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背景下的全球气候治理新趋势

《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由上至下的减排义务分配体系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免责优待构成了全球气候治理"京都模式"的主要特点。由于这两大制度安排与实际需求的矛盾,全球气候治理很快陷入困境之中。《巴黎协定》对"京都模式"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改革,是复杂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阶段性成果,也是多元行为体和关键国家共同推动的结果,将有效地化解"京都困境"。一方面,多元行为体和关键国家在多个层次上对治理实践的创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从以国家减排为重心转向以经济低碳化为重心。另一方面,随着多边气候谈判僵局的持续,发展中国家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的认知逐步更新,而发达国家推动的"自愿减排原则"的传播也为南北气候治理规范的再融合创造了条件。为有效利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这一机遇期,中国应更加积极地发展低碳经济,并主动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试析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格局的新变化

长期以来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以"南北格局"为主线,但是德班会议之后,发达国家希望通过"德班增强行动平台"把原有结构转化为"排放大国—排放小国"的格局,突出发展中大国的减排责任。"南北格局"、"排放大国—排放小国格局"的影响交互显现。从长远发展趋势看,围绕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格局转型的竞争将会成为气候谈判和外交中的主要线索,发展中大国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也存在外交和发展空间。面对气候变化谈判格局的改变,中国气候外交对内维护团结、对外应对减排国际压力的任务将更加艰巨。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墨西哥:角色转型与政策选择

墨西哥在地理上和经济上的北美国家身份与政治和文化上的拉丁美洲国家身份,导致了该国身份认同的困境,也决定了其不断在国际社会中探索自身的角色定位。随着墨西哥外交政策的转型,其国际角色定位从发展中国家领导者,转向旨在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气候变化议题在当前墨西哥的对外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其参与全球治理、发挥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抓手,也是其表达中等国家声音的一个重要渠道。基于本国的特殊性,墨西哥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诉求是提升国际影响力、追求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其政策选择包括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努力调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认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重视可持续发展,承担自愿减排义务;提出建立"绿色气候基金";加强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就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而言,"桥梁"角色在很大程度上适合墨西哥对自身的国际定位,有利于其走出认同困境,从而找到与南北双方接触并符合自身利益和政策目标的路径。     

G20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力、议程与影响

近年来,二十国集团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其作用日益不可或缺。这种重要性是由其内在属性决定的:一是机制内包含诸多主张减排的欧盟国家;二是集团内国家派别的划分与UNFCCC框架内谈判的阵营高度相似,具有谈判的连续性;三是气候变化问题被反复嵌入经济议题,成为制度化进程的一部分。在外部关系上,全球气候治理的延续性为G20机制提供了讨论和形成减排行动的不同时空条件;与UNFCCC的互动,保持了G20内基本相同的气候议题,责任、资金等问题。正是由于这种内在属性和外在关系,G20获得了持续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动力,其影响体现在:以UNFCCC框架下谈判为基础的政治再承诺;通过规范或政策倡议为气候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内容与原则。     

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及其影响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举足轻重。在“发展压倒一切”作为国家主要任务的相似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气候治理上的原则立场基本一致,它们共同进行了以气候治理谈判为契机改变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尝试,对东西方气候谈判博弈产生较大影响。但是,由于当前气候变化对国家造成的影响程度不同,各国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和考量有别,加上发达国家不失时机地推出“分而治之”政策,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气候治理谈判中的具体问题出现分歧,协调统一立场难度增大,国际谈判主要力量出现重新排列组合。未来的国际气候谈判必将朝着谈判主体更加多元、相互矛盾更加突出、彼此斗争更加激烈的趋势前行,谈判阵营碎片化已是大势所趋。     

“借力”与太平洋岛国地区气候治理

太平洋岛国是世界上受气候变化威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为了克服自身实力弱小、与地区霸权国气候立场严重相左等困难,太平洋岛国借助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和域外大国的权力资源,利用澳大利亚开展"中等强国外交"对太平洋岛国外交需求上升的局面,形成了有利于地区气候治理的外部条件。在此过程中,太平洋岛国采取构建治理框架、利用机制竞争与设置地区议程等策略与举措,促使外部权力资源在具体情境下成功转化为实际成果,从而推动了太平洋岛国地区气候治理。不过,这一进程可能面临全球治理重点偏离气候变化、太平洋岛国地区被进一步纳入"印太战略"、澳大利亚在疫情背景下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等制约因素。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巴西的谈判地位、利益诉求及谈判策略

巴西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政策,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计划".提出了减排目标.巴西拥有世界最大的天然碳汇--亚马孙森林面积的2/3,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重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使巴西在世界气候变化谈判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巴西不仅与发展中国家结盟,而且与法国等发达国家采取共同立场,力图使自己掌握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话语权,争取获得国际援助.由于各国在减排责任及援助等问题上的立场差距较大,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难以达成有约束性的减排协定.     

