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治理背景转换下的社会救助转型:从保障生存到促进发展

贫困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是一个"持续—波动"的连续谱系。伴随着贫困状态在平缓与波动之间的循环演变,贫困治理也在以社会救助为主体的常规性治理和以反贫困运动为主体的突击性治理之间不断转化。基于"对象—需求—目标—体系—机制"的贫困治理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变迁和贫困治理的系统开展,中国贫困对象及其需求已经发生了质的转换,贫困对象从绝对贫困群体向相对贫困群体扩展,贫困对象的需求则从基本生存需求向多维发展需求延伸。随着贫困治理背景的全方位转换,社会救助作为"后扶贫开发"时代贫困治理的主要措施,也需要实现制度转型:确立保障生存与促进发展相结合的目标定位;在补齐社会救助制度短板的基础上,构建保障生存型和促进发展型救助制度体系,并加强二者的联动;在对象识别、分类救助、管理协调和业务经办等方面改进和创新社会救助运行机制。     

相对贫困视域下农村老年人反贫困制度构建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扶贫工作的政策供给将由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尤其是农村人口老龄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农村老年贫困成为长期制约我国农村地区发展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消除农村老年贫困,系统构建农村老年反贫困制度,不仅契合了贫困治理的底线思维,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构建新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迫切需求。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表现为物质收入的相对贫困、基本能力的相对贫困与基本权利的相对贫困。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治理路径有赖于加速提供建立普惠式的社会保障体系、探索建立健全社会资源整合制度、激发农村老年人反贫困的主体自觉。     

面向共同富裕的相对贫困治理：本质内涵、转向架构及路径选择

相对贫困治理是中国脱贫攻坚取得重大成果稳步迈向共同富裕、扎实推进现代化进程中亟须研究的时代命题。治理相对贫困必须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时序目标,需要嵌入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布局,逐步扩展和丰富相对贫困治理内涵。设置和构建与共同富裕目标衔接贯通的方法体系,尝试从治理理念、治理空间、治理行为、治理标准等核心内容进行转向建构,提升相对贫困治理体系包容协同性。聚焦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重点,文章着眼从方法论、宏观、中观、微观分层研究结构,将前提、起点、过程、结果的归正贯穿于高质量发展、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志智双扶机制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措施的细化设计中,更为清晰和系统地展现相对贫困治理进路。     

农民合作社发展与相对贫困治理协同推进机制研究

农民合作社的综合化发展与相对贫困的多维治理具有内在的理论自洽性，这为双方协同推进机制构建提供了基础条件。在绝对贫困治理阶段，合作社因其制度益贫性成为精准扶贫的重要组织载体。随着组织成员异质性不断增强，为了满足社员的多元化需求，合作社不断拓展经营业务。这使合作社能够从不同维度参与治理相对贫困的实践活动，帮助化解相对贫困群体的多维贫困难题。通过双方协同机制的构建，一方面有助于依托合作社建立融合资产收益扶贫、合作养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社区性服务业为一体的治理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合作社增强资金实力、培养合作人才、增进与政府的信任关系，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     

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的类型划分及治理机制

随着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我国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重点的后脱贫时代。依据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关系,以及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的新表现,知识贫困、精神贫困、隐性贫困和代际贫困是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的主要类型。为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促进相对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亟需树立相对贫困治理理念、制定相对贫困治理标准、整合相对贫困治理路径、完善相对贫困治理制度,确保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按理办事、有据可循、有路可行和有法可依。     

相对贫困治理视角下的中国社会救助改革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随着绝对贫困现象大规模减少乃至基本消失，我国贫困形态和贫困治理任务发生了重要变化，相对贫困问题逐渐进入议事日程。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的理论视角转换，对于如何界定和看待贫困、如何开展贫困治理均有重要影响。相对贫困具有程度的层次性、领域的多维性、人群的边缘性、分布的空间差异性、转化的时间动态性等五个方面特征，给贫困治理带来了不同的启示。在相对贫困阶段，社会救助仍然是贫困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但这一制度需要关注新的贫困现象、贫困人群、贫困目标，并据此对制度本身进行相应调整，确定科学合理的相对贫困标准、实现制度的城乡统筹、提升施助的精准程度、协调主体的多元参与，从而更为有效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后扶贫时代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

