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调查

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调查应界定为法官和律师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和程序收集证据材料以及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各种活动。法院调查证据的原则应该包括合法性、及时性、客观性与中立性。正确处理当事人收集证据与法院调查证据的关系是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民事证据立法应重视我国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完善。     

对刑事侦查的司法审查之探究

对刑事侦查行为进行必要的司法审查是平衡诉讼格局、对侦查活动进行有效监督、合理分配侦查实施权和侦查监督权以及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必然要求.司法审查应由法院来实施,法院有权对侦查主体是否适格、证据是否合法、程序是否正当等进行审查.文章认为,实施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还有赖于对司法权力的合理配置、对检察机关职权和地位的再认识以及对法院体制和法官任用管理体制的改革,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证据调查”之误读与重释

我国大陆地区民诉法中的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指法官主动依职权收集证据的行为。在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中,“证据调查”则指法官对于证据方法的主观认知行为,法官有进行“证据调查”的职权,但不能因此推断法官在收集证据上起积极或主导作用。将我们通常所指的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类比甚至等同于“证据调查”,实乃误读。     

行政诉讼中依职权取证之限定性思考

现代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均以辩论主义为原则,即法院以当事人提供的诉讼资料认定事实,并据以裁判,而不依职权主动收集诉讼资料。司法的中立性要求裁判者对诉讼材料的提供应尽可能保持消极地位。过度依职权取证违背诉讼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和诉讼程序公正的原则。但辩论主义也有其不足之处,辫论主义效果的发挥有赖于当事人的诉讼能力,且对于不利于自身的资料不主动提供,法院便无法查清有关公共利益或程序性的事实,因而为维护公共利益和提高司法能力的需要,就应允许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22条规定了人民法院依职权取证的两种情形,但司法实践中对依职权取证的决定、调取及出示与说明程序均没有具体的操作规则。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试作探讨。     

司法职权与其他权力配置的非均衡性反思

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的司法体制改革目标,其实对司法体制的非均衡配置应当是改革的第一步.而当前司法职权非均衡配置的主要表现是:其他国家权力对司法职权的单向、非对等制约;司法职权与其他国家权力的角色混同;司法职权与社会权力的非均衡配置.     

论刑事庭审中的证据调查范围

刑事庭审中证据调查的范围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实体真实理论、程序正义理论和裁判事实可接受性理论为确定证据调查的范围奠定了理论基础。鉴于我国法律对证据调查范围的规定不明确,司法实践中又太随意的现状,在确定证据调查的范围时,应当借鉴国外的立法、司法经验,确立以控辩双方协商为主,法官以职权为补充程序规则。     

论检察公益调查核实权的强制性

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的证明责任、证明标准、证明对象上负担较重，现有法律规范上的调查方式、调查保障也没有赋予检察机关足够的调查优势，使得检察公益调查核实权欠缺足以应付“调查难”问题的“强制性”。在权利源泉上，检察公益调查核实权与检察监督调查核实权、法院调查取证职权均存在差异，故检察机关应当向外转向审判机关的司法职权协助。在表现形态上，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享有任意调查的权力，且正在内部技术实力与外部权力协调上强化任意调查的效力与成果。检察公益调查核实权不应具有直接强制性，间接强制调查可分为手段型与后果型，后者除行政与刑事责任追究之外，还应当包括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与社会征信的信用制裁。     

台湾地区刑事诉讼体制与法院职权调查证据之变迁——兼论对我国大陆之借鉴意义

我国台湾地区目前适用的刑事诉讼法与大陆民国时期制定的刑事诉讼法一脉相承,本部法律从诞生至今近八十年的历史中,经过一系列的修法与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后,法律内容逐渐增强被告防御权与缩减检察官权限,使涉及限制人民基本权之强制处分由法院决定,以符合令状原则。此外,在庭审中的调查证据,也由以往的法院主导职权主义演变成当事人主义主导调查。这些改革使台湾逐渐去除原本的司法"行政化、职权化、纠问化"等弊端,而大陆目前刑事诉讼存在的许多问题,与数十年的台湾经验可谓似曾相识。以台湾为镜,对于我国大陆刑诉法将来修法再往前迈进具有借鉴意义。     

刑事证据调查与诉讼模式——一个回到原点的研究

从证据调查角度研究诉讼模式是回到原点式的研究.两大诉讼模式与证据调查术语和证据调查程序紧密相连,程序原则最初用于表征证据调查程序的特征,后来才扩及至用于界定诉讼制度整体.两大法系的证据调查程序分别由法院和当事入主导,故名之为职权主义和当事入主义.我国目前的证据调查程序表面上具备当事入主义的一些特征,但实已堕入畸形,主要表现为司法机关与被告人之间诉讼权责的重度失衡及制度和认识上的严重错位.相应地,我国的诉讼模式属于畸形的职权主义.回到诉讼模式的原点有助于澄清刑事诉讼的一些基本问题.     

