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单位违反治安行政管理的行为

有关“单位违反治安行政管理的行为”的定性量罚问题，理论上存有较大的争议，在公安执法实践中也常常难以把握。所谓“单位”，从法律层面应界定为“法人或其它非法人组织”，而“单位违法行为”应具备三个特征。对单位违法行为进行定性裁量时，必须有明确的实体法规定。同时，执法部门在以“单位违法”的名义对场所处罚时，不应以经济利益的驱动而随意处罚。     

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中的“口头警告”问题探讨

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推进，交警执法理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处罚与教育相结合转变为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对于轻微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一般采取“口头教育”的工作方法。如何在法理上、执法实践中掌握和运用好“口头教育”手段，实现行政目的，是摆在我们每一个交警面前现实而紧迫的课题。     

交通管理中处罚效果和社会效果的辩证关系

交通违法行为是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的重要因素,对交通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是交通管理工作的重要手段之一。正面的处罚效果能引导人们自觉遵守法律义务,减少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发生。要实现处罚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正面统一,就必须从执法理念和执法方式入手,端正民警的执法理念,提升执法水平,同时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对交通管理工作中行政处罚的评价,逐步消除处罚给交通管理工作带来的负面社会效果。     

交通管理中处罚效果和社会效果的辩证关系

交通违法行为是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的重要因素。对交通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是交通管理工作的重要手段之一。正面的处罚效果能引导人们自觉遵守法律义务。减少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发生。要实现处罚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正面统一，就必须从执法理念和执法方式入手，端正民警的执法理念，提升执法水平，同时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对交通管理工作中行政处罚的评价，逐步消除处罚给交通管理工作带来的负面社会效果。     

析“电子警察”的运用与行政处罚原则的遵守——从两例交通违法处罚案件说起

交通违法处罚的目的是通过处罚的手段达到更有序的状态,作为行政处罚中的一种,应严格依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行,违法处罚应符合《行政处罚法》的基本原则。无论现场执法还是非现场执法,其处罚程序均要公正、公开,并体现处罚与教育相结合。依靠“电子警察”执法有利有弊。应区分行政处罚的手段与目的,人机结合,杜绝以罚代管。     

论行政处罚中共同违法制度的完善

现行执法和司法实践对于行政处罚中共同违法行为的认定存在标准不一和处断规则混乱的特点。为统一共同违法的司法适用和贯彻处罚法定原则,在借鉴德国和台湾地区经验的基础上,作为行政处罚实体法总则的《行政处罚法》应该规定共同违法制度。我国的行政共同违法应仅限于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不构成共同违法;共同违法上处罚应采取对各违法行为人分别处罚而非共同处罚的方式;同时立法上也不应采取德国区分正犯和共犯的二元论模式。     

贷款诈骗罪若干疑难问题的刑法分析

刑法不将单位规定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既不妥当也不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单位贷款诈骗按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也与法条竞合处罚原则不悖。贷款诈骗和贷款纠纷最主要区别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对于行为人欺骗手段的考察是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要依据。对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冒名骗取贷款或者内外勾结骗取贷款的行为应具体分析具体定性。事后故意不归还贷款只要查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可构成贷款诈骗罪。对以骗取他人担保的形式,获取并占有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应以贷款诈骗罪定性。     

刑法中“复制发行”的体系化释论——以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为切入展开

刑法作为著作权的“二次保护规范”,保护的依旧是前置法的调整性法律规范,应坚持《著作权法》对概念、术语、行为的定性,可对定性后的行为适当限缩,并由刑法进行定量规制。侵犯著作权罪中的“复制发行”应重构解释为“既复制又发行”。“以发行为目的的复制”的行为,在本质上属于“复制发行”这一复数行为的未遂形态,应以侵犯著作权罪未遂处罚,对“只发行不复制”的行为应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定罪处罚。     

非法集资单位犯罪的认定

认定非法集资单位犯罪要从具体罪名的构成要件、单位主体资格、单位意志、单位行为、单位利益五个方面要件进行判断，“以单位名义”不是单位犯罪的要件之一。利益归属单位是认定非法集资单位犯罪的关键。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交织时，要分别定罪处罚。     

