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犯罪被害人参与刑事司法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杀人犯罪人参与刑事司法是指在情节严重的杀人犯罪的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尚未死亡的前提之下。对于在案件中杀人犯罪被害人死亡的情况自然主动被排除在情况之外。而对于杀人犯罪案件中杀人犯罪被害人尚未死亡的情况下,犯罪被害人是同犯罪人最了解案件发生的原因、案件经过以及产生的后果等情况。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刑事司法的最终目的不就是为了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和对犯罪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惩处。首先,这是犯罪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主体和当事人地位的必然要求;其次,犯罪被害人在整个刑事司法过程中的地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程序原则的基本原则;同时,这也是恢复性司法模式的必然要求。     

被害人有过错的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研究——从被害与加害的关系切入

故意杀人罪是最典型的有被害人的犯罪。被害人加害在先引起他人加害 ,或被害人激化矛盾引起他人加害属于被害人有过错的故意杀人罪。在故意杀人罪死刑裁量中 ,被害人的过错是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司法解释确立了“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故意杀人罪 ,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规则 ,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量刑时往往不予考虑。为了减少和限制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适用 ,在立法上有必要将被害人的过错这一酌定情节法定化。     

结合案例浅析故意杀人罪

故意杀人，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的一种。我国《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故意杀人罪是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故意杀人的行为。就构成故意杀人罪。司法实践中，要认定行为人的故意内容是伤害还是杀人。应遵循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查明案件的全部事实，从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关系，案件的起因、过程、结果、作案的手段、使用的工具、打击的部位、强度、作案的时间、地点、环境条件、行为人作案前后的表现等方面入手，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本文结合具体案例简要分析了故意杀人罪。     

反思与规制:死刑适用方式选择中显性因素规范化研究——以126份故意杀人罪死刑法律文书为样本

在死刑裁量过程中,对犯罪人选择何种死刑适用方式,㈩是由犯罪人实施的犯罪事实及相应证据决定的.根据对死刑判决书的解读,可以直观地绘制出基本的案件事实,而且这些案件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认知的.死刑裁判书是整个司法活动的“精华”,详细、准确地记录了被告人实施犯罪、被害人被害的全过程,并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予依法、恰当的惩罚,对被害人的被害给予最大限度的“抚慰”,是判断司法公正与否的主要依据.死刑适用方式选择中的显性因素[2]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犯罪构成要件的显性因素,犯罪原因、犯罪手段、犯罪结果;其二是犯罪情节.根据对样本分析,在审判实践中,死刑适用方式选择上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犯罪原因的区分功能失效、犯罪手段的残忍程度失范一犯罪结果的严重程度失衡,量刑情节调节功能发挥失常,情节的边界模糊、功能混乱、裁量随意.     

故意伤害致死与间接故意杀人认定新议

故意伤害致死与间接故意杀人的界限是个老课题，也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从一般理论上说，二者不难区分，但社会生活中发生的造成死亡的刑事案件千姿百态，千差万别，加上被告人往往避重就轻，不愿交待犯罪时的真实心态，所以在判断案件性质时较易混淆。笔者不揣冒昧，拟结合司法实践就二者的认定谈一点新的意见，以期加深对此问题的研讨。　　在故意伤害致死与间接故意杀人的认定上，当前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观点有四种：第一是结果论。即按照犯罪当时的结果定罪，如果被害人当场死亡，就定间接故意杀人；如果造成被害人伤害后，没有当…     

谈谈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中的几个问题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是当前司法实践中最为常见的犯罪。为此,笔者联系司法实践,结合课本内容,简要谈谈几个难以掌握,容易混淆的问题。以飨自学的同志们。一、认定杀人罪、伤害罪应注意的问题(一)怎样认定动辄行凶、不计后果的杀人、伤害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有极少数青少年,目无法纪,动辄持械行凶,造成他人伤害或死亡的严重后果。处理这类案件,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定罪。(1)凡是具有明显的杀人故意,实施了杀人行为的,按故意杀人罪论处;其中,由于犯罪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把人杀死的,按故意杀人未遂论处。     

中国法制焦点

陕西：药家鑫案二审维持原判并已执行死刑 日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药家鑫故意杀人案二审宣判，维持死刑判决并执行死刑。陕西高院认为，药家鑫开车将被害人撞倒后，为逃避责任杀人灭口，持尖刀朝被害人胸、腹、背部等处连续捅刺，将被害人当场杀死，其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属罪行极其严重，虽系初犯、偶犯，并有自首情节，亦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故意杀人罪死刑司法控制论纲