司法场景中的证人作证

通过对某些中级、基层法院证人作证情况的调查,发现法院在对待证人问题上同样存在一定的责任,而其深层的原因却在于诉讼体制和司法组织结构的羁绊.要在司法的场景中实现证人作证制度的良性循环,法院可以在自身权力范围内通过更公正合理的程序规则,维护被告人和证人的基本权利.     

我国经济犯罪案件侦查中的证据规则和取证要求

经济犯罪案件证据作为刑事犯罪证据的一种,必然遵循证据的一般规则。但目前我国缺少一部完整的证据法,也没有确定相应的证据规则。这导致了我国经济犯罪案件取证过程中存在着法律依据粗疏和侦查取证程序、手段非法制化的问题。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确定证据能力和证据证明力的规则。同时,由于经济犯罪案件证据的特殊性,要求在经侦取证过程中,应充分运用各种科学方法依法收集证据,正确处理涉案款物。     

审判实践中控方证据存在的若干瑕疵

刑事审判对公诉证据的要求是证据和案件事实之间有关联性、合法性,并且要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检察、公安侦查取证过程中常见的证据瑕疵既有关联性方面的问题,也有合法性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重视。改变公检法之间"消化"案件的做法、提高侦破案件的证据意识和技术能力,是我们提高取证和证明水平的途径。     

毒品犯罪案件中实物证据的收集方法

收集证据是办理刑事案件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实物证据是所有犯罪证据中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以物品的形态作为表现形式的证据。由于实物证据只是一种间接证据,收集难度比较大,所以办案人员应重视实物证据的收集。收集方法包括:物证的收集;书证的收集;勘验、检查记录的收集;视听材料的收集。     

投毒杀人案件侦查取证研究

当前在投毒杀人案件侦查取证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取证不及时、不全面和缺乏针对性,物证保全不当和送检不及时。针对这些问题,侦查人员在侦查时,应以投毒现场为中心,围绕投毒方法、毒物来源、因果关系、危害后果等全面取证。现场勘查时,除提取常规痕迹外,还要着重提取投毒杀人案件的特有痕迹物证;审讯犯罪嫌疑人时,要设法固定口供;要完善证据体系,学会运用间接证据证明投毒杀人的犯罪事实。     

命案侦查取证问题研究

公安部提出"证据战"的要求之一,是用最严格的规范办理命案。命案侦查取证是分析命案案情的前提和先决条件,是判断、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只有做好命案的侦查取证工作,才能为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提供充分的证据材料,才能实现"多破案、快破案、办好案"的目标。转变"以侦查为中心"为"以审判为中心"的执法理念,严格按照要求开展命案侦查取证工作,是实现"多破案、快破案、办好案"目标的重要保障之一。     

浅谈刑事证据立法对公安工作的影响

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理论界发现仅依靠《刑事诉讼法》制定的证据规则已不能适应我国刑事诉讼法治的需要，亟待加以完善，故而开始探讨证据立法问题。公安机关肩负着侦查犯罪的重要职责，侦查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收集证据以破获案件，所以证据立法必将对公安工作产生重大影响。面对刑事证据立法的挑战，公安机关应该尽早研究证据立法问题，以适应证据立法的要求。     

打击街头多发性侵财犯罪应强化证据意识

目前,在打击多发性侵财犯罪的工作中普遍存在证据收集意识不强的问题。对此,应根据不同种类的案件加强对证据的收集,强化现场勘查意识,加大调查访问力度,及时收集视听材料,以便准确有效地打击此类犯罪。     

论多波段光源在物证检验中的应用

光技术的应用在刑事科学技术领域极为广泛,无论是现场勘查,还是物证检验,光的检测是例行的第一步,它具有灵敏度高,不损害检材的特点.作为可提供多个波段光选择的多波段光源,集合了物证检验所需的多个光源之优势,能适应不同现场痕迹物证的寻找、采取及各种痕迹物证检验鉴定工作的需要.     

试论毒品走私犯罪的证据收集——从海关监管的视角进行分析

近年来毒品走私犯罪已成为危害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并且表现出很大的社会危害性。其在走私毒品手段上表现出明显的多样化、复杂化、暴力化、国际化特征,这就使得反毒品走私的难度加大,给海关侦查过程中证据的收集和认定带来了相当的困难。有鉴于此,有必要对走私毒品犯罪的证据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为刑事过程中追究这类走私犯罪提供有力支持。     

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完善

证据规则是指确认证据的范围,调整和约束证明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收集证据、采用证据、核实证据、运用证据时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在诉讼活动中,证据规则可以规范诉讼各方的取证和举证行为。在根据证据认定事实时,证剧规则可以限制对证据的自由取舍。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证据规则贫乏、内容粗糙,相关证据规范没能形成完整的证据制度体系。虽然,近年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补充规定了一些证据规则,但远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因此,我们应该在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外国立法经验,建立健全我国的刑事证据的取证、采证、查证、定案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