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家行为体与国际安全体系转型

国际安全体系转型是指随着科技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际安全体系的结构性特征、行为体间关系及其互动模式发生深刻变革,并由冷战时代的两极体系过渡到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政治体系的过程。在体系转型期,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挑战了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范式,并推动国际安全体系的权力结构、制度结构和观念结构发生转型。非国家行为体已成为安全研究的新兴增长点,并为安全研究提供了范式转换和理论创新的新契机。     

国际反海盗行动与全球治理合作

冷战结束以来,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升,全球治理议程在国际社会兴起.然而,全球治理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的密切关联,对其性质和目标理解上的偏差,合作架构的困难,也导致既往的全球治理走向碎片化,降低权力结构的作用,忽视国家尤其是大国合作的基础性作用.有效的全球治理仍有赖于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有赖于大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行为体等不同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国际反海盗行动为全球治理的有效合作提供了例证.     

国际关系失序化与中国的战略思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关系的失序化日趋明显,其原因主要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全球权力结构中的影响力日益下降;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不作为与胡作为;基于权力的扩散,非国家行为体不断介入国际政治;世界各国在全球治理方面规则的缺失;世界主流经济理论过度强调市场的作用.国际关系的失序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对中国国家利益日益全球化的现实将构成潜在的威胁,但对中国有效塑造国际经贸秩序却是一种机遇.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新变化与国家安全战略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把世界带入一场深重的全面经济危机之中,2009年之后全球经济放缓,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尽管国际安全格局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没有发生转折性变化,但是从国际安全结构的视角来看,维持现有国际安全格局的因素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深刻影响着目前国际安全态势。国际安全结构是指不同地区层次的各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国际安全领域内形成的生存与发展状态,是一个融合了地区结构、内容结构与主体结构的三维复合体。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发生新的变化,表现在：国际安全地区结构多元,多种力量角逐世界格局;国际安全内容结构多样,传统安全势头加剧发展;非传统安全日益复杂,更加依赖国内政治保障;金融安全问题形成溢出效应,经济政治领域不稳定局面加剧;国际安全主体结构多层,行为体之间相互制约性增强。国际安全结构的这些变化表明,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地区性安全与全球性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问题结合得日益紧密。严峻的国际安全格局发展态势需要中国准确定位国家安全战略,有效地处理与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安全关系,为国家和人民创造安全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培育应对安全威胁的国家结构性安全能力,更好地处理国际安全事务;广泛参与国际安全战略合作,尊重国际公约与国际规则,坚持国家利益,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从俄乌冲突看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与影响北大核心

俄乌冲突不仅是冷战结束之后罕有的欧洲大国直接军事冲突,导致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激烈对抗,也引发国际资本巨头、小微科技企业、新兴国际化平台、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广泛介入,凸显了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与影响呈现出新的态势。非国家行为体受益于全球化发展与数字化时代的加速演进,通过介入国家间竞争、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影响舆论思潮对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愈发成为影响百年变局的重要变量。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上升,对于中国拓展实力、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均有诸多启示意义。     

当前国际安全乱象与国际安全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一般认为,国际安全包含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大类.冷战结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就世界范围而言,非传统安全威胁呈上升趋势,而传统安全威胁则呈下降趋势.然而近年来,国际安全形势“乱象丛生”,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同时上升,这增大了国际安全治理的困境,人们对国际安全治理及其有效性的疑虑也重新增多、增大.不仅如此,冷战后曾一度高调倡导全球治理、国际安全治理的美欧等西方国家热度急剧下降,由国际安全治理的倡导者变成阻力,这尤其增大了国际安全治理前景的不确定性.     

美国能源权力的扩张与限度

世界能源转型和气候变化与俄乌冲突、大国战略竞争叠加,在全球层面改变了国家间权力平衡,并重塑了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行为模式。美国将能源权力与话语霸权和金融霸权相结合,构建围绕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盟友体系。这个体系既可以通过利诱补偿来拉拢盟友和伙伴国,也可以通过威逼威慑来遏制竞争对手和敌对国。在传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美国以塑造“更加安全”的世界能源体系的名义来改变全球能源格局的权力结构,利用“全产业链”优势提升自己的地缘政治影响力。由于正向权力建立在补偿机制之上、负向权力建立在不对称相互依赖之上,美国能源权力的扩张存在奖励和惩罚两个方面的限度。面对百年未有之能源大变局,中国有必要充分挖掘自身优势,将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潜力转化为世界能源和气候治理中的“结构性权力”,利用清洁能源的技术优势、化石能源的市场优势提升议程设定权、规则制定权和市场议价权。     

新冠疫情考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在全世界的流行,威胁人类生命安全与健康,引发了一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这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既是契机,也是考验。但不同层次上的国际合作状况有所不同,对全球治理的意义也有差异。从"促进公共卫生的全球治理"层面看,以联合国等为代表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主要是从政治和经济上间接促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在这次抗疫过程中的作用有限。在"卫生问题全球治理"层面,世界卫生组织利用专业优势,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支持全球公共卫生的治理"层面,比较突出的是东亚国家中中、日、韩和东盟国家在既有合作框架下进行了有意义的合作。非国家行为体积极投入国际抗疫合作,展现出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和潜力。中国政府和社会都积极参与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为全球抗击疫情作出了贡献。但因国际关系总体环境恶化,在应对疫情过程中,金砖组织并没有在已有的合作框架下启动应对疫情冲击的合作与对话。世界卫生组织因为个别国家的不负责任行为而受到指责,这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是一个重大打击,也为其他领域的全球治理蒙上阴影。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美中未来合作领域

