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团主义视角下的国家—社会关系

法团主义已经成为分析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重要视角。基于利益表达与聚合的法团主义分析框架可以区分为国家法团主义与社会法团主义。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制度安排呈现出明显的国家法团主义特征。随着分析的深入．法团主义研究者通过“解集国家”的方式探析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内在复杂性。将科层制等级、政府部门与官僚利益、社会组织利益、中国政治治理的历史遗产等因素引入到理论框架之中。但是,法团主义理论的内在问题一方面在于其制度安排内在的具有不稳定性且发展方向并不确定．另一方面更在于无法说明国家法团主义制度安排的未来走向．即无法建立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型的逻辑路径。     

依附、分立、嵌入:中国发展社会组织的三种逻辑

学术界关于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有多元主义、国家主义、法团主义三种模式.从中国实践来看,计划经济时期是国家吞噬社会,属于国家主义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加强社会建设以来,社会组织获得快速发展,正处在走向多元主义还是法团主义的关键时刻.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合作治理的世界潮流,未来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要在分立的基础上尽快实现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合作,走一条混合型法团主义的独特发展道路.     

结构转型中的“利益组织化”——法团主义与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述评

法团主义是一股兴起于欧洲大陆并在那里形成制度现实的思潮,它是一套针对多元主义理论"缺陷"、分析"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在对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探讨中,一些学者尝试引入法团主义理论框架来解释社会的转型过程,拓展了"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思路。但也有一些学者对这种分析路向进行了反思,通过分析法团主义在欧洲生存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外部环境,结合中国的情况对这一理论框架对中国适用的有效性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若干质疑和批评。这些论辩促使学界更为理性地去认识和诠释法团主义理论,这对充实"国家—社会"关系研究不无裨益。     

国家-社会理论视域下的中国非政府组织及其发展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路径越来越多地运用于探析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特征、结构以及发展状态。在"国家-社会"二元论的影响下,市民社会论和法团主义论都隐含着国家与社会"零和博弈"的色彩,不利于深刻了解国家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国家-社会"互动论则把"国家"和"社会"在不同维度进行分解,将国家嵌入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嵌入国家的部分进行动态的分析,有利于探析非政府组织嵌入于国家与社会中的结构、组织方式、角色策略以及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公民参与及基层组织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策响应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在公民参与有限的政治体制中实现政策响应,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来实现民情表达。新加坡的国会大选是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但因为参与渠道的单一,国家与公民间形成了庇护关系。为了增强政策响应,新加坡政府建立了严密的基层组织网络,国家与基层组织间的关系体现出法团主义和庇护主义特征,基层组织则与社区建立庇护关系,并通过发展社会资本来增强社区参与,最终实现民情从民众到国家的传递。然而,由于国家、基层组织和公民三者间的庇护关系较为脆弱,以及法团主义模式具有片面性,都为政策响应带来一定障碍,也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合法性提出挑战。     

公民参与及基层组织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策响应的影响

在公民参与有限的政治体制中实现政策响应,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来实现民情表达。新加坡的国会大选是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但因为参与渠道的单一,国家与公民间形成了庇护关系。为了增强政策响应,新加坡政府建立了严密的基层组织网络,国家与基层组织间的关系体现出法团主义和庇护主义特征,基层组织则与社区建立庇护关系,并通过发展社会资本来增强社区参与,最终实现民情从民众到国家的传递。然而,由于国家、基层组织和公民三者间的庇护关系较为脆弱,以及法团主义模式具有片面性,都为政策响应带来一定障碍,也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合法性提出挑战。     

重建公民社会: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之一

改革开放过程中,作为公民社会的社会中间组织发展存在滞后。"强国家—弱社会"的新权威主义体制,虽然在转型初期发挥了独特的功效,但随着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与分殊化,越来越显示出结构性缺陷。当今中国诸多矛盾与困境均可以由此得到解释。没有公民社会充分发育基础上的民主,将是民粹主义的陷阱。中国可以借鉴大多数后发展国家成功采取的"法团主义协商制"路径,来发展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组织。虽然中国已经进入发展公民社会的黄金时代,但只有当代中国人进一步高瞻远瞩、开阔视野、勇于创新,才能把握机会,迎接这个大转型阶段的来临。     

中国社会治理的历史变迁及当代启示

中国从传统到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治理的方式也在发生重大变革。这种变革是社会环境变化与社会治理主客体互动的结果。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由于实现了社会价值一统、强调礼制教化以及充分发挥了基层宗法与行会组织等社会组织的作用,实现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近代社会面临着社会文化、政治形态、社会结构的转型,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实现了国家政权向基层社会渗透,在国家法团主义模式下重组社会,但由于国家权威不足及没有充分尊重社会自发秩序而出现社会治理失败。     

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多维空间与空间构设

基于国家疆域的地理空间、共同利益的价值空间、历史文化的情感空间、制度结构的规范空间,体现着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空间的多维属性。在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阶段,边疆地区国家认同空间的构设,呈现为文化主义与族际主义、国家整合主义与区域主义的价值取向与行动逻辑。当代中国由国家主导,边疆社会、内地社会、民族自治机关、民族精英及域外力量共同参与、相互作用下的边疆地区国家认同空间构设,深受传统疆域观的制约与影响。各构设主体间的关系也存在着合作、博弈、冲突等模式,并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国家认同问题。在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通过社会管理的完善、社会发展与民生保障、以“合”为取向的中华历史叙事与文化建设、以“法”为中心的边疆治理体系革新,当是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多维空间构设的必然选择。     

