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犯罪农民工再社会化探索——以广东F监狱为例

农民工作为城市化过程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保障，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民工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又是身份社会的受害者。现在的问题是，第一代农民工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已经出现，他们与农村渐行渐远，却又难以融入城市，且处于城市生活的“显歧视”和“潜歧视”之中，尤其是在“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正呈上升趋势的情况下。本研究从其中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入手，以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人的社会化为视野，予以关注和探讨。     

“怪咖”青年与城市公共空间建构——以北京奇遇花园咖啡馆和科学松鼠会为例

“怪咖”与“罗莉”、“御姐”、“宅男宅女”一样，是青年人网络互动常用的空间符号，意指Geek（极客）、“怪蜀黍”等某类新奇古怪、特立独行、有主张有趣味有创意的人。通过对“怪咖”们共同行为特征的分析，了解他们是如何从别具个性的个体凝合为彼此认同的群体、如何在社会交往中建构身份认同以及如何进行青年人多元公共空间构建的。网络与现实生活的交错互动，实现了“怪咖”群体的空间生产与身份再建构。“翻墙”、Twitter等类同的互联网工具，“推友”、“G（geek）友”聚会，以及各种有趣的活动，共同建构着“怪咖”们的交往身份与互动空间。与此同时，“怪咖”们又通过地理实体空间、网络虚拟空间等介质，建构了以交流分享、大众传播为主功能的公共空间，以别具特色的主题聚合人群、划分群界。通过奇遇花园咖啡馆与科学松鼠会两大青年群体的经验研究，阐述“怪咖”群体建构公共空间的动力、方式与过程。     

论影响城市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四个维度

城市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尴尬境遇的实质是传统与现代“农民”意义的称谓认知性偏差。从宏观的角度,存在影响城市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四个维度：即认知固化、体制禁锢、乡土记忆、城市体验。因此．只有把农民工问题视作乡城迁移者如何获得农民工“市民权”的问题．即事实性的城市归属与适融问题．而不是简单视作“农民工”的权利问题．给予某些临时措施性关怀．农民工问题才可能获得真正解决．     

服务业农民工日常生活境遇与弱势地位的形成

以居住条件、人际交往、消费娱乐和身份认同为主要特征的情境化日常生活塑造了农民工群体生活体验的背景以及社会活动的范围,城市的个人体验以固定的生活方式表明了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同质性和凝聚性程度的增强,以及在城市生活中弱势地位的形成过程.同时,外部存在的国家传统政策的限制、城市社会体系的排斥以及自身客观因素与主观认识都进一步强化了农民工对于本群体共同利益与共同生存条件的认识.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基于对武汉市两代农民工的调查

2010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凸显了农民工问题的新特征以及探讨和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迫切性。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具有明显不同的群体特征,在融入城市进程中既具有自身的优势,也具有农民工惯有的认知障碍。消除居住分离,搭建社区交流平台,取消“农民工”身份称谓,加强群际接触,是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有效措施。     

浅议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有效途径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在我国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农民工”已经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优势，使其在身份、地位、价值观念及工作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和社会过程：对于推动我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促进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     

城市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初探

《城市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初探》一文提出了一个十分现实也相当紧要的问题。城市社会对农民工采取的是“经济接纳，社会拒入”的双重态度，使他们在劳动就业、社会福利、民主参与等方面的权益被极端忽视。问题的产生有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观念等诸多原因。刘家鑫先生呼吁，要切实加快社会改革的步伐，尽快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     

结构性贫困：流动农民工的弱势处境分析

城市流动农民工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庞大的流动群体，是社会流动的主体，每年春节前后的民工潮是其最突出的表现。中国流动农民工总数在8000万人至12000万人之间，而且每年约以100万人的速度增加。中国流动农民工是一个在不断增长的群体，如果将这部分农民工与本地城镇中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相加，则人数超过2亿，接近中国城市居民的总数。无论从其特点、经济基础、组织管理，还是从群体意识来看，均成为可以和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并列为转型期中国的三元结构中一元。农民工整体上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其经济与社会地位低下。流动农民工作为边缘群体在城市社     

农民工问题：新形势下的“应变”新思路——访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成杰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在工业化、城市化及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形成的一种独特社会现象与社会群体，也是我国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宝贵人力资源。目前，伴随着这一群体数量的发展壮大，如何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已成为关系到我国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的关键所在。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了全国人大农委副主任委员尹成杰。在他看来，当前农民工从规模、结构、整体素质以及维权意识和择业理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从走出去到留下来——农民工诉求的新变化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劳动效率大大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进入城市,获得了新的身份"农民工"。但随着农民工群体的自身变化,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农民工进城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存,他们开始思考"发展"的问题。留在城市,获得市民身份,是农民工的新追求。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身份问题研究

农民工是世界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概念,是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由于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出现的危机,使得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由此产生了诸如农民工在城市总体上就业工种差、加重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双重边缘人”的认可、新生代农民犯罪率有提高的趋势等问题.加大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宣传力度、在全社会形成关心农民工的良好氛围、注重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进行户口、福利、土地等制度的综合改革、改变现行户籍的制度、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以及实现住房制度的改革,是消除农民工身份认同危机的有效措施.     

