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的话语失序及其治理

受传统社会话语秩序的自由张力影响,网络话语失序是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危机的必然结果。在突发事件的强力冲击下,话语主体"集群化"、话语内容"失真化"、话语伦理"消解化"成为网络舆情中话语失序的集中呈现形式。结合突发事件和网络话语的结构性特点,话语失序的原因可归结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不同话语群体的身份焦虑与错位、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对的对话与表达机制尚不健全和突发事件网络舆情背后的多元利益诉求与抗争。以问题倒逼改革,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的话语失序现象进行治理,要求切实做好健全突发事件网络对话沟通机制、规范突发事件网络话语建构秩序以及加强突发事件网络话语生态治理等工作。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野下的教育政策运行分析

巴黎学派的布鲁诺·拉图尔进行了科学的"实验室研究",创立了"行动者网络理论",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描述社会建构的整体论进路,揭示出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与社会的复杂联系,推进了科学观的"社会学人类学转向"。文章借助拉图尔"行动者网络"、"对称性原则"、"必经之点"等理论观点分析教育政策运行中个体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交互关系,阐释了过程中的动态性及复杂性,为我国教育政策运行研究提供了网络分析、多元关系建构、田野研究等颇具实践操作价值的方法论借鉴。     

当代中国政策议程创建模式嬗变分析

政策议程的研究在当前学术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些理论范式较多地从即时的视阈对政策议程的创建过程进行解释,而缺少历时向度的考察与对比研究,因而只能对某一具体的社会问题如何进入政策议程进行个案式的说明,而不能归纳和概括一个特定时期政策议程创建活动的总体特征和一般规律,当然也就难以从宏观层面对不同时期的议程建构模式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因此,推进研究的深入发展亟需将个案式的解释模型上升为一般化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创建活动进行动态化的梳理和比较,实现由单一向度的分析视角向"立体化"、多维度的研究方向转变。基于这一思考,以探究政策议程创建活动的"情境转换"与"过程变迁"及其内在联系为主旨,以政策议程创建模式为分析单元,提出了体制-过程模型,并以此为工具,以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历史阶段的政策议程创建活动为考察对象,通过对三种政策议程创建模式的特征、过程及其背景的比较分析,力图在探究我国三十年间政策议程创建模式演进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对体制-过程模型的应用进行说明和验证。     

从公众话语走向政策话语:一项政策问题建构的话语分析

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实证主义逐渐兴起并演化成为一种潮流。与实证主义所强调的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所不同,后实证主义将价值多元和建构主义引入自己的视域。在这种背景下,话语模式也从以前的"实在论"转向"建构论",它要求人们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去感受、认知、体验和创建世界。在"建构论"视角下,公共政策的建构与传统的科学理性主义主导下自上而下的创设有所不同,它本质上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话语建构过程,因此成为一项理解政策问题建构的新路径。那么,现实世界中公众话语是如何建构成为政策话语的?我们寻访了四个方面的理论线索:存在一个话语能量场、公众话语的演进过程、形成话语联盟以及话语自身的价值追求,在此基础上初步勾勒出政策问题话语建构的分析框架。     

基于话语理论下的农村"一事一议"制度完善对策

话语理论倡导"一些人的对话",鼓励多元利益主体在"公共能量场"中展开平等而开放的对话.当前农村"一事一议"制度与话语理论的核心理念有着内在契合性,是基层民主决策的崭新模式.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农村"一事一议"制度在具体制度设计和操作中遭遇到一些现实困境.对此,应积极探求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促进"一事一议"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政策终结议程设置中的社会行动者:现象图景、知识介入及理论修补

政策终结议程设置是政府对问题政策进行识别及认定的过程,日益受到非政府组织、大众传媒、行业专家以及普通公众等社会行动者的影响。这种影响深刻地揭示了知识生产的社会弥散这一新的知识生成模式,社会行动者会自己寻求一些新的知识,加深对政策终结议程的理解并对政府的表现做出更明智的判断,政府很难再按传统的做法对其进行操控和限制。这就要求对政策终结议程设置的规则进行变革。尽管政策科学家提供了多样的规则方案,但大都以工业社会的个人主义假设为起点,忽视了以伦理特征出现的个人。因此,除了对政策终结议程设置个人主义假设进行理论修订以外,政府及其公共行政人员应秉持开放合作的视野,将社会行动者看作政策终结议程设置的助推因素,以此来发现公共利益并推进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后现代语境中的政策话语民主

20世纪80年代以后,哈贝马斯作为推动规范政治哲学复兴的重要人物,通过经典共和主义和康德自由主义的相互校正.提出了话语民主理论.之后一些公共行政学者基于后现代社会的某些视角,提出要重塑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机制.话语民主理论与政策过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联性.引入话语民主理论,倡导政策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政策过程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进我国政策现代化与善治的实现.     