基于义田制度的清代团体土地所有权考辩

以义田为代表的清代团地土地,是清代土地所有权的重要形式之一。清代法律对团体土地所有权的规制,主要从设立途径、运行模式、保护源泉三个方面着手。清代团地土地所有权在宗族等主体上的设立过程,体现了民间力举与国家力推的特征。清代团体土地所有权采用近乎苛刻之运行模式,是封闭主义与回避原则的作用结果。宗族法与国家法的二元合力,则形成了清代团体土地所有权的保护源泉。清代团体土地在发挥稳定基层社会、促进宗族和睦的作用同时,也阻碍了商品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发展。研究清代团体土地所有权,不仅具有构建中国传统物权制度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从哲学维度看国家与市民社会建构的关系

国家与市民社会建构的关系,一直是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重要问题。在对中国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研究中,有“新权威主义”、“民主先导论”和“强国家——强社会”关系模式,都强调国家权威对社会的介入,但都忽视了市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然而,承认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相对独立性才是正确认识二者关系的前提,只有保证二者的相对独立,特别是市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才能真正实现市民社会的发展和完善以及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新发展与中国构建"国家-社会"关系模式的现实选择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20世纪,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就一直是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与核心.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从本质上揭示了两者的真实关系,随着时代的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提出"政治国家-市场经济-市民社会"的国家与社会结构新模式.这一理论转变于中国而言,就需要在"良性互动"的理念指导下,通过建构契合中国政治文化和现实社会条件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来践行市民社会理论所体现的"社会至上"理念,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共赢"式发展.     

改革共识形成模式的嬗变——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社会意识是在国家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中产生的,因此,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或有助于我们洞察中国改革共识的形成模式及其嬗变历程。就理论而言,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时代的制度遗产以及中国经济发展主义的目标,相比市民社会的视角,国家合作主义视角或更能解释中国改革共识的形成模式。就现实而言,尽管"原合作主义"和"国家合作主义"这两种国家主导的模式,分别促成了20世纪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的两次改革共识,但该模式却遭遇了新环境的挑战。为了形成某种新型的改革共识,寻求某种新型的合作主义模式或是可能的选择。     

从强政府、弱社会到强政府、强社会——转型期广东社会组织发展的战略定位与模式选择

社会组织的发展是社会建设与管理的重要内涵，已有研究对社会组织如何发展的具体政策建议较多，但对于社会组织的战略定位及其在重构国家一社会关系中的功能有所忽视。广东社会组织的发展应该选择法团主义的发展模式，将社会组织定位为高效率的公益服务生产者，以此建构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关系，最终形成强国家一强社会的局面。     

当代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论域与展望

作为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政治发展理论方案的理论基础,当代中国国家—社会关系问题研究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本文对国内外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阐述了当代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分期、主要视角,并对其中代表性的市民社会理论、法团主义理论等的适用性及其限度作出了评述;此外,本文关注和阐释了新近国内外关于当代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研究所使用的处于社会中的国家、分类控制、利益契合等新的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今后的研究进路。     

"国家在场"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及发展

＂国家在场＂理论,主要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理论被引入中国学术界以后,许多学科将它作为一种理论框架来诠释中国的社会文化现象,取得了不少成果。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对国家、社会等有关概念的讨论以及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国家与民间信仰、国家与宗族等互动关系的探析。这些研究为＂国家在场＂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是作为＂舶来品＂,＂国家在场＂理论在中国的运用仍然需要继续进行学术理论的探讨与实践的检验。     

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形成模式的现代转型——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在现代社会,国家—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既是公共政策形成模式变化的环境背景,也是其深层次原因。改革开放前,在国家和社会高度重合的背景下,中国公共政策的形成模式是国家主导,这种模式与公共政策的现代性价值取向有较大的差距。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中国的公共政策形成模式正在由国家主导转向为国家为主导且国家与社会有限互动的模式。这一具有现代性价值取向的转型,表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开始了国家与社会的合作与互动,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更加得到重视和彰显。而受当下中国社会政治发展水平和国家—社会关系的制约,这一转型还有着渐进性、局部性和不均衡性等特征,其意义有一定限度。中国公共政策形成模式现代转型的最终实现有赖于国家—社会合作协调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国家和社会实现良性互动,使其最终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马克思主义国家消亡学说中两大基本命题的逻辑论证——兼对凯尔森观点的批驳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解读,可以从恩格斯的论述中抽象出有关国家消亡学说的两个基本命题:政治国家消亡定律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回归定律。凯尔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国家消亡学说中存在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与经济上的权威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一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消亡学说的错误理解。政治国家消亡不等于无政府主义,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回归也不等于经济上的权威主义,二者有各自的理论逻辑,并且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模式下辩证统一。     

从流动人口中管理模式的转变看城市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以深圳市为案例进行的探讨

在城市化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并以流动人口管理模式的转变体现出来.走在城市化进程前列的深圳,其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发生了从"压制型管理"到"监视型管理"的转变,其背后隐含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强制主义"到"法团缺位的合作主义"的变迁.这种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城市化推动的,同时也反映了城市化进程自身.     

国家角色的转变与新中国养老保障政策变迁

本文借助福利多元主义的视角,分析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角色在养老保障政策变迁中的转变。文章发现,自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的国家收缩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出现了国家回归的新趋势,这一转变是社会福利供给严重失衡所导致的结构性压力与政府执政理念转变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角色从收缩到适度回归的变化对理解中国社会政策体系的变迁轨迹及其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