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笔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国内多个重要场合深刻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与挑战,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标志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确立为全党、全国人民的集体意志和奋斗目标。为深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理论智慧和实践意义,本刊编辑部特邀请五位学者以笔谈方式,分别讨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理论创新以及对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和"大国命运共同体"的深入思考,以飨读者。     

打造共同安全的“命运共同体”:分析方法与建设路径探索

"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和战略目的,具有正义性、和平性、包容性、综合性和科学性。它反映了一个崛起的中国如何处理与外界关系的思想理念。"命运共同体"建设首先需要中国运用物质力量来推动,但它拒绝简单地被"国强必霸"的传统思维来分析和理解。运用西方既有主流理论范式来理解和分析"命运共同体"有其局限。中国外交需要中国思维和视角。过程建构主义是主流范式之外的中国理论创新,它可以赋予中国外交政策及"命运共同体"以新的解释。但过程建构主义仍是单一范式研究,而由于"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复杂、具体的问题导向研究,因此,借用分析折中主义,并纳入过程建构主义来分析和考察"命运共同体",可以发现,"命运共同体"既是一个经济、政治和安全秩序,也是一个观念秩序;利益共同体是它的基础,安全共同体是它的保障,共有知识的建构是其最高标准。共同安全是"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保障和战略目标,即它展示的和平发展战略凸显了中国尊重他者的合理安全诉求;合作共赢原则反映了在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深化的国际格局中合作安全的重要性;伙伴关系战略则展示了中国探索和实践"同盟安全"之外的新安全观的外交努力。     

新时代,中国对日外交“新视角”——简评习近平“对日外交思想”

时值2018年中国进入新时代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中日关系也迎来了新的历史转机。在新时代和重大历史新起点上,中日都需要对彼此有新的认识,而中国的对日新认识和新视角则蕴含在中国新一代最高领导人"对日外交思想"的宏大战略运筹中。通过对习近平的"对日外交思想"的梳理、归纳和总结,不仅可以对近十年来的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从中国的立场出发加以总结,而且将中日关系放到习近平的"对日外交思想"这一宏大框架中加以展望,对认识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也具有十分特殊的战略意义。     

共生型国际秩序与命运共同体建设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须用一种新的思维来思考世界秩序以及建构一种符合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新秩序,这种新的世界秩序就是共生型国际秩序。共生型国际秩序强调国际行为体应具备共生观念,在这种观念下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冲突是可以用和平手段解决的,合作是可以实现的。命运共同体,作为建构共生型国际秩序的有益实践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共生观念。因此,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应遵循共生型国际秩序的发展规律与内在要求:从发展方向上来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没有固定的终点,而是处于一个共生度不断提高的运动过程之中;从内在要求上来看,要维持和优化命运共同体,必须遵守包括不触犯共生性底线、利益均衡分配、相互包容、尊重对方文化以及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基本原则,这样才能使命运共同体朝着和谐共生的方向发展。     

从“一带一路”看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机遇与前景

在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东亚地区局势变化、日本拓展海外市场的诉求增强、"一带一路"先期成果显著的情况下,2017年春季以来中日关系呈现改善势头,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发生变化。中日两国围绕"一带一路"对接合作的氛围升温,开始进入务实性探讨和初步合作阶段。2018年10月,安倍首相正式访华,中日双方签署了五十多项有关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在基础设施、金融、物流、能源环保、产业升级、现代农业、电子商务等领域将逐步开展合作。今后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过程中,将面临一些挑战,如美国因素干扰、中日关系不稳固、中日制度性差异、第三方市场不确定性、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等,需要中日两国共同努力,克服困难和阻力,促进中日关系良性运行,在合作中求同存异,携手共促本地区的发展和繁荣,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中俄命运共同体：内涵、基础与挑战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中俄关系也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命运共同体是中俄双边关系发展的共同需要，有利于维护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符合中俄双方乃至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中俄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将为地区和世界发展注入新动力，为国际秩序的稳定创造更多的积极因素。在内涵上，命运共同体包括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中俄两国积极的政治合作意愿、蓬勃的经贸合作势头、坚实的民意基础和共同应对外部挑战的需求为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建立了良好开端。但是，中俄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面临着国际、地区和国家层面的各种挑战。对此，中俄应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政治互信、优化贸易结构、促进民间往来和完善合作机制，不断为构建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新疆域的国际治理