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是重大民生问题，在脱贫攻坚行动的助推下已取得历史性成效，但仍需持续关注。农村老年相对贫困具有增收渠道有限、更容易陷入多维贫困、留守独居方式加深贫困程度、社区贫困加剧贫困脆弱性等特征。基于农村老年人对社区的依赖性，可以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主观空间三个维度构建农村老年贫困治理的空间再造理论。实践中，互助幸福院融合了居住空间和生计空间紧密联结、守望相助的传统得以保留、主观福利得到提升等实践优势。后扶贫时代，结合空间再造理论和互助幸福院的实践探索，改善物理空间，打好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底色；优化社会空间，提升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成色；提升主观空间，增强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亮色，对于我国贫困治理意义重大。     

可行能力提升视域下我国城镇相对贫困的识别标准与治理路径

在新型城镇化与城镇结构转型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城镇相对贫困的隐患日渐显现。现阶段我国缓解城镇相对贫困面临识别标准缺失与治理体系缺位两大现实困境。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包含收入与福利维度的经济条件、政治权益、社会机会、防护性保障及透明性保证共15项指标的城镇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旨在为精准识别我国城镇相对贫困群体提供标尺。以提升个体可行能力为主要内容的协同治理体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以国家为主导,提供提升个体可行能力的制度性保障;以个体为核心,培育个体的内生可行能力;以市场为媒介,提升重新赋予个体可行能力的效率;以社会为依托,拓宽提升个体可行能力的渠道。在消除绝对贫困的新时期,应据此形成缓解我国城镇相对贫困的治理路径。     

构建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基本原则与实践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为我国2020年后的贫困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2020年后,我国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要遵循延续性与创新性相统一、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实践性与前瞻性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应立足于相对贫困的特殊性,分别从治理主体机制、识别机制、协同机制、衔接机制等四个方面,构建起一套不同于绝对贫困的全新的治理机制,为2020年后我国相对贫困的缓解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走向共同富裕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研究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开启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征程，扶贫战略也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不充分、不平衡发展导致的相对贫困，扶贫事业进入以解决相对贫困为目标的阶段。新的贫困治理阶段需要及时调整贫困治理的方向以顺应相对贫困治理的需求。因此，应在治理模式上由超常规的集中治理转向常规性治理，治理动力由外部推动为主转向以内生发展为主，治理目标由解决生存问题转向解决发展型问题，治理思路由事后扶贫为主转向扶贫与防贫并举。同时，要从建立贫困识别检测机制、完善长效稳定增收机制、培育主体发展动力机制、构建城乡统筹扶贫机制、健全社会保障兜底机制等五个方面构建走向共同富裕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     

相对贫困的马克思人学阐释及其三重维度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引致贫困形式的转换，相对贫困成为贫困治理的重心。为厘清相对贫困的具体内涵和治理方式，大量研究对此做出阐释但普遍存在着两大误区。从马克思人学理论出发，治理相对贫困成为人均衡而充分发展的重要前提，据此从人的主体性、本质的丰富性以及能动性这三重维度出发重新审视相对贫困的主客相对性本质、多维性表现以及内源性要义，并深刻把握相对贫困的人学内涵。     

从杭州困难群体贫困特点看社会救助政策的完善

困难群体的贫困问题是一个关系民生、关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问题。通过对杭州市三个农村和一个社区的入户式调查，在对大规模问卷资料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困难群体的贫困主要以相对贫困为主、“夹心层”准贫困现象突出、叠加贫困问题严重且贫困的地区差异显著。因此，应当推进和完善目前的社会救助政策，加强对相对贫困的关注，落实分类救助思想，构建多内容、多层次的救助体系，缩小贫困的地区差异，促进社会公平。     

隐性动态贫困的识别与治理——兼论反向国债作为扶贫济困新思路的可行性

“隐性动态贫困”的识别与治理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我国扶贫济困工作未来所面对的主要挑战。传统治理工具主要应对“绝对贫困状态-相对贫困状态”路径及存在可识别的贫困表征的相对贫困问题,较难对“非贫困状态-相对贫困状态”路径的相对贫困问题进行有效的识别与应对。以“隐性动态贫困”问题的有效识别与应对为目标,国家应推出反向国债作为一种新的扶贫济困的治理工具,以作为传统扶贫济困治理工具的补充,为相对贫困中的“隐性动态贫困”问题的识别与治理提供新思路。     