严格限制死刑的焦点和难点在于如何切实控制故意杀人罪的死刑.控制了故意杀人罪的死刑,中国的死刑限制问题自会迎刃而解.为此,应树立理性的死刑观,逐步破除"杀人偿命"之朴素复仇理念,以必要性为原则合理限制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适用,并纠正司法中对于故意杀人罪优先考虑适用死刑之陈见;同时,也应正确理解和把握民间矛盾激化所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中被害人过错、被告人赔偿、被害方谅解等因素对于死刑适用的影响.     

“雇凶杀人”案件中的犯罪中止

“雇凶杀人”，顾名思义，即教唆他人故意杀害被害人，以达到自己对被害人予以加害的目的的行为。“雇凶杀人”案件在近几年的刑事案件中，一直呈上升趋势。在这类案件中，雇主杀害被害人的目的多种多样，如，因感情纠纷杀人、因贪图名利杀人、因生意上的纠纷杀人等，虽犯罪目的不同，但犯罪行为的表现形式却大同小异，即雇主多以金钱或财物以及其他财产性利益作为交换，唆使他人替自己实施杀人行为。     

系列杀人犯罪侦查分析模型的创建与检验

当某一故意杀人犯罪发生时,侦查机关的第一要务是准确判定案件属性。其中确定案件是否属于系列杀人犯罪可谓重中之重,因为这既关涉到案件能否得以及时、准确侦破,又关乎司法公正。为便于侦查机关准确判别某一故意杀人是否属于系列杀人犯罪,兹在明确界定系列杀人犯罪概念基础上,通过聚类分析、方差分析、二元逻辑回归分析等方法创建系列杀人犯罪分类模型和回归模型。依据系列杀人犯罪分类模型,侦查机关可初步基于犯罪地是否偏僻、被害人尸体是否在犯罪现场、凶犯除故意杀人是否还有抢劫、是否有犯罪前科等四个方面直观判定某一故意杀人是否为系列杀人犯罪;依据系列杀人犯罪回归模型,侦查机关可精准计算出某一故意杀人为系列杀人犯罪的概率值。分类模型的直观性和回归模型的精准性为侦查机关判别故意杀人犯罪案件属性提供了一个可具体测量的科学依据。     

故意伤害罪探疑

1 .根据着手的规范意义 ,论证了胎儿伤害行为待胎儿出生为人时成立故意伤害罪 ;2 .根据故意伤害罪的法益 (他人生理机能的健全 ) ,界定了伤害行为是非法侵害他人生理机能的行为 ;根据违法阻却原理 ,说明了对于得承诺的伤害应以结果无价值论为基础认定故意伤害罪的成否 ;3.根据殴打与伤害的区别 ,阐明了以殴打故意致人死亡的只能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 ;根据共同犯罪的原理 ,论述了“同时伤害”的处理原则 ;4 .根据未遂理论 ,指出了故意轻伤未遂的不成立犯罪和故意重伤未遂应适用故意轻伤的法定刑 ;根据结果加重犯的原理 ,分析了故意伤害行为致第三者死亡的三种情形以及共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 ;5.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 ,得出了连续伤害他人应成立同种数罪且应并罚的结论 ;6 .根据刑法的特别规定 ,讨论了相关条文的性质与协调法定刑的原则     

由王马玲案看被害人过错问题

曾在＂反暴力拆迁＂案中造成＂一死六伤＂的女主角王马玲,在二审判决中由一审＂故意杀人罪、有期徒刑8年＂改判为＂故意伤害罪、有期徒刑5年＂,改判的主要原因在于被害人存在过错。大量案例显示,在故意伤害案中,被害人过错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情节,鉴于被害人过错与法益损害结果的产生具有刑法规范上的因果关系,而这种因果关系的存在事实上降低了刑法期待行为人实施合法行为的可能性,因而对其细致考量将对行为人公正的刑事责任非难具有重要价值。当前,被害人过错在司法实践中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之定位影响了其效用发挥,因而对其法定化、标准化和规范化的适用是司法工作的当务之急。     

论交通肇事罪的若干问题--以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为中心

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修改了现行刑法中的交通肇事罪的成立要件.交通肇事罪中,具有共同犯罪的形式;责任的认定,应从刑法处罚的立场出发;"交通肇事后逃逸"不仅是定罪情节,也是量刑情节;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中,包括对他人死亡有认识的情况;肇事后将被害人带离现场的行为是作为形式的故意杀人行为.     

