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浅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许多学者纷纷把研究的兴趣转向环境哲学,企图进一步从理论上解释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环境哲学分为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两大学派。其中自然中心主义者主张应当把伦理学的视野从人扩大到一切生命和自然界,认为生命和自然不仅具有外在价值,而且具有内在价值,强调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特殊作用。支撑自然中心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的框架,可以总结为三个问题,即"自然价值"问题、"自然权利"问题以及"生态伦理主体"问题。     

为什么要反省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的症结在于这一看起来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常识观念在面对现实与历史问题时陷入了种种困境。人类中心主义采取一种主体主义的模式去定位人与自然关系，这严重局限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应当是确立在共同的生活世界基础之上的主体间性关系。人类中心主义所持的强烈的工具性及功利性态度使得生态价值难以转换为生活世界的内在价值，直接妨碍了人们理解自然与生活世界的内在关系并形成一种健康成熟的生活态度。人类中心主义作为立论前提的实践活动本身就需要作出深刻反省。实践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人类所具有的实践能力并非人类的特权，而是人类的职责。反省人类中心主义其实也是对“现代性”的反省，更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自觉批判。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困境”的解决之道

当前，解决人类面临的生存环境问题是当务之急，但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传统人类中心主义难以走出旧的发展困境，而自然中心主义面临“反客为主”的非合理性。因此，要想解决人类的“生存困境”，使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就必须确立一种科学合理的主体性原则，即建立“现代人类中心主义”。     

论环境生产中的主体

当下的“全球问题”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彰显紧张状态。而环境生产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两种生产”理论的发展，将自然主体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并与人类主体一起被确立为环境生产的“双重主体”。环境生产中的主体性研究，为解决当前面临的生态危机，更好地促进人类主体和自然主体有机的交融，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十分深远。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对立——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另一种逻辑分析

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关注生态危机、保护生态环境之时，西方学界也产生了关于“人类”与“生态”何者为第一位的价值争论，造成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两种生态观的截然对立。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自然观出发，首先对这两种生态观的价值、思维和限度做出阐释与比较。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内在矛盾也要求我们必须超越两者的对立，充分挖掘并吸收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理论资源，并借鉴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有益成果，积极探索适合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径。     

老庄道家自然主义思想及其价值

自然主义思想是道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与核心价值。自然首先是指自然而然的原则，其后具有自然界的含义。道家从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是自然界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的立场来看待自然，认为人与自然息息相通、和谐共存，人与自然本质同源，人类应该遵循自然规律。道家的自然主义思想反对片面强调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对矫正现代工业文明破坏自然的弊病有重要意义，对当代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生态文明、建构环境伦理具有独特价值。     

儒家人类责任中心主义观辨析

儒家以人为天地心、天地为人身的信念，开示出人必须要为自然万物负责的独特思路。依循此思路，可见出儒家许多核心命题，如“忧患意识”“内圣外王”“仁民爱物”等都蕴涵了人类有承担爱护自然的责任和义务。儒家“爱有差等”观念使人类承担的社会责任和自然责任是不相同的。这些内容使儒家生态伦理立场与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有着较大的差别。依照儒家生态伦理立场表现出的“责任”特征，可将其概括为“人类责任中心主义”。     

儒家人类责任中心主义观辨析

儒家以人为天地心、天地为人身的信念，开示出人必须要为自然万物负责的独特思路。依循此思路，可见出儒家许多核心命题，如“忧患意识”“内圣外王”“仁民爱物”等都蕴涵了人类有承担爱护自然的责任和义务。儒家“爱有差等”观念使人类承担的社会责任和自然责任是不相同的。这些内容使儒家生态伦理立场与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有着较大的差别。依照儒家生态伦理立场表现出的“责任”特征，可将其概括为“人类责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正义探析