城市治理动力机制: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

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研究利益联盟网络的形成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和新方法。从这个视角看,城市治理是异质行动者网络的组构和利益联盟网络形成、发展和更新的过程,是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构成的异质行动者网络的组构过程。由于异质行动者利益的多元化、异质化、利益需求的多样性以及满足其自身利益需求的各种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各异质行动者的自身利益偏好与其他行动者难免发生冲突。城市治理的问题转译是建构城市治理网络利益联盟的微观机制。     

寻找组织建构过程中的行动者——以Y市组建R局为例的研究

组织是行动者构成的组织,行动者的集体行动构成了组织本身。有别于"将组织看成既定存在"的传统主流组织理论,组织行动学派认为人是具有自主性的行动者,而组织是由行动者参与的一种"人为建构"。通过对Y市R局的设立及初步运行的考察发现,中国政府组织虽有官僚制的典型结构形式,但其真正的生命力来自于组织内外的行动者。以建构组织观分析考察当代中国政府组织,有利于我们深化对当前政府改革的理解,并为建构适应复杂性治理要求的政府组织提供启示。     

“邻避冲突”中的议程设置——基于R市的实证研究

从公共政策过程的角度,立足于现实的"邻避冲突"案例,使用历时性的分析方法阐释了议程设置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在中国大陆与核能开发有关的"邻避冲突"大多源自原有核能政策的垄断。民间群体想要打破政府对议程设置的垄断局面,必须经历核能政策垄断与"混合式"议程设置,公众议程的发起与新议程形象的建立,议程议定场所的选择与管辖权的争夺,议程的扩张与政策垄断的破坏,及"机会之窗"与"焦点触发",最终将自己面临的困境清晰地呈现给政策的制定者。案例表明,现实中自下而上的议程设置还存在诸多障碍:即来自政府方面的阻碍主要表现在体制和机制方面,来自公众方面的阻碍主要是其在参与和主导议程设置的能力上存在缺憾,来自大众媒体方面的阻碍主要是他们对议程话语权的操作和过度的风险放大。优化议程设置的可能性路径是:加强议程开启和沟通的制度化机制建设,建立和完善议程设定场所之间的统筹与协调机制,培育公众在政策参与方面的能力。     

中国食品安全规制政策的社会学习——以“馒头国标”为例

以"馒头国标"事件在我国引起的公众和媒体的热议为出发点,结合了政策学习和社会建构的理论,从政策学习的地方性即承认不同的行动者由于其不同的传统和利益对相同的政策学习范本有着不同的认知的角度,对我国传统食品行业通过标准化的形式进行食品安全规制的过程进行了分析。认为行动者对于标准的异质的地方性认知,导致了标准在形成之前、之中和之后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这种偏离也最终背离了实现保护消费者食品安全的初衷,在标准的执行中也注定面临着一定的困难。结合行动者产生地方性认知的背景,认为,社会对于标准的片面认同来源于通过规制获得资源的计划经济的遗毒,以及"超一流企业做标准"口号下标准相关知识匮乏的延伸;结合案例进一步反思了对于政策学习的地方性的"忽略",以及对于标准的社会功能的"夸大"所可能造成的危险。     

网络舆论对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

议程设置是廉政政策制定过程的重要环节,网络舆论对廉政政策议程设置有着积极的影响,包括丰富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逻辑起点,实现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多元主体互动,促使廉政政策象征性议程向实质性议程转化,加快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进程等。但是网络舆论也可能打造"伪民意",形成"伪议程",给廉政政策议程带来设置难度加大、甚至设置错误议程等消极影响。     

论环境治理中区域行动者网络的建构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政府治理效果的不佳与多元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诉求等,促使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成为应对复杂环境问题的新方案。面对跨域环境问题的共生性、外溢性与流动性等特征,为了有效地将多元行动者组织起来,应建构区域行动者网络这一新型的社会治理结构。亦即,只有打破现有官僚体制的封闭性并突破现有行政区划的界限,才能实现区域环境合作治理的良好局面。在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区域行动者网络的建构既是国家机构改革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利益多元抑或利益联盟——政策网络研究的核心辩解

政策网络的研究,缘起于"多元主义是否适用于现实中的美国政策过程"的质疑与追问,兴起了一场反多元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的争论与辩解,搅动了人们对于政策过程中利益多元还是利益联盟的本质探究,同时催生出诸如亚政府、铁三角、政策共同体、议题网络、倡导联盟等新术语.其中,亚政府、铁三角、政策共同体等术语,表明政府在与利益集团的利益联盟中实现对政策过程的操纵,公共政策只是一部分政府部门与利益集团狭隘利益的体现;而议题网络、倡导联盟等术语则表明公共政策并不只是政府与利益集团的互动结果,包括传媒、公众等在内的广泛主体都可以而且事实上也参与其中.在广泛阅读西方文献的基础上,疏理政策网络各种称谓和概念之间的前后传承关系,使充斥各种概念的政策网络研究清晰化和明朗化,同时运用利益分析的方法,揭示这些概念所隐含的内在意涵,理清政策网络研究的基本研究脉向,说明政策网络研究本质上是对"政策过程是利益多元还是利益联盟"这一问题的求解,表明政策网络研究旨在对政策过程作出最贴近现实的描述和理解.     