Capital Sentencing In Kentucky, 2000–2010

The current study attempts to build upon previous analyses of capital sentencing in Kentucky and other states. Using data compiled from official court records compiled by the Kentucky Department of Public Advocacy, we examined death eligible homicide cases for the years 2000–2010 for the state (N?=?359). Multivariate analysis determined that the death penalty in Kentucky was sought 3.17 times or 217 % more when the victim is female. It also found that cases featuring a black defendant and a white victim were 56 % less likely to result in a plea than cases featuring other defendant/victim racial combinations. Despite legal requirements, Kentucky fails to collect data to assess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seeking and impos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Annual Forum on Criminal Law Reform in the Commonwealth of Kentucky on November 15, 2013 at 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Law School, Lexington, KY.     

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的刑法适用

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不构成我国刑法中的传播性病罪,在当代的医疗水平下,可以认为该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在审判时,被害人没有死亡的,只能追究行为人故意杀人未遂的刑事责任。经被害人承诺的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也构成故意杀人罪。危及公共安全的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则会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酌定量刑情节的泛化现象研究

当前,以死刑案件为突出代表的酌定量刑情节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泛化现象,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这种泛化主要表现为量刑情节的事实和证据宽泛,量刑事实与犯罪事实关系松散,量刑目的与刑罚的目的产生冲突。就我国司法而言,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仍应遵循法定性原则,符合酌定量刑情节构成要件要求;酌定量刑事实还应符合刑罚的目的要件,酌定量刑情节与犯罪事实应当存在直接的影响关系;法官收集酌定量刑情节证据行为不得背离其中立地位。规治酌定量刑情节泛化现象必须从程序正义的角度设计酌定量刑情节适用的程序规则。     

故意伤害案件中赔偿影响量刑的机制

赔偿作为一种酌定情节,对量刑有重要影响。通过对近3000份故意伤害案件刑事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发现:赔偿对主刑量刑结果和缓刑适用均有重要影响;随着案件严重程度的增加,赔偿对量刑的影响相对下降,谅解对量刑的影响相对上升;赔偿时间对主刑量刑结果的影响不显著,但可显著提高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和缓刑的适用率;谅解时赔偿数额的确定机制兼具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受法院功利主义量刑思维的影响,故意伤害案件中赔偿影响量刑机制的运行存在失范风险,如赔偿谅解后“量刑剪刀差”的出现、赔偿谅解中的“贫富差距”问题、谅解时赔偿数额的确定中非理性因素的放大等。为防范上述风险,可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层面,完善故意伤害案件中赔偿影响量刑的机制。     

SENTENCING HOMICIDE OFFENDERS IN THE NETHERLANDS: OFFENDER,VICTIM, AND SITUATIONAL INFLUENCES IN CRIMINAL PUNISHMENT*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of criminal sentencing represent a vast research enterprise in criminology. However, this research has been restricted almost exclusively to U.S. contexts, and often it suffers from key data limitations. As such, an examination of more detailed international sentencing data provide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to assess the generalizability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 and theorizing on criminal punish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urrent study investigates little-researched questions about the influence of prosecutorial sentencing recommendations, victim/offender relationships, and extralegal disparities in sentencing by analyzing unique data on the punishment of homicide offenders in the Netherland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offender, victim, and situational offense characteristics all exert important independent effects at sentencing and that prosecutorial recommendations exert powerful influences over judicial sentences.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f future directions for comparative sentencing research across international contexts.     

论抢劫罪的加重犯

对构成抢劫罪加重犯的严重情节应该作严格的限制解释。“入户抢劫”应理解为非法侵入住宅抢劫。“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是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并危及交通运输安全的抢劫。把“多次抢劫”规定为抢劫罪的加重犯不够妥当。“抢劫数额巨大”不包含抢劫未遂的情形。抢劫 (过失 )致死与抢劫 (故意 )杀人有必要分开作规定 ,并且对后者应规定比前者更重的法定刑。“冒充军警人员抢劫”比真正的军警人员抢劫有更严重的危害性。“持枪抢劫”不包括持假枪抢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