人类中心主义作为生态伦理学的一个重要主张,不同于"人是宇宙中心"的古代人类中心说,也不同于"人定胜天"的近代人类中心说,而是以人类整体利益为核心,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现代人类中心说。人类中心主义不是非人类中心主义者所认为的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也不是生态正义的反对者,现代人类社会的生态危机反而是人们没有正确践行人类中心主义的结果。人类中心主义不仅是人类保护自然环境的理论基础和强大动力,也是生态正义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     

从"人"的角度去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性质——类哲学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超越

当代环境问题的凸现,要求我们重新理解和定位人与自然的实质关系.西方环境伦理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基本上是沿着两个理论方向,即自然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而展开的.自然主义主张面向自然去寻找环境道德的理论根据,而人类中心主义则倾向于回归人自身去确立这种根据,双方都没有解决好这一理论问题.而类哲学从人的实践本性出发,以"双重生命"观点为理论核心,从"人"的角度深刻地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性质.类哲学在一定意义上重新阐发了环境伦理学的理论性质,实现了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超越.     

“特色”与“特区”

今 年是 邓小 平 百 年 诞辰 ,又值 中 华 人民共 和 国建 国 55 周 年 。 从 报刊 、广 播、电视 、网 络 大 量 的 文 章 节 目 中 ,从 人 们 对 他的 真 切 怀 念 中 ,我 感 到 ,作 为 改 革 开 放 总设计 师 的邓 小平 同 志 ,似 乎 从 来就 没 有 离去,他其 实一 直 就在 我们 中 间。 25 年 的 改 革 开 放 ,使 “中 国 式 ”的 社会主 义 ,从横 向 看,既 不 同于 世 界 别 国;从纵向 看 ,也有 别 于自 己过 去 。 中 国特 色社 会 主 义 之所 以 成 功 ,我 以为得 力 于总 设计 师 邓 小 平 “做 模 型 ”、“建样板 间 ”的方 法 …     

说"诚"道"信"

"诚",是儒家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中庸》中说:"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古代的思想家从天地生养万物的自然过程中,看到了天地真实无妄、自强不息的特征,就把这种特征称作"诚",并由此推出人的行为准则:"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宋代理学大师程颐曾提出:"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自心而自弃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曾国藩也说:"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贤之德业,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所有这些都对人的本性、人的价值、人的使命提出崇高的要求,并激发人们用"至诚"的标准来规范自己,协调人与人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的道德进步.     

“棉花刘”变成“抢手刘”

年轻时,他首创亩产皮棉超百斤纪录,是远近闻明的"棉花刘,离休后,他带领农民科技致富,使老百姓的腰包鼓了起来,村民们争着抢着让他去讲课搞培训,人们又开始叫他"抢手刘",他就是彰武县离休老干部刘承福.     

“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成为我们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判断标准.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三个代表",解决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任务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也成为衡量我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的根本标准.党的两代领导核心,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刻,从不同角度,对当代中国的同一历史性课题--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了判断标准,其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两者相互联系,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三个代表”与“两个先锋队”

“三个代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在我们认真学习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要着重把握“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根本要求和历史地位等。为此，需要回答“三个代表”与“两个先锋队”的关系。“两股进步潮流”与“两个先锋队”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没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五种社会形态”的顺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开始，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课题：…     

“两个务必”与“历史周期律”

“历史周期律”作为反映历史、社会、国家、民族、政党、政权的兴盛衰亡的一种历史现象,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思考和探索的共同课题。胡锦涛总书记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重温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记毛泽东同志当年倡导的“两个务必”,牢     

"三个代表"与"三个考验"

“三个代表”的重大意义和生命力在于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现实问题,对“三个考验”的挑战作出了适时而有力的回答。     

“三山计划”与“南进政策”

~~“三山计划”与“南进政策”@李海涛 @张成林~~     

究竟是“形势”，还是“形式”？——对毛泽东著作的一处引用的看法

研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论者,往往要引用毛泽东于1926年9月1日写成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里的一句话:“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但是,论者在引用的时候又往往将“形势”作“形式”。虽只一字之差,然兹事体大,它歪曲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