基于社会资本论域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近10年来,随着我国城乡二元壁垒的松动及市场化、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据守农村的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纷纷走出土地、步入城市、实现自身职业的转换,成了我国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阶层。但是,由于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域障碍的存在,他们身于城市经济制度有限接纳与社会制度排斥的夹缝中,是具有双重身份的“亦工亦农”群体,他们虽然进入了城市但却难以真正融入城市;虽然实现了职业的改变,但却没有实现社会身份的转换。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已成为转型中国由传统文明转向现代文明而面临的重大课题。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中国乡村社会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是现时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群体。由于制度建设滞后、农民工自身能力缺失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是只具市民化意愿而并无市民化自觉之群体，他们不能完全融入城市又不能安守农村，普遍处于“双重边缘化”的境地。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乡村地区的人才流失，阻碍了乡村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提升农村生活方式的吸引力，强化新生代农民工对乡村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畅通政治参与渠道，大力培养“新型农民”，将是中国乡村社会建设的科学发展之路。     

“城市新移民”公民权的缺失及回归探析

本文通过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移居城市的农民工群体———城市新移民的公民权缺失与回归,旨在探析此群体公民权实现的方法和途径。运用马歇尔的公民权分类,主要从公民身份和社会变迁视角研究农民工到城市新移民的身份变化和在此过程中公民权的缺失,由此分析并得出公民权缺失的主要制度原因是户籍制度这一基本结论,并进一步探析了实现公民权的路径和方法,即必须消除社会排斥现象,保障城市新移民与城市原有居民享有同等的公民权,顺利实现该群体的城市融入。     

青年身份认同的“微”建构

青年身份认同本质上是文化身份认同,核心是价值认同。作为一个建构过程,青年身份认同包含“认异”“求同”“聚类”三个环节,内涵自我身份认同、群体身份认同、文化身份认同的逻辑统一。微空间作为当代青年公共表达、日常交往、文化娱乐的重要场域,深刻影响青年的话语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微空间中多元冲淡主导、动态多于恒常、形式高于内容,使得青年身份认同度明显低于现实社会,出现方向感弱化、无力感滋生、价值感模糊的身份认同危机。聚焦微空间中青年身份认同建构,需要吸纳微话语,强化微叙事;融合微媒介,改善微传播;建构微文化,提升微引领。     

农民工就业难在哪

目前,农民工就业难以及保障的缺失问题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话题。受教育程度不足导致自身就业选择空间的狭小、现代科技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所造成的就业岗位减少、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造成的身份尴尬而难以被城市完全接纳,是造成农民工就业难、就业不充分、就业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应下大力气妥善解决农民工就业难题,着力构建令农民工群体充满现实获得感的新时代充分就业新局面。     

从封闭到开放：农民工群体城市融入的社区治理创新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户籍制度下的社会排斥极大地影响着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与和谐社区建设的实施。社区作为城市空间的基本单元和重要组成部分，在顺应社会结构转型，促进社会融合，进而推进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以城市社区为突破日，以全体社区成员为导向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社区文化的融合与共享，创新开放型的社区管理理念，逐步消除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性排斥要素，促进他们的城市融入，最终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转变。     

农民工问题事关社会稳定

农民工市民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在就业、生存、维权、心理、交往、身份认同、自身素质等方面面临着困境,从而对农民工阶层在心理和行为上产生了不利影响。农民工阶层具有较为严重的剥夺感,难以建立起对城市群体与社会的精神归属感,对政府、城市社会和市民的信任度不高,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失范倾向,这些问题的存在危及社会的稳定。     

浙江农民工群体生活状况调查

当前很多地方相继出现了“招工难”、“用工荒”，其实这种“难”和“荒”在前些年也相继出现过。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所谓的“用工荒”？造成这种“用工荒”的背后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状况究竟怎样？浙江是农民工大省，截止到2009年6月底，有农民工1800万。浙江对农民工在制度安排、政策设计上都作出了巨大努力，通过完善身份和情感认同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我们就以浙江省为例，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对这一问题作一讨论。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能力的群体差异性分析及政策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入,除了要从宏观制度上把握症结所在之外,还需要从该群体的内部差异性着手,分析何种原因造成了同一群体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社会能力的差异性是普遍存在的。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出生地、是否接受过职业教育等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能力上表现各不相同。因此,政府有必要从当前的农村文化建设以及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改革入手,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能力,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到城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