国家贫困治理体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十八大以来,国家贫困治理体系"四梁八柱"的顶层设计逐渐形成,为各地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政策保障。但政策落实环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造假等问题,不仅造成了政策执行低效,也影响着干部群众对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理解和认可。鉴此,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维方法,以贫困农户、贫困社区的需求为中心,优化精准扶贫的政策体系和执行体系,对于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重点领域在于以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为指引,提升对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及其治理的认识和理解,将政治优势发挥与全面深化改革统筹考虑,用好政府、市场、社会三种资源三种机制,促进贫困地区、贫困社区和贫困农户发展的内生动力形成。     

防范城镇老年贫困的制度创新及对策

从制度上确保老年人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切实防止和减少老年贫困,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与社会政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因此,加强防范老年贫困的制度创新和建设,应该成为“未雨绸缪”的战略举措。     

美好生活的社会保护水准:社会政策体系中基本生活需要标准的建构

基本生活需要保障是我国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础。构建基本生活需要标准,关键在于瞄准相对贫困目标、构建福利认证标准和消除社会排斥状态。基于人类需要理论和国外基本需要战略等相关研究,应以民生保障、适度普惠、多维满足和防止伤害等为具体目标,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生活需要标准。这一标准分为最低标准和适当标准两个层次,包括收入、医疗、教育、住房和照料五个维度的货币指标和非货币指标。以"美好生活"为核心的新时代社会政策体系要在全面性与协调性、主动性与精准性、适度性与发展性三个方向着力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从消除绝对贫困走向解决相对贫困。     

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农业转移人口的贫困问题研究——基于国内文献的综述

在后小康时期，贫困治理的关键已经由消除显性的、单维的、农村地区为主的绝对贫困转向缓解隐性的、多维的、城乡两地兼顾的相对贫困，而农业转移人口作为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特殊群体，现已成为城市相对贫困问题的主要群体，其贫困问题也愈发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本研究通过对农业转移人口相对贫困研究的文献梳理，重点对我国农业转移人口贫困研究的重要转向、农业转移人口相对贫困的多维度呈现、农业转移人口致贫机理的理论探讨等方面进行系统性阐述，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习近平贫困治理理论研究

贫困治理理论发展的与时俱进,是实施国家战略的现实需要,习近平对贫困问题的高度关注是习近平贫困治理理论主要的产生缘起。习近平贫困治理理论的对策主要包括:精准扶贫与"精神"扶贫相结合,行政手段与市场资源相结合,中国扶贫事业与全球扶贫事业相结合等举措。以制度变革为基本前提,以党的领导为坚强保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力量,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途径,以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是习近平贫困治理理论的主要特质。习近平领导中国进行贫困治理实践,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理论,提升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进一步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制度魅力。     

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的百年探索:演进、经验与世界意义

基于历史科学的诠释思路,实现对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百年探索的政治经济学解读与“四维透视”,即对其“历史—空间”“革命—建设”“动员—制度”以及“社会经济事实—共同体形态”的辩证透视。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时代使命,深入剖析农村经济事实的基本面貌与变革趋向,科学谋划农村治贫的政策策略,并不失时机地推动农村治贫政策的战略迁移。中国共产党探索出贯穿生产方式全过程的治贫格局,构建了全方位的治贫协同机制,形成了“党建+”的立体化农村治贫生态。我国的农村治贫道路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矫正资本逻辑下的农村贫困循环,超越了资本主义贫困治理的制度瓶颈;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治贫贡献中国智慧,推进了全球减贫进程;铺就消除“三大差别”的现实道路,推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贫困的多因素、多层次治理逻辑与治理体系研究——基于宁夏三种扶贫模式的经验分析

研究贫困治理的逻辑问题,不仅要考虑经济增长与贫困的关系,更要考虑中国共产党坚持减少和消除贫困的决心、改革开放以来的体制改革、社会文化转型等因素,这是讲好中国减贫故事的关键。基于对宁夏贫困治理东西扶贫协作的"闽宁模式"、金融扶贫的"盐池模式"、易地扶贫搬迁的"平罗模式"的分析,构建贫困治理的逻辑与贫困治理体系,对精准扶贫的深入推进和成果巩固有重要意义。使经济发展惠及贫困人口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是贫困治理的政治定力;突出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联系实际、因地制宜,是贫困治理的活力来源;结合社会文化因素进行"造血式"贫困治理,是减少和消除贫困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