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及其支持性维度分析

顺应当前的行政民主化浪潮,政策执行中引入对话协商,即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代表了政策执行领域的一种对话性转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的支持性维度包括:动机性维度——利益偏好,保障性维度——行动与信任合作,政治性维度——话语民主,情境性与能动性维度——社会建构。这些支持性维度与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促进作用,共同推动实现政策执行过程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这一议题是一个初始性研究,存在诸多有待进一步思考与分析的问题,但公共对话本身所蕴含的巨大潜力,表明其将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校车安全条例(草案)》的政策议程分析——基于多源流模型的视角

校车安全问题何以进入决策者的视野是理解《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得以快速发布的关键。采用案例分析法,从多源流理论视角对校车安全的源流发展、焦点事件和政策行动者等方面进行整体分析,研究表明:校车安全政策议程是政策企业家在政策窗口开启之时推动问题、政策和政治三大源流汇合的结果。相比垃圾桶模型、触发机制模型和议程设置理论,多源流模型在本案例中更具解释力。同时,多源流模型面临中国情境,源流之间存在相关性,而非完全独立。拥有双重身份的政策企业家具有从政府机构中打开"政治窗口"的可能性,这为多源流模型的本土化应用与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考察的角度。最后,指出阻碍校车安全政策议程设置的主要因素包括,制度性利益表达通道不通畅、政府部门对焦点事件处理能力和水平不高、管理权限划分模糊。为此,应创建有效的制度性利益表达通道、积极关注媒体舆情,扩大问题来源、科学合理划分管理权限。这些问题及对策对于其他政策领域也具备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也是本研究对政策制定者的启迪所在。     

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领导权与价值秩序的建构

网络空间是一个不断生成的、流动的社会性空间,网络空间的社会性决定了它的意识形态性。由于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式微,多元价值之间的关系和结构发生错乱,从而导致价值失序的产生。为了维护网络空间的价值秩序,需要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在多元价值中的嵌入,并通过有效的对话和交流,达成价值共识,形成普遍意义的价值准则。同时,通过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全面建构网络空间中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注意力竞争的生成与反思：论政策议程中的注意力生产

在当今这样一个信息爆炸时代,缺少的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注意力决定了政策议程的开启,甚至等同于政策选择。当多元主体对政策系统同时施加影响争夺决策者的注意力时,就形成了注意力竞争的局面,政策议程设置就是竞争结果的体现。追溯历史可知,在现代社会很长一段时间,政策过程中的注意力是受支配的,直到进入20世纪后半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信息的广泛传播和快速扩散,注意力也高度分化且快速变化,更多的主题进入了政策议程。由于注意力竞争的现象出现,竞争成为政策议程设置的关键词,但是注意力竞争还不足以建构真实的政策问题,只有挖掘出注意力背后所体现的需求与意向,才能找准政策问题的实质,这时所需要的不是竞争而是合作。     

基层政府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问题与路径探析

农村群体性事件根植于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的时代背景下,是农村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各种矛盾和摩擦的突出体现和过激表现。基层政府作为事件的直接面对者与化解冲突的关键力量,在事件治理过程中反映出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缺失,公共权力行使方式的欠妥及公共治理能力建设的薄弱。基于此,基层政府可以尝试综合治理的路径,切实加强自身的机制建构与能力塑造,进而实现"标本兼治"。     

影响和制约乡镇政府行为的变量因素及其规制路径

乡镇政权扮演着国家利益的代理人和谋求自身利益的行动者的双重角色。自利性的冲动使得乡镇政府行为出现明显的选择性。在逐利性冲动与制度性约束之下,乡镇政府行为选择既受到包括乡镇政府的行政理念、行政目标取向、行为动机、行政能力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包括乡镇政府的体制机制、财政资源、乡村制度环境、传统乡土文化以及乡村社会的潜规则等客观因素的制约。要使乡镇政府在乡村治理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必须调适和规制乡镇政府行为。现实可行的路径应该是通过制度、文化与主体的多维建构来推进,即革新现行县乡体制,优化乡村制度环境;加快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建设现代治理型政府;化育现代农民,树立社会主义乡村新风。