随着"世界范围内他者的崛起",世界权力逐步向单个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分散,美国单边主义做法难以为继,多边主义国际合作越来越重要.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美中合作尤为重要,并存在着一系列合作议题.在核不扩散、朝核问题、地区安全机制等传统安全领域,"失败"国家、人道主义援助与灾难救援、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以及海事、航空、网络等国际公地,都有足够的合作空间,中美双方应加强对话与合作,以推进国际多边合作.     

网络空间安全:一项新的全球议程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在推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给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威胁。2010年伊朗核设施遭受"震网"病毒的网络攻击之后,网络安全议题在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中迅速升温。按照行为主体的不同,网络空间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可以划分为黑客攻击、有组织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以及国家支持的网络战;一般来说,从个人到非国家行为体、再到国家行为体,它们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程度逐级递增。但无论是哪一种网络安全威胁,它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危害都不容低估。西方一些主要国家纷纷制定了本国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以保护本国的关键设施和网络安全。一些国际组织也将网络安全纳入合作的议程,大力推动成员间的网络安全合作。从未来的趋势看,网络安全将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一项共同挑战,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合作,但是考虑到网络空间治理仍是一项新兴议题以及各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必然是任重而道远的。     

全球公域：不均衡全球化 世界中的治理与权力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具有非传统特性的全球问题不断涌现，在现有治理秩序下无法得到有效解决，需要协调全球各行为体一致努力进行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全球共治理念的贯彻，有助于实现全球共享安全。其中，网络、极地、外太空、公海等各个全球公域的重点问题领域，亟须全球做出协调努力进行治理。全球公域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战略增长点，为各国所重视。但是，治理中仍然存在着两类权力不均衡的情况，即参与治理的富国与穷国之间权力的不均衡，参与治理的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权力的不均衡，它们都影响了治理的效果。全球公域治理的制度安排受限于概念模糊、划界不清、权责不明的现状，大国权力政治的色彩很容易趁机充斥到全球治理的诸多安排当中，危机治理行为的合法性。     

全球能源治理变局:挑战与改革趋势

全球能源问题的紧迫性凸显了国家间合作及能源治理的必要.随着国际能源格局与形势的变化,传统的安全风险正在降低,能源产业的投资安全和能源利用的环境安全问题正在成为全球能源治理面临的最紧迫的议题.在这一变局下,现存能源治理机制自身的缺陷日益显露,加之不同机制间互动不足,能源治理的成效差强人意.为了能够应对全球能源的新挑战,全球能源治理模式要从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结构向复杂的多层治理模式转变.在现有能源治理机制基础上,应尽可能吸纳新兴经济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广泛参与,积极发挥金融工具的作用,进一步健全和加强法制建设,以实现更为公平、高效的国际能源治理秩序.     

北极地区安全维度变化与北极地区议题安全化

从狭义的国际政治(国家间政治)演进到广义的国际政治(全球政治),始于冷战后期,而全球政治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流则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全球政治时代的来临,使得安全维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纵向维度看,安全关注层次从国家向上扩展到国际体系和次国际体系、向下扩展到次国家和个体,由此导致安全指涉对象和安全化行为体不仅包括国家行为体,而且包括各种非国家行为体;从横向维度看,全球政治时代的安全关注已超越传统的政治和军事议题领域,拓宽到环境、经济和社会诸议题领域。北极地区的安全层次和安全领域变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随着全球政治时代的来临,北极地区议题的安全化也日益引人关注。作为近北极国家,中国兼具安全指涉对象和安全化行为体的双重身份,在北极地区议题的安全化过程中,既要关注自身国家安全利益,也要关注超越国家安全利益的人类安全利益。     

全球化中的奥运会和中国外交的新任务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国际关系的内涵和外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以北京奥运会为聚焦点的国际互动显示了当代国际关系的新特点:新兴大国的中国同西方传统大国在价值观方面进行了新一轮的碰撞、竞争和磨合.形势的发展对中国外交提出了诸如新兴大国和国际体系间的关系、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有序互动、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中国国际战略和内外统筹的有机协调等新任务.     

