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运动式治理缘何发生?何以持续?——基于相关文献的述评

运动式治理作为一种中国本土化的治理模式,具有鲜明的中国色彩。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其褒贬不一。通过梳理和回顾国内外关于中国运动式治理发生和运作机理的相关文献,我们尝试回答"制度化运动悖论"问题,即中国常态社会下为何反复使用运动式治理这一非常规工具,并初步归纳出四种比较有解释力的研究途径:社会资源有限说,治理工具有限说,科层官僚制局限说和社会动员能力下降说。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运动式治理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在理论研究和实际运作过程中必须在坚持有限否定和类型化承认评判价值取向基础上,深入分析它的现实解释力和适用范围,结合新的情势不断创新和丰富其内涵和形式。     

运动式治理研究:核心议题与学术论争

尽管学界对运动式治理褒贬不一,但作为一种工具,运动式治理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制度有效性供给相对不足情况下的一种补充;作为一种范式,运动式治理是与常规式治理相对应的客观存在。现有研究对运动式治理绩效合法性和现实合理性的研究尚显不足,对其长期存在的多维因素及其互动机制的探索还应加强。"治理工具有效性-可替代性治理工具的充分性-治理工具与本土治理生态的契合度"是探讨这一机制必须思考的基本问题。同时,跳出或批评或肯定的惯性思维,转而探索运动式治理的应用范围、限度、方法等,将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具有建设性意义。     

“扫黄打非”运动式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扫黄打非"工作一直采用运动式治理这一政策工具,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纵容不法分子的投机心理、排斥常态管理、动摇法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等。为了应对新时期的工作挑战、保障出版物市场的长治久安,"扫黄打非"工作应该运动式治理与常态治理两种治理政策工具并用,在逐步推进常态治理的同时针对危机处理采用运动式治理。     

环保专项行动:基于运动式治理的机制与效应分析

与西方治理语境和模式不同,一种以"专项治理"为代表的运动式治理模式,反映在中国国家治理"五位一体"总体格局的方方面面,其中基于生态保护类运动式治理就是典型。论文选取2003—2015年"全国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简称"全国环保专项行动")作为运动式治理研究对象,指出其类型界定来自于战略动力、职能运行和工具使用,而后从"全国环保专项行动连续时间段判别、全国环保专项行动与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异同比较、全国环保专项行动的运动式治理特征辨析、2012年全国环保专项行动方案展示、2014年G省环保专项行动个案呈现"五个方面进行过程分析。最后指出,运动式环保专项行动作为一种政策工具使用,其高强度、间歇性、反复性镶嵌于特定的政策结构;治理逻辑遵循"决策经验主义",内在蕴含渐进理性原则和有限理性策略;治理路径暂未上升到国家治理中心位置,主要来源于治理内核战略的排序位次差异;其结果不确定最终要认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集权与分权困境。     

中国运动式治理的定义及其特征的界定

治理可分为运动式治理和制度式治理.作为与制度式治理相对应的一种治理手段,中国运动式治理有其内在的固有属性.为最佳地选择运用治理手段,现采用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运动式治理的研究现状、定义和特征作研究分析,由此得出结论:运动式治理是一种非常态的治理手段.     

试论安全城市建设的影响因素及治理对策——社会治安的视角

安全感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建设安全城市,为城市社会公众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生存、生活空间是人们的迫切愿望。影响安全城市建设之社会治安治理的主要因素包括政治因素(国家政治体制、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水平、公安政策科学化以及公安民警执法行为)、经济因素(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况、利益分配制度和利益诉求渠道)、文化因素(价值观多元化、社会风气、文化自觉程度)和社会因素(社会公众的安全素质、社会公众的就业状况、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程度)。安全城市的治理对策包括法治、监督、治理、信任、教育、文化六方面。     

多维视阈下社会组织评估的“GPO”模式探讨

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其参与能力和业务水平反映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程度。既有的社会组织评估指标体系注重以社会组织自身维度为中心来评估其组织建设和业务水平,而忽视了"监管者—政府"和"服务对象—社会公众"的评价。尽管有些研究在评估指标体系中纳入了公众评价的维度,但在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份量不足,难以准确客观地反映公众对社会组织业务水平的评价。因此,从"主体—社会组织"、"服务对象—社会公众"、"监管者—政府"三个维度出发,建构立体化的社会组织评估模式是当前社会组织评估工作的发展趋势。社会组织评估"GPO"模式融入了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三方视角,在此基础上重构了社会组织评估的指标体系。社会组织评估"GPO"模式能兼顾"主体、服务对象、监管者"三方的需求,使整个评估过程更具客观性、合理性和科学性。     