欧盟国际气候政策中的消极因素

欧盟的国际气候政策存在诸多消极因素，主要包括：提出的减排目标相对保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采取一种内外有别的实用主义双重标准；在技术转移问题上过于强调知识产权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虚多实少；其相关产业政策导致排放转移，某些环境和技术标准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这些消极因素与国际气候政治格局的新形势一起，共同决定了欧盟难以重返全球气候治理议程的领导者地位。     

全球清洁能源治理的跨国主义范式——多元网络化发展的特点、动因及挑战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综合性解决路径,清洁能源利用在各国的迅速崛起推进了国际社会对于全球能源秩序变革以及全球清洁能源善治提出新的诉求。在发展实践中,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日益呈现出一种基于多元主体参与且呈网络性拓展互动模式的跨国主义范式。本文基于对三种全球治理范式的理论探讨,深入分析了全球清洁能源治理的多元网络化路径及其特点。全球气候能源战略格局转型、国家间互动中清洁能源的"去地缘化"属性以及私营部门的兴起从不同层面推动了治理的多元网络化进程。但这一进程也受到多元治理格局碎片化、体系中的"南北分割"以及"治理的再地缘化"等现实挑战的阻碍。在此研究基础上,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提供前瞻性的建议,从而提升中国在国际气候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和能动性。     

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兴起及其影响

以“金砖四国”和“远景五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成为当今世界一大亮点。发展中国家的联合自强正在深刻改变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力推动着世界多极化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发展中国家迅速兴起的“大趋势”同发达国家在应对这一“大趋势”方面的战略取向，将严重影响国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格局的演变，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进程。     

城市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

随着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以城市为代表的次国家行为体正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城市气候变化主场外交、气候城市联盟和碳市场治理这三个层次出发,研究全球气候治理多边层次的突破性进展。在全球气候治理主体多元化这一大背景下,城市在这一治理体系中地位和作用进一步上升。城市在气候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承办历次全球气候大会;构建跨国城市气候治理网络对话和共同行动平台,以及培育城市主导的自下而上的碳市场。城市是试验性全球气候治理的先锋,其政策实践虽然基于地方,却又通过国内和跨国网络传播到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其他部分,从而推动着体系的发展和转型。     

巴西气候变化政策及其谈判立场的解读与评价

巴西政府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的立场及其气候政策的变化总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消极参与逐步向积极推动转变的过程,可以分为前卢拉时期、卢拉时期、罗塞夫时期三个阶段。2015年9月巴西政府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发布国家自主贡献报告,其减排目标在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肯定的同时,被指可以更进一步。在巴西立场和政策演变的基础上,结合其近期动向,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巴西气候变化政策及其谈判立场进行了解读与评价,将其主要影响因素归结为环保主义的政策影响力、碳排放源结构的特殊性、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考量和可再生能源市场前景。中国和巴西同为新兴发展中国家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且各自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存在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但在某些问题上也存在立场分歧。基于巴西的气候变化政策及其气候谈判立场,中巴两国可以增进沟通,减少分歧,重点加强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和能源研发与应用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从华沙到巴黎:欧盟气候外交政策的新趋势

长期以来,欧盟一直试图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在欧盟倡导下,从2013年底的华沙气候大会开始,国际社会正式就"德班平台"及其特设工作小组进行务实谈判。在2015年底的巴黎气候大会上,国际社会达成了"后京都时代"最为重要的法律性文件《巴黎协定》,以此规划了2020年之后全球气候治理的工作方式和法律框架。在此过程中,欧盟也在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不断调整其气候外交政策:针对"2015新协议"和"后2020机制设置"问题,欧盟更为强调新协议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提倡将减排由"承诺"向"国家自主贡献"过渡;更加重视气候金融和技术援助问题,并关注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连锁效应;基于现有减排与2摄氏度目标的差距,欧盟更强调对缔约方进行监督的重要意义,重申透明度及可说明性原则。     