极地、深海、网络、外空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新疆域,集中体现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注。当前新疆域治理面临着治理共识赤字等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全人类共同发展为目标,倡导共存、共建、共享等价值理念,其独特优势在于这一思想能够兼容不同的价值理念并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与新疆域的治理需求高度契合,有利于解决新疆域治理的主要矛盾。国际社会长时期的和平状态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使得新疆域治理的差异具备可调和性,也要求更大的包容性,这使得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领新疆域的国际治理成为可能。国际合作是在新疆域治理中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主要路径。作为新疆域国际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积极倡导在新疆域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维护和平价值、支持联合国主导等方面做出了表率。     

“安麻体制”与中日关系

安倍晋三再度当选日本首相后,日中关系倒退,日韩、日美之间的摩擦增多。安倍内阁首要国内政治目标是赢得2013年7月参议院选举,然后谋求修改战后《日本国宪法》,制定新的防卫计划大纲,突破战后国内自我约束和国际秩序。这是日本政治右倾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反映。为确保日本不脱离和平发展道路,适当的国际管控不可或缺,因而必须捍卫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妥善处理历史问题和钓鱼岛争议,促使中日关系重新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符合中日两国的根本利益和两国人民的愿望。     

2007朝韩首脑会谈评析

2007年10月2-4日,韩国总统卢武铉访问平壤,与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举行了半岛分裂以来的第二次北南首脑会谈,并发表了《北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荣宣言》.多方因素综合作用促成的此番北南首脑会谈不仅巩固了2000年第一次韩朝首脑会谈所开创的北南关系新局面,而且为北南关系未来的发展创造了新平台.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法治路径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海洋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而海洋法治建设则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通过海洋立法、修订已有涉海法律、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法律与规则的制定、坚决捍卫国际海洋法治等举措,推动了全球海洋治理和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应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进一步完善海洋法治体系,切实提高海洋治理能力,从而为全球海洋秩序变革做出自身贡献。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笔谈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是解决全球纷繁复杂矛盾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深入学习习近平"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本刊编辑部组织召开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座谈会,就习近平外交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展开了深入研讨,会后组织四位专家对各自的会议发言进行再梳理和完善,并分别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为题进行刊发,以期深化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内涵与政策实践的研究,引导学术界深入开展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学习和研究。     

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必要性、可能性及挑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自十八大以来推动建立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的新思想和新实践,它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不仅是中国的"世界梦"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策宣示,也是实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实践。拉美是中国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伙伴。21世纪初中拉经贸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双方利益日益融合,中国与拉美国家已初步建成互为发展的命运共同体;随着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及人员交流的扩大,包括走私、贩毒、有组织犯罪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影响中拉双方的共同安全问题;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及全球挑战的不断增加使中拉双方正在成为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政治命运共同体。但由于中拉经济结构转型调整、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美国因素以及中拉身份认同的变化,中拉构建命运共同体面临诸多挑战。在挑战面前,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与拉美国家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     

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必要性、可能性及挑战CSSCI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自十八大以来推动建立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的新思想和新实践,它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不仅是中国的"世界梦"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策宣示,也是实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实践。拉美是中国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伙伴。21世纪初中拉经贸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双方利益日益融合,中国与拉美国家已初步建成互为发展的命运共同体;随着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及人员交流的扩大,包括走私、贩毒、有组织犯罪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影响中拉双方的共同安全问题;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及全球挑战的不断增加使中拉双方正在成为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政治命运共同体。但由于中拉经济结构转型调整、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美国因素以及中拉身份认同的变化,中拉构建命运共同体面临诸多挑战。在挑战面前,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与拉美国家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     