社会稳定常态化：从法治理念、制度到方式的演进

当前，一些地方维护稳定工作仍然呈现出运动式治理模式，存在一种明显的非法治化倾向，形成一种“越维稳社会越不稳”的悖论。培育与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形成以法治促稳定的良好制度环境，以行政复议为主导促进社会稳定，以依法行政推动法治政府建设，以司法公正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从法治理念、制度到方式的演进是社会稳定常态化的必由之路。     

国家治理的现代理念及体系构建

体制转轨、经济转型使社会治理面临的对象和环境具有新的特征。传统治理模式和方法显然已越来越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社会治理的自身发展也呼唤一场"否定之否定"或者说"建构式"的自我革命和自我改进。在传统的政府管理理念下,政府一元化管理模式把治理体系划归为治理对象,导致"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主体错位而成为制约社会治理创新的桎梏。如何以治理创新为切入点,准确把握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互动交叉服务的基本趋势,化解政府治理绩效认同危机,以及从新的视角用新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创新社会治理的体制与机制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针对现实的国家治理特征,在预测未来理念的基础上,从长远战略与具体对策的角度,探索构建政府、非政府组织、市场主体和公众个人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相互协作的经纬网式的治理体系。     

多维视角下的中国运动式治理

“治理”作为一种理论，诞生于西方社会，它代表了当今世界政府管理的潮流。在治理的框架下来思考中国的政治生态现实，可以发现政府的很多行为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运动式的治理，而不是经典意义上的治理。其实，长期以来，运动式治理一直存在于中国国家治理之中，但是却没有引起学者们的足够关注。我们尝试提出用横向、纵向的多维视角，来分析运动式治理，以期对其有一个全面、理性的认识。     

“运动式”行政执法案件司法审查的理念与方法——以能动司法为视角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采取＂运动式＂行政执法的方式,对社会环境进行专项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运动式＂行政执法已经成为许多地方政府最为依赖的一种针对公共管理中的顽症进行集中治理的手段。但与此同时,因＂运动式＂行政执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日益显现出来。笔者从能动司法的视角来客观的评价＂运动式＂行政执法,以探讨＂运动式＂行政执法案件司法审查的理念与方法。     

反腐败的根本路径及策略保障

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强调,我国将从运动式反腐、治表式反腐逐步向法治反腐、制度反腐推进。随着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我国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法治建设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反腐败,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反腐败的根本路径在于社会公众生活方式的转变。同时,"腐败赦免论"与"高薪养廉"为公权力的腐败提供了两个解决策略,这两种策略也将成为反腐败根本路径实现的制度保障。     

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发挥统一战线的优势作用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统一战线作为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具有特殊的优势和作用。统一战线能够为社会治理整合社会力量,提供智力支持,协调利益关系。当前,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面临社会公众参与程度低、社会组织行为能力弱、社会矛盾化解难度大以及社会治理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应当发挥统一战线凝聚力量优势,提升社会公众参与度;发挥统一战线人才智力优势,增强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统一战线协调关系优势,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发挥统一战线民主监督优势,健全社会治理体系。     

“协作治理”的三维辨析:名、因、义

近年来,作为一种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协作治理已经成为国内学者的新宠。但是,当前学术界对该课题的研究存在着概念运用混乱的情况,其根本原因在于英文词组翻译的误差。无论是从原意表达的准确程度来讲,还是从词语的使用历史及政府治理实践来看,"协作治理"的翻译都显得更为准确。协作治理作为政府治理的新模式,它是政府治理应对社会变化需求的选择,它不但强调多主体的全方位参与模式及参与主体间的平等,更以问题解决为导向从而寻求一致性的公共政策。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运动式治理模式转型研究——以深圳“禁摩限电”为例