试论治安处罚中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的自由裁量

目前,有关治安管理工作的法律、法规在明确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时,都很原则地规定了处罚的选择种类和裁量幅度,而如何正确选择、准确裁量,却无具体标准。这给执法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在实践中,人们往往注意到治安处罚的合法性方面,却忽视了不合理地随意使用自由裁量权,结果会导致处罚     

论公法人的行政主体地位

公法人应作为行政主体纳入行政法学研究范畴 ,其行为符合公法中的公务原理 ,公法人与其利用者之间的关系为特别权力关系。随着现代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理应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论我国征信法的构建

近年来我国失信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围绕信用问题提出种种解决方案,征信立法提上议事日程。征信法的性质和征信公司的设立模式都对征信立法的实效产生重大影响;作为信息提供者的行政机关和金融机构出于自身利益可能会阻碍征信公司的征信行为,消费者的个人隐私和企业的商业秘密会由于网络传播的快捷而受到进一步的侵犯,征信法必须考量相关主体权利的维护,从而促进我国信用体系的完善。     

论单位犯罪中的单位自身行为

单位自身行为是单位犯罪成立的关键。但如何认定单位自身行为,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颇有争议。认定单位自身行为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单位自身行为的成立不以“在业务范围内”为必备要件;二是“为单位谋利益”应作为单位犯罪的选择要件。单位意志才是单位犯罪的必备要件。     

“人肉搜索”浅析

“人肉搜索”是一种大量网民参与、互动的信息搜索方式。“人肉搜索”作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特定产物尽管存在着诸多不足，但其维护正义及公益性本质为其自身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前景。“人肉搜索”行为只要没有侵犯个人隐私，就不需要用刑法加以规制，而应完善网络法规对“人肉搜索”进行规范和引导。     

浅谈我国证券市场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证券市场颇具前景,然而现实的、潜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通过对我国证券市场法制缺陷的分析可知,法制的完善至关重要。只有通过《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的完善,规范公司的法人治理,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全面引进股东诉讼特别是派生诉讼,完善证券民事责任制度及司法制度,切实保证投资者的利益,才能真正建立一个公平有效的证券市场。     

对董事离任义务立法现状的分析及建议

我国现行《公司法》只对董事的在任义务作了规定,而未涉及到董事的离任义务。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多元化和复杂化,越来越要求在《公司法》中对董事的离任义务作出规定。应在《公司法》中明确规定董事离任后的竞业禁止义务、禁止篡夺公司机会义务、保守秘密义务、不得与公司从事特定财产交易义务、不得策反公司重要职员义务、不得随意转让其所持股份之义务。     

一人公司犯罪主体论

一人公司属于刑法上的单位主体。经公司人格否定评价后的一人公司仅就特定事项在公司法上丧失公司人格,但仍具备成立单位主体的前提。如果因为犯罪行为而构成特定事项上的人格否定,则不能成为单位主体。经“单位主体否定”评价后的一人公司若属于有组织犯罪,应追究其自然人的刑事责任。     

增设以单位犯罪为适用对象的资格刑刍议

提出了增设以单位为适用对象的资格刑,并从与单位犯罪作斗争的需要和刑罚体系科学性的要求两方面论证了必要性,从我国行政立法和执法的经验可供参考与国外关于资格刑立法可供借鉴两方面论证了可行性,同时设想设立停业整顿、限制从事业务活动、强制撤消三种资格刑。     

单位犯罪若干问题透视

我国现行刑法虽然规定了单位犯罪,但由于种种原因,刑法学界对于单位犯罪的诸多方面仍存在分歧。应进一步对单位犯罪的概念、诉讼程序、处罚原则进行完善。     

“扫黄打非”斗争中的单位违法犯罪问题探讨

目前，单位犯罪已成为“扫黄打非”斗争面临的新问题．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正确理解单 位犯罪的构成要件和特征，明确单位犯罪与法人犯罪的界限，把握好对单位犯罪的处罚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