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环境质量责任的法理与制度完善

2014年《环境保护法》规定的地方政府环境质量责任是对我国《宪法》加给政权机关的环境保护职责的立法表达。因为《宪法》早已确定了保护环境的国家使命、基本国策,遵循宪法规定,我国其他一些单行环境法也有关于政权机关环境质量责任的规定。2014年《环境保护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政府环境质量责任是"积极责任"或"建设性责任",而非不利法律后果。地方政府环境质量责任的另一面就是保护环境的权力。宪法、法律在加给地方国家机关维护或提高环境质量责任的同时,也赋予它们保护环境的"建设性权力"。地方政府环境质量责任的责任主体实际上是地方各级国家政权机关。对于政府环境质量责任的履行来说,更急需做的不是设计出对政府"问责"的方案,而是加强推进地方政权机关履行保护环境"积极责任"的制度建设,包括建立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规划制度、环境质量目标主义指导下的总行为控制制度和以改善流域等空间环境单元环境质量为管理目标的区际环保合作制度。     

环境质量改善目标下的规制工具整合研究

我国的环境规制正经历着从污染控制导向到环境质量改善导向的转型。在环境规制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日益复杂多样的规制工具。以污染防治领域为例，规制工具箱既包含了侧重环境质量目标设定的生态环境质量标准，对污染总行为进行控制的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也包括着眼于个体污染源的排放标准、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制度。这些规制工具呈现出过程控制与结果控制并存的特点，并在实体义务的设置上常有冲突之处。旨在整合各项制度的排污许可改革在程序上改变了工具原有的衔接次序，在实体义务上注重各工具要求的载明而非协调。碎片化的规制工具体系难以支撑环境质量目的的实现，应改革环境质量目标的设定，并对既有规制工具进行整合，助力规制目的的实现。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环境法学者的目标和使命

一、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存是环境法的目标 法律是社会利益的调节器,具有定纷止争之功用.环境法也不例外,是用以调整涉及环境、自然资源领域的社会关系,其目标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这也是环境法所追求的价值取向.     

政府激励视角下的《环境保护法》修改

当前主导《环境保护法》修改的"基本法论"是法律体系化思维的产物,其首要目标是环境法体系的完整性而非解决问题的实效,相应的修改并不能带来环境法实质功能的提升。确立政府激励机制,使其主观有动力,客观有能力履行环保职责是现代环境法的基本内容和成功经验。中国环境法的根本问题在于实施不力,症结在于政府激励不足。在单行法体系基本齐备而法律实施效果不佳的现实面前,政府激励才是《环境保护法》的核心价值和独特功能之所在。《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中有关政府责任的规定是一大亮点,但也存在诸多不足。《环境保护法》应定位为"政府环保激励法",以推动政府环保履职为目标,在体系和制度方面作出重大变革,并注重内容的可操作性。     

关于加强环境法治建设的总体构想

应该注意通过制定环境立法规划,逐步实现中国环境法的生态化,促进环境法向生态法的方向发展,更多地纳入和运用生态系统方法和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在实现环境法生态化的基础上,还应该以历史性转变的要求为指导,将环境保护、珍惜资源的基本国策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观纳入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中,逐步实现对包括宪法、民商法律、行政法律、经济法律、诉讼法律在内的整个法律体系的生态化。应建立健全维护环境法律权威和环境法治权威的司法保障体系,充分发挥法院和检察院在环境司法方面的作用。     

论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是我国环境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但是由于公众参与环保的法律机制没有较好地形成,使环境保护法的社会性大打折扣。从我国环境保护现状出发,借鉴外国环境法的有效制度,实现公众全方位参与环境保护,是立法的当务之急。     

环境健康风险的法典化应对

环境健康风险应对的政策探索正在引发环境法体系的变革，亟需厘清环境健康制度的价值定位并实现体系化完善。在2014年《环境保护法》修改之后，环境法体系对优先预防健康风险的价值追求日益清晰，包括公众健康利益较经济发展利益以及其他环境公益应具有相对优先地位，以及应对环境健康风险应树立预防理念等等。由于现行环境法在规制理念、规制模式、规制结构等方面不适应优先预防环境健康风险等需求，因此环境法在实施过程中面临难以克服的局限，需要借助环境法典编纂契机实现价值与制度的全面融合。为充分表达优先预防健康风险的价值，环境法典环境健康条款应当重点建立分类确定保护级别制度以及全过程风险评估与管理制度，并采用“总则共通性规定+分则特殊性规定”结构，综合协调现行环境法制度的“目标—手段—执行”规制结构。     

浅谈我国环境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对策

环境保护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倍受社会各界关注.环境法是环境资源的重要制度保障.本文吸收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立足我国实际,概述了我国环境法的基本内容和特点,分析了我国环境法在指导思想、调整范围、采用手段和机制、公益诉讼规定、法律责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应以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符合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来完善环境保护的立法指导思想,以提高环境保护法的效力等级为重点完善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建立健全以公众参与制度、污染源普查制度为重点的环境保护基本制度等对策.     