融合还是分立：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迁的逻辑

在新技术革命、新冠肺炎疫情等外部冲击下，国家行为体的权力、利益、观念等结构性变化驱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加速变迁。中美两国是最重要的国家行为体，代表制度整合和制度分立两股力量，双方的制度博弈将决定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迁的方向。未来，真正的多边主义与伪多边主义、全球化和逆全球化、霸权和反霸权将在国际舞台上不断角力，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网络将呈现复杂性增强和区域化增进的特征。面对中美两国的制度差异，需要承认制度多样性，提升制度包容性，才能深入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南亚安全格局重塑与“一带一路”的推进

南亚安全格局的现状是以印度为中心的非对称性安全格局;同时南亚地区的国际组织发展滞后,非国家行为体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地区安全格局有着显著的影响。"1947年结构"和"1962年结构"是影响南亚安全格局的结构性因素。随着新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加入和决定安全结构的行为体间博弈规则的变化,特别是印度邻国政策的调整,南亚安全格局正经历着缓慢的变化。在南亚安全格局中,中国是南亚地区重要的外部平衡者。上述南亚地区安全格局对"一带一路"的建设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为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应防止印度门罗主义的升级,提升南亚国家安全合作水平并寻求与印度在南亚地区发展援助方面的合作。     

制度变迁与权力博弈：国际货币体系的双重困境

在国际秩序变革期,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和安全状况出现新的特征和问题。在体系演进的不同阶段,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核心逻辑不同。在运行之初和体系修正时期,制度变迁是核心逻辑,而在霸权护持和体系重构时期,权力政治是核心逻辑。由此,对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解释需要综合考虑权力逻辑和制度逻辑在国际货币体系不同阶段的相互作用和共同影响。从制度逻辑而言,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存在的诸多问题依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甚至有更加恶化的趋势,主要包括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困局、全球宏观经济失衡与调整不力、汇率波动与失调持续加剧、全球货币治理组织低效等,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的“均衡困境”持续存在。同时,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已步入霸权护持期,权力博弈和大国竞争更加显著,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又陷入新困境,即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国美国无意或无力修正体系的根本性问题和解决其结构性矛盾,转而运用多种方略维护美元霸权,但这些霸权方略的反噬效应,使国际货币体系变得更加不稳定和不安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和权力政治博弈逻辑下的新旧困境交叠,维护国际与国家货币安全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由此也为相关研究带来一个新的研究议程。     

地缘性介入与制度性嵌构：美国亚太区域水安全外交战略

根据地缘利益诉求(攻势/守势)与跨国流域水治理程度(工具性/制度性)两个指标,可以将"水安全外交"界定为国家以及相关行为体围绕跨境水资源安全问题展开的博弈行为。水安全外交包括冲突预防型、霸权引导型、水互动冷漠型和治理后现代型四种类型。作为霸权引导型的美国水安全外交战略,其核心是通过水的全球治理来巩固其全球霸权地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大国的地缘性介入,保障其水外交的战略利益;二是通过对区域水治理体系的制度性嵌置和重构,保持其水外交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美国通过水外交的四条路径(联盟和议题联系方式、同水外交大国的协调方式、国际组织议题嵌入、网络化伙伴关系)推进水安全外交政策和安全战略的制定。在其水外交进程中,国内外的动因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通过水安全外交拓展自身在亚太的地缘利益诉求,推行美国价值观的水治理原则和规范,嵌构以美国为核心的水安全治理体系,遏制地区大国(特别是中国)的水话语权,以最终实现美国在区域水—能源—粮食纽带安全中的战略优势平衡。     

自下而上的规范制定与网络安全国际规范的生成

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给国际和平与国家安全带来威胁,而网络安全国际规范还处在生成的过程中。各国政府致力于达成一定的规范共识,但常常受到国家间政治博弈的影响。在此情况下,互联网企业及非政府组织开始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积极参与到规范制定中,并提出了不少有别于现有规范成果的规范倡议。互联网企业及非政府组织期望严格约束国家的网络空间行为,并在网络安全治理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们提出的规范倡议从多个方面弥补了现有规范的不足。在现实中,主导规范制定的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既相互利用,又持续博弈,互联网企业及非政府组织在规范制定进程中的权力与影响力受限。联合国信息安全开放式工作组及少部分国家有限度地向非国家行为体开放,使经过挑选的部分规范倡议进入政府间规范讨论议程,但国家间的分歧与博弈又阻止了这些规范倡议成为受到认可的国际规范。尽管如此,国家间博弈方式的转变,即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用互联网企业及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为政治博弈服务,以及公私关系更为平衡的新型网络安全治理模式的构建,为互联网企业及非政府组织争取更大的规范制定权力提供了机会。     

中国官方非传统安全观的历史演进与逻辑构成

中国官方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关注和重视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先是以“新安全观”的名义,在国际场合提出一种非传统的国际安全观,后又以“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提法,在中国国家安全实践中表达了一种非传统的安全威胁观,最终在2002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非传统安全观。此后,中国的非传统安全观不断发展和丰富,在理论内在逻辑上既有对安全构成要素的非传统认知,又有对安全影响因素和安全威胁因素的非传统认知,还有对安全保障问题的非传统认知,而且在这些方面又都包括了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两个领域以及国家安全中的对外安全与对内安全两个方面,因而成为一种比较全面系统的非传统安全观。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展开的国家安全论述,再次从安全构成要素、安全影响因素和威胁因素、特别是安全保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彰显了中国这种既包容非传统安全问题又包容传统安全问题的综合性非传统安全观,其中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开创了一条国家安全保障顶层设计的新思路,在法治尚不健全的中国具有强烈的非传统安全保障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