浅析20国集团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嬗变

20国集团成立以来,组织运行机制不断完善,议题逐渐调整扩大,地位作用明显提高,业已从全球治理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20国集团能实现自身角色定位的嬗变,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导致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各国相互依存加深,传统的以发达国家为重心的全球治理模式失效.发达国家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尤其需要借重发展中大国的力量以实现有效的全球治理,解决全球性问题.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只要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方向转变,国际体系的改革进程就不可逆转,20国集团就不大可能重回危机前的那种沉寂状态,但受各种复杂因素影响,其发展前景也存在不确定性.     

世界大事综览

2008年12月世界大事综述如下: 一、联合国气候会议寄望2009年达成历史性协议.1-1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会议在波兰波兹南举行,189个国家的1.1万名代表与会.会议达成一项工作计划,决定于2009年底在哥本哈根签署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使人类免受温室气体带来的严重威胁.另外,为帮助那些严重受到海平面上升、干旱和洪水影响的贫穷国家,准备启动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基金".会议争议的焦点是:发展中国家坚持沿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但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明确承诺减少排放的数量.     

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国家利益与中国的方略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加剧。为了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走到了一起,围绕如何保护气候、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展开了谈判、交涉等一系列的活动。这其中有合作也有冲突,全球气候协作的国际进程有曲折也有进展。它一方面形成了各国利益的互补与联系,促成了国际合作,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国际间的对抗与冲突。这其间,困扰人们的是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之间的“囚徒困境”,体现的是国家利益至上原则。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的加勒比国家及与中国的合作

加勒比地区是对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最小的地区,却是全球面临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威胁最大的地区之一。气候变化不仅阻碍了该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威胁到这些国家及其人民的生存。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加勒比国家一直积极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一是为了寻求国际支持,推动进程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二是为了提高地区气候治理能力。加勒比国家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主要策略包括积极参加国际气候谈判,最大限度地争取话语权和主动权;以及积极争取国际援助进行地区气候治理。加勒比地区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其关于气候问题的主张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提高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并提升了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中国应加强与加勒比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通过巩固双方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合作、增强在地区气候治理方面的合作和实施综合立体的合作模式等路径维护双方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权益,并促进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     

碳交易体系对接与后京都气候治理

正碳排放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实施碳排放机制,各国将面临这一体系国际化的压力。全球碳交易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有望成为后京都时代气候政策的重要内容。2009年1月28日欧盟委员会发表《走向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全球协议》,提出以欧盟碳交易体系为基础,建立全球碳市场。第一步争取在2015年建立经合组织碳市场,到2020年再将其扩大到先进发展中国家。2011年的德班会议强调了市场化减排的     

解析“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局限性

近几年来,日美澳印四国战略互动日趋频繁、战略合作日益加强,成为牵引亚太格局变动的重要力量。特别是日本,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不遗余力地推进四国战略合作。该战略合作是中国崛起背景下,日美澳印重塑亚太格局,攫取权益的平台和路径,并且呈不断增强的发展态势。但是,该战略合作也面临着局限性和困境。战略合作框架的不完善、大国因素的影响、四国对中国崛起认知的不同、应对中国在四国对外战略中位置的不同等因素制约着"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进程。     

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转向”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会议和2019年马德里气候会议大体上完成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迎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行动转向",转向全面执行法律制度的行动阶段。这是全球气候治理30多年"法制化"演进的历史性成果。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认知的不断普及和深入、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紧迫性的不断增强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驱动等因素共同推动了这种"行动转向"。这种"行动转向"在全球层面上意味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等机构的职责、功能与角色将随之变化,主要是要发挥好贯彻、监督、政治动员、搜集处理和公布各种信息等功能,同时还要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转变成全球气候治理行动的发动机和总动员处;在国家层面上意味着各国的核心任务和行动也要随之改变,主要是要切实履行好《巴黎协定》实施细则下的各项职责与义务,同心协力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低碳发展)的"转型点"早日到来。面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转向",中国要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持续推进《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落实,在立足国内的前提下,以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以建设全球生态文明为宗旨,通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统筹协调好全球层面、地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气候治理行动,积极构建全球气候命运共同体、地区气候命运共同体和国家气候命运共同体,并努力实现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