环境保护法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兼与李爱年教授商榷

本文以李爱年教授发表于《法学评论》2 0 0 2年第三期的《环境保护法不能直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文为商榷对象 ,探讨环境保护法能否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论证了环境法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     

浅谈环境法的公众参与制度

环境法公众参与制度是环境保护中的重要制度,对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我国环境法公众参与制度发展起步较晚,立法和制度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同时尚存一定的不足,导致公众参与程度不高,引起一系列公众参与环境管理、执法的冲突和矛盾,导致环境保护社会性并未完全体现。文章从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界定入手,对我国环境法公众参与制度立法现状和不足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从专项立法、信息公开制度和公益诉讼制度角度提出了完善建议。     

环境地役权探究

环境地役权是指为某种环境利益而利用他人土地的权利,它是保护环境的一种方式,是保护环境权利的一种物权制度安排,它是对传统地役权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在当今环境问题凸显的时代,环境地役权制度在环境保护方面有了很多创新性的运用,其大致分为:环境资源开发利用地役权、环境享用地役权以及环境保护地役权,环境地役权在法律生态化的时代很有深究的必要。     

在环境损害赔偿案中司法鉴定的作用

环境污染鉴定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中起着重要的举证作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是解决企业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问题的最佳途径,是公众参与环境执法,解决环境不公平问题的有效方式。本文就污染损害赔偿中举证倒置、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检测报告重性及环境污染赔偿鉴定规范化进行探讨。     

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的实证检视:以环境审判机构和环境审判机制为中心

环境司法专门化包括环境审判机构、环境审判机制、环境审判程序、环境审判理论和环境审判团队的专门化。从环境审判机构的设置类型和案件受理情况看,其"地方性"十足,即多是在当地特定时空内进行的本土化实践;而环境审判机制却颇具"普适性",即超越了特定时空的普遍的实践,并主要表现为宏观上的职权主义审判模式的偏好和微观上的裁判文书要素间基本缺乏内在的特殊关联。环境司法专门化须融合地方性与普适性。为此,应首先设计专门化的环境审判程序,然后再构建专门化的环境审判理论和环境审判团队。     

关于我国征收环境税的立法思考

环境税作为防治污染和环境破坏,改善环境的经济手段之一,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开征环境税将成为今后我国税收法律改革方向之一。制定并出台环境税独立税种,并与现有其他税种的“绿化”相互呼应,将成为开征环境税的基本“路线图”。     

论环境法上的强制缔约

环境法上的强制缔约重构了“政府——环境服务商——企业”的三元型环境行政管制框架.现行立法例中船舶污染清除协议、可再生能源强制并网收购协议、强制交售报废机动车协议等制度设定与执行需注意法律正当性问题.强制缔约制度移植的重心不在于“强制”,而在于将“缔约”或“合同”作为一种私法工具,以“自治”达到“管制”的目标.建议以倡导性规范或选择性规范将“环保商事合同”嵌入到《环境保护法》中,对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强制缔约可作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实施机制.     

环境教育立法研究

通过对环境教育的分析,指出目前在我国迫切需要对环境教育进行专门立法,并且通过比较其他国家的环境教育立法所确立的基本理念,提出我国在未来进行立法时应当遵循的几点基本理念。同时,对于未来环境教育立法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作用作分析,并结合我国现有的实践,提出我国未来进行环境教育立法时,所应当建立的规范体系。     

论环境法上的环境侵权——兼评侵权行为法专家建议稿

一、问题的提出 自环境问题产生以来，侵权行为法一直担当着解决环境纠纷的重任。从环境法的发生学角度，正是为了应对运用传统侵权行为法理论无法完全解决因环境问题而产生的纠纷的难题，才出现了环境法这样一个新兴的法律领域。这表明，环境法与侵权行为法有着天然的联系：一方面是侵权行为法应对环境问题的不足而产生了环境法，另一方面是环境法又促进了侵权行为法的发展。     

俄罗斯的环境保护与立法权

从20世纪90年代起,俄罗斯开始进行积极的生态立法活动,经过十几年的积累,形成了独具俄罗斯特色的生态法律体系及立法特点,积累了丰富的立法经验。其中关于生态立法一体化以及其他立法的生态化趋向,彰显了俄罗斯生态立法中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立法理念和价值诉求。但是,现行俄罗斯生态立法中也存在着立法活动与宪法原则不衔接的问题,而构建协调合理的生态法律体系,必须以能否遵守、实现和维护公民的良好环境享有权作为唯一评判标准。     

融环境教育于生活世界之中

环境法治需要特定类型的文化作为根基，这种类型的文化特点是公泉有强烈的环境权利意识。能自觉遵守法律，并在环境立法、执法、司法过程中能够广泛地参与。只有公束参与，环境法律文化结构中的观念文化与制度文化才能和谐统一，环境法治才可以实现。公泉法律意识的提高需要大众化的环境教育，公泉认同是环境权的本原。法科大学生作为公粟内的一个群体，对其进行环境法学专业化教育要立足于公粟生活世界基础上。     

论环境权的行政法保护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严重的环境危机引发了人们对破坏生态平衡等行为的反思,政府和民众呼吁法律体系要适应新时代需求,提供必要的强制性手段来保护已饱受摧残的自然生态环境。环境权主张是一种重要的环境保护理论,环境权是公民应当获得在良好环境中生活的一切相关权利。行政法作为国家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部门,具有平衡行政权和公民权的功能,在环境权实现上承担着重要的法律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