒"形成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民工荒"的思路和建议。     

试析“民工荒”的成因与对策

本文从商品供求理论出发,从供与求两个层面对“民工荒”成因与应对之策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文章认为,工资长期走低、务工成本不断增加、可替代选择增多及“新鲜血液”供给相对不足、企业需求迅猛扩张、企业招工偏好明显等因素造成民工供求失衡,加之劳动力市场不规范是产生“民工荒”的重要原因。缓解“民工荒”须从转变认识,加强民工培训,改革用工方式等方面着手。     

对“民工潮”与“民工荒”的理性思考

“民工潮”和“民工荒”是近年来使用频率较高的两个概念。这两种经济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允许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自由流动,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延续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制度的某些功能正在弱化。但是,在“民工潮”继续存在的同时,又出现局部性的“民工荒”,则意味着粗放型的劳动密集产业已经演变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必须因势利导地向着集约型劳动密集产业以及技术密集型产业或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因为粗放型劳动密集产业是一种低劳动生产率、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业,是建立在劳工的低福利基础上,因而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城乡二元结构是“民工潮”和“民工荒”的最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     

农民工文化生活“孤岛化”现象探析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早已引起全国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一问题的走向对我国的城乡统筹发展、新农村建设、城市化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受制度、经济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文化方面的影响尤其深刻。目前,我国的农民工文化生活＂孤岛化＂现象比较明显,这主要是由农民工收入低、文化素质不高及社会支持力度不足等因素引起的。对农民工文化生活＂孤岛化＂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对于解决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会产生有益的启示。     

新时代的农民工回流:逻辑、错位及其平衡——基于安徽、贵州、江西三省的调查

农民工回流是社会流动的主要表现。作为历时性、空间性的社会现象,农民工回流是政府、企业、家庭、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影响的结果,与政策制度、公共服务、经济水平、技术发展、家庭功能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由政治逻辑、市场逻辑、技术逻辑与生活逻辑综合作用而成。但是,政治逻辑和市场逻辑主导下的农民工回流更多地体现出阶段性与被动性,技术逻辑和生活逻辑的作用较为持续与稳定。要从完善农民工市民化政策体系、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加快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实现农民工“留得下、稳得住、活得好、回得去”的政策预期。     

新时期农民工医疗互助保障制度考察——温岭市非公企业医疗互助活动记实

浙江省温岭市在非公企业领域开展的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活动，有效地缓解了农民工“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政府、企业和农民工的认可，为建立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     

论改制国企职代会与职工持股会的关系

一些国企改制后,企业中并存着两个代表职工利益的机构:职代会与职工持股会,在这种新情况下,职代会如何发挥作用是一个有待探索的新课题。在对职代会与职工持股会进行基本法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要发挥职工持股制度的应有效能,必须发挥职代会的主导作用。     

关于非公有制企业实行职代会制度的思考

在非国有企业实行职代会制度,既符合《劳动法》的要求,也是职工参与民主管理,促进企业发展的需要。     

乡村集体企业的兴衰及“改制”的社会学剖析

乡村集体企业既是中国农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创举,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面对难以突破的城乡二元结构所采取的"无奈"之举。城市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及大量外资的引入、私营个体经济的高速发展,尤其是买方市场的普遍确立,都直接导致了数以万计的乡村集体企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乡村集体企业从整体上的"改制"标志着人民公社体制的最终退出。不能将"超级村庄"作为乡村发展的高级阶段来理解,城乡一体化、城乡协调发展才是实现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非公有制企业应当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原先公有制企业实行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一种形式。若干年来,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对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和基层民主的发展产生并继续产生着重要的作用。职工代表大会不仅适用于非公有制企业,而且应当成为非公有制企业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     

女性农民工城市生存困境分析

女性农民工是农民工队伍中的弱者,其城市生存困境表现在其就业方式、职业层次、职业风险、社会地位、社交情感等多方面,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措施是要彻底改革城乡分割的社会结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劳动力市场,同时提高女性农民工的自身素质。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工问题

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施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因素使农民工群体得以形成,农民工数量日益增多使他们成为新农村建设中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充分发挥农民工的作用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也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     

关于工会成为职工"教育之家"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的建设职工之家活动风靡一时,工会成为职工“教育之家”是对职工之家的深化和升华,启动职工素质工程,全面提高职工素质,是世界及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工会履行职能的一项要务,工会有其自身的优势条件和经验,能够把工会办成职工的“教育之家”。     

从“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发看劳动力资本管理

我国现已非常接近劳动力过剩向短缺转折的刘易斯拐点。目前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是因为劳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协调,人口结构变化,国内产业转移和区域经济兴起等原因;从劳动管理学角度分析,根本原因是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劳动力资本市场的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劳动力资本升值受限,用工要求苛刻,工资报酬偏低,农民工工作环境较差,忽视企业文化建设。需要社会、企业和员工共同努力,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难与用工荒的并发。     

延续与建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

进城农民工除了经历生活地点和职业身份的转变外,还要经历一个社会网络的转型过程。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转型过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他们对乡土社会网络的依赖和借重程度大大降低,城市特征更为明显。职业和居住地点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建构有重要影响。     

农民工回乡创业行为分析——以兴国县农民“创业潮”为例

现阶段回乡农民工创办的企业与前期学者所调查的农民工创办企业在资金来源、产业结构和销售渠道三个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促使农民工回乡的“推拉”两方面因素,加剧了农民工回乡创业行为对流出地和流入地两处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