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和构建思路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的态势更加明显。伴随亚洲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领域出现的新变化,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应运而生。亚洲命运共同体是在总结共同体发展历史和亚洲国家区域合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及亚洲地区的新变化所提出的制度和理念创新,应包括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人文共同体三个支柱。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基本目标是在亚洲建立和谐共生的新型国际政治秩序和合作共赢的新型经济秩序。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世界秩序观意蕴——兼论“天下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当代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智慧的体现。作为一种世界秩序观,其可行性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为解决当代世界秩序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合理的思路,该思路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回答其他世界秩序观都需要回答的问题,即如何确立良性世界秩序的主题、合法性根基以及正当性诉求。由"天下主义"与"世界主义"两种世界秩序观开启的世界秩序想象,恰好能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反思性的借鉴。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框架下跨境水资源合作的作用及意义

跨境水资源合作是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的重要领域,是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框架下开展各项合作的重点建设方面.自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框架建立以来,中国与湄公河5国在跨境水资源方面合作不断加强,6国基于合作框架下开展跨境水资源合作有利于促进区域内资源环境保护,缓解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用水矛盾,加强域内国家安全合作,提高地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推动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关系进一步向好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合作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层次发展,为建立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国际合作秩序巩固基础.     

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

中国是临近日本最大亦是最古老的国家,自东汉至今,中日关系错综复杂,而日本的对华政策,自古以来就是影响中日关系的一大因素。一直以来,日本以成为地域大国,乃至世界大国为目标。因此,基于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日本在不同时期制定了不同的对华政策,但是,日本的大国目标是排他的,尤其凸显于新世纪出现的零和式对抗,而自古以来中国的对外政策始终秉承以和为贵、德被四海的核心理念。即至今日,发展为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及特点的外交政策。中国期待开创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新局面,亦不惧来自日本的挑衅和敌对。     

深化中日经济合作,助推“战略互惠关系”

2008年,中日两国签署了《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但自2010年开始中日关系经历了一系列挫折,战略互惠关系的推进也受到不利影响。以2014年底中日达成改善关系的四点原则共识为起点,中日关系逐渐积累改善势头。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正式访问日本,显示中日关系重回正常发展轨道。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也获得新的推动力。当前,无论是中日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还是国际环境,相较十年前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把握中日经济合作的新契机,挖掘两国在双边和多边框架下的合作增长点,深化务实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是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向纵深发展的必由之路。不过,由于受到种种因素影响,中日务实合作的推进并不会一帆风顺,而需要两国政治家审时度势、悉心引导,也需要两国民间精诚合作、克服阻力、共创未来。     

在新的国际秩序中构筑中日关系的新平衡

中日两国在两千多年的交往过程中,双边关系既有处于平衡状态的时期,也有处于平衡状态被打破的时期。而对于中日关系的平衡状态起到巨大影响作用的主要有主客观两种因素。客观因素主要指不断变化的国际和地区秩序;主观因素主要指中日两国的历史记忆。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开启了国际秩序的新的深刻变革,而在新的国际秩序中,中日两国间的新平衡状态也将不会超出准世界大国与经济大国间关系这一框架。而为了进一步促进中日两国间平衡状态的形成,则有必要通过增强"友好记忆",弱化"对立记忆"来改善两国间的历史记忆。     

论日本“西南防御”与中日关系

自21世纪以来,日本逐渐将防御重点由东北转向西南,其中明显带有防范与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通过调整防卫体制与深化日美同盟,日本正在形成事实上的"西南防御"战略。2010年版《防卫计划大纲》的出台更进一步推动了其强化"西南防御"的战略部署。日本构筑"西南防御"体系的行为,严重削弱了中日两国间的战略互信基础,并对中日关系的发展造成了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