改革和现代化意味着治理常态化,但我国政府治理却常以运动方式进行。运动式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常用手段,具有反应迅速、针对性强和治理效果立竿见影等优势,但却面临执法不法、管理缺理、维稳不稳等诸多诟病。运动式治理是政治发展不同组件有机作用的结果,现代化情境下的运动式治理模型由支撑系统、动力系统、对冲系统和系统间连接博弈关系构成。通过案例检视发现运动式治理实际上就是治理陷阱。随着行政权力行使日渐规范,机构设置逐步优化,法治民主不断进步,内生矛盾和外在冲击开启了运动式治理转型之窗。运动式治理的转型要在规范权威和科学决策的基础上,构建多维复合型均衡治理模式,通过"脱嵌"和"再嵌"摆脱路径依赖,厘定政府治理边界,优化行政机构、程序和功能,增加常态化制度供给,推动法治和决策机制改革,采取渐进分类式转变策略,最终建立可持续常态化运作机制。     

论转型中国社会治理的复合性及复合治理

目前中国社会治理的"空转"成为常态,它是由外生原因造成。这种社会治理空转现象具有可修复性。社会治理"空转"可以划分为结构性空转、体制性空转和政策性空转三类。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两种社会形态的叠加与重合导致异质性、重叠性和形式主义成为所有公共行为共同具有的属性,即转型社会的复合性特征。过渡社会的异质性破坏了社会治理的同一性,重叠性破坏了社会治理的权威性,形式主义侵蚀着社会治理的法治根基,从而引发了社会治理的空转。复合型治理通过整合现有的治理模式,拓展社会治理时空,实现多种治理模式共存,可以满足社会治理多元性、异质性的需求,是根治社会治理"空转"的良策。     

我国基层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的范式困境与出路

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地方政府的重大政治任务。面对大量的社会矛盾,地方政府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采用运动式治理,追求刚性稳定,呈现非规则化倾向,导致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方式、目标和重心异化,形成一种"越维稳越不稳"、"越化解矛盾越多"的怪圈。法律的信任危机、网络媒体的过分渲染、政府信息公开不力、政绩考核功能的异化、问责制的信用危机、公众的法律意识淡薄是陷入这种困局的主要原因。培育法治思维、完善干部政绩考核机制、完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形成社会矛盾多元化解新格局、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是构建化解社会矛盾新范式的理性化选择。     

村庄经理制:村干部队伍建设的新思考

村干部是乡村治理的主要依靠力量。然而,新时期以来,村干部队伍建设的情况与现实需求的冲突日益明显,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村干部贪污腐化以及"贿选"问题。而乡村治理的深入发展要求我们努力化解中国村干部队伍"非民非官"的尴尬地位、更好地发挥其治理效能。对此可以借鉴美国"城市经理制"的基本精神和内容,推动"村干部"向"村庄经理"和"雇员"转变。从乡村治理逻辑转变的角度来看,这是对当下以"富人治村"模式代表的策略治理逻辑的承续与发展。     

运动式治理的缘起、调适及新趋向探究

运动式治理是观察中国政府与政治独特运作逻辑的一把“金钥匙”,缘起于中国历史上的权威主义文化与帝国动员实践。在革命时代,权威主义文化得以再生延续,改革开放后,该文化也并没有彻底消散,而是以后权威主义文化形态继续存在。运动式治理与政府的过程学习之间一直在互相调适,随着政府的过程学习不断深入,运动式治理未来的发展趋向也呈现两种形态:或者融化在常规治理体系中,成为常规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者成为常规治理体系的凸状顽疾。在国家致力于治理现代化与治理能力提升的时代背景下,运动式治理是国家治理结构与内容中无法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规避运动式治理的诸多弊端,使运动式治理的优势充分彰显,未来实践容纳式治理、聚拢且构筑权威资源(法理型合法性)等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与探索。     

“领导小组机制”:科层治理运动化的实践渠道

运动式治理是如何"嵌入"科层组织从而提升治理稳定性的?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之间存在怎样的转换和嵌入机制?结合在A区的田野观察,文章在周雪光"中共人事制度说"和陈家建提出的"督查机制"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机制——领导小组机制。文章呈现了A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运作机制,并对领导小组机制的治理绩效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地方领导小组作为沟通科层治理和运动式治理的治理机制,通过科层化的权威介入,依托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运作,增强了科层治理的运动性和资源动员整合能力,同时也为运动式治理提供了稳定的组织载体。因此,领导小组治理机制成为科层治理运动化的实践路径。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对中国政治官僚制下政府治理机